“老兄，咱这村子里，你也是看着我张大的了。我在满河滩放牛的那一年，你就给张财主家拉长工；解放后搞互助组、合作化，咱们又都在一起，那时候我是年轻气盛，一心要领着大伙儿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后来我三起三落，这你也知道，哪次运动来都得整我。我一不嫖赌，二不贪污，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我替大伙儿说了几句老实话，可上边老说我右倾。后来呢，我也琢磨出一个道理：大伙儿赞成的干部，上头就不满意；要上头满意，就得让大伙儿吃点亏。这些年来，我也学会了挑担子，总得两头都顾到，那头顾不到，扁担就得打滑。有些事情我也思谋没啥道理，可我是个党员，水平又低，不照上头意思办能行？学大寨那年，你知道，我跟公社里的参观团去了一趟大寨，那人家搞的就是好，不承认不行。可我也算计了一下，就凭大寨种的那一把把玉米，那一把把谷子，要置那么多机器，修那么大工程也是妄想，还不是国家贴了钱。现时叫咱们学大寨，修梯田，国家又不贴钱，那就得凭咱们多吃点苦，多闹点副业挣钱。谁知道今年运动一来，我又差点挨了批，说是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这你也知道，咱队上的木匠、瓦匠、铁匠都收回来了，两挂大车白白停在车房门道，一边叫搞机械化，一边又不给钱，还不让人外出挣钱，机器又不白给，机械化咋化呢？今年，我看，别说机械化，就是工分价值算下来也没往年多了。你就一个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好歹都能凑和，在我这儿，全队二百多口人都张着嘴要吃，伸起手要穿，不叫大伙儿见点现钱，明年人家干活也就没心劲了。你就愁着一条狗，我这儿愁着二百多口人的嘴呢！”
薛队长激动地在炕上蹲起来，又说：“你瞧着吧！今年还过得去，到明年开春二三月你再看，这事那事就来了，大伙儿没劲干活，我总不能打着干？都是贫下中农，手心手背都连着肉，乡里乡党的，可我也思谋着，运动总是一股风，等这股风过去了，咱副业还得搞，不搞副业大伙儿吃毬？机械化也化不成。可咱不能碰到风头上，咱大处都顺着顾过来了，犯不着在小处拗了上头的意思。就说打狗吧，真是不抓西瓜尽抓芝麻的事，我也觉得没点意思，不过上头把这事已经提到纲上来了，说不打狗就等于窝藏了反革命，咱队上来的工作组组长又是县上的上相人物，那天统计了一下，咱队上一共有十三条狗，结果只打了十二条，叫工作组说咱这个先进队连打狗都贯彻不下去，还咋批判资本主义呢！说实在的，杨老兄，要是为你成全个女人的事，就是违反政策，或者天塌下来我作为一队之长，也要替你撑着，顶大不当这个求队长，就算咱兄弟一场。这条狗嘛，你就宰了算了，让上头满意，以后咱队上的事就好办了。他前脚走，你后脚就再养一头，你看咋样？”
杨善人先还没在心听，后来越听越真切，当提到他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来丧子的悲惨遭际，杨善人真是百感交集。他知道薛队长是极其同情他的，在他一生中遇难的各个关头，也出人头地的真诚帮助过他。如今为了一条狗，他能让薛队长为难？他低着头，在头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又伤心又决断地说：“老弟啊，我不能让你为难，你说的都是实情话，你明天就叫人来打吧，我自己下不了这个手。”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呆呆地坐在炕下的板凳上抽闷烟。黑眼圈的瘸腿狗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它的末日，仍然亲切地把头搁在杨善人的腿上。杨善人一面捂摸着它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脊背，一面回忆他多半个世纪风里来雨里去的坎坷经历。他也听说过凤翔城里的干部、教师、经商的、唱戏的，这些年来在运动中没少挨整，又亲眼见过薛队长这样的村里干部挨过批，但没想到最后闹得他这个扛了十几年长工的土巴庄稼汉也不得安身。他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变得毫无意思了。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瘸腿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他对眼下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眼前的这条狗又有什么作用？而且，这条狗的生命居然和全队人今后的生活有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
他抬起头环视这间毛草屋，想寻找一些父母、妻儿在世时留下的痕迹。就是这间毛草屋，从屋顶到地面，每一样东西都死一般地沉默着、灰暗着，唯独父母、妻儿都先后撒手人寰了，而留给自己的，只有一道深深的痕迹刻在他自己血淋淋的心上。眼前的这条瘸腿狗是他的一线希望，也使得他这十多年时间里还有劲头活下去，所以他对它只有感激。
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家门口听见坡口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踉踉跄跄跑到坡口时，打狗队的带红袖章的民兵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我们这伙娃娃们围着他的狗。狗展展地侧躺在坡口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露着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
杨善人垂着头站在狗的尸体面前，全身颤抖地嚎啕大哭。
……
几个月后，我们见到孤苦伶仃的杨善人一天比一天衰老了，不久，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料理生活的能力，全靠好心的邻居给端点吃的。
就在这年寒冬的最后一天，当薛队长顶着寒风，冒着鹅毛般的大雪又一次去看望他时，推开虚掩的门，他已经直挺挺地吊死在了毛草屋的木粱上。
村里人知道消息后，都纷纷来到毛草屋。薛队长对着大伙悲痛地说：“政治上不去，批孔哩！生产上不去，打狗哩！整了人不够，还要整畜生！要是杨善人的狗还在，他不会走这条路，或者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狗叫几声，也让咱们早点知道哩……”在场的人都哽咽了。
杨善人的葬礼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举行的。那天早晨，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飘着，恰似为他的仙逝披麻带孝。我跟随在长龙似的送葬队伍里，和村里的男女老少一样泣不成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