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香港之行。在南京解放前夕，唐鸿烈代表程潜去香港，通过黄绍竑的关系，与中共华南局乔冠华联系起义事宜。第二次是程要唐鸿烈陪李默庵去见乔冠华，促使李默庵和中共的联系。第三次是陪贾景德重返广州后，假道去香港向乔冠华汇报了起义准备情况，曾要求其电告解放军早日出兵湖南，以便配合策应。第四次是去催李默庵从速返长，但因病拖了时间，病稍愈始成行。第五次是护送家眷到香港，在港期间曾访黄绍竑，黄让其返经广州时策动广州的监察、立法委员去香港，参加以黄为首的共同宣言。接着，唐鸿烈第五次到了广州，策动工作刚刚开始，不料，当晚监察院长于右任派其秘书长密告于唐，说国防部军法局以唐迭往香港与共党联系并在长沙策动起义，通知监察院将其提交军法局审办。为防不测，他次日清晨便躲在亲友家里，不再露面，后经亲友代买一张四等船票，夜间化装潜回香港；这是第六次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了黄绍竑为首发表的联合宣言，宣布与反动政权断绝一切关系，也同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明令通缉的人物。1949年9月间，由香港经青岛回到北京。
六、山雨欲来
随着解放大军席卷北部半个中国的事实，眼看着国民党的日子一天少似一天，一天比一天难熬。南京政府是战是和？长江防线能防多久？武汉白长官真有回天之术？长沙城内，咬牙切齿者有之，惶惶不可终日者有之，提心吊胆者有之，暗中叫好者有之，真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有志的呐喊
唐生智到长沙后，像上次一样先住在二弟唐生彦的家里，后来才又搬到李觉家住了几天。唐生彦的女婿姚渐逵，是湖南省军管区少将督导专员，又是长沙在乡军官会会长，不仅在在乡军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是长沙和平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年初，就经常和在长沙的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以谋求出路。国民党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通讯处主任黄雍，与姚渐逵相熟，经常在一起，谈话也很投机，都认为，目前的形势要继续发展下去，在乡的中高级军官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往海外，二是向共产党靠拢。但黄说：“共产党有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是尽量争取。看来我们只有靠拢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3月的一天，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请姚渐逵吃饭，在座的有黄雍、王梦、王认曲、李骧骐等，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吃饭是个环境条件，目的仍是谈论大家当前最关心的出路问题。能坐到一块的人，一般情况意见会大体一致，即大家都认为向共产党靠拢是上策。但是，要靠拢共产党，得有点“见面礼”才好。目前，全省在乡军官由于自己被编遣而对现实不满，都有些牢骚，如能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加一引导，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研究结果，以原来的长沙在乡军官会为基础，组织起一个全省在乡军官会，黄雍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姚渐逵任副主任，其他几位任委员。
筹委会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他们先把上学宫街10号当作会址，每天派人四处走访广泛联络在乡军人。姚渐逵首先把先参加了长沙在乡军官会的会员尽量动员进来，同时写信给全省各地的在乡军官会，让他们派代表前来长沙参加全省在乡军官会成立大会。
正在筹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唐生智来到了长沙。姚渐逵等人认为，唐生智所倡导的“自救”运动，其宗旨和含义与他们的在乡军官会是一致的，于是姚渐逵利用亲戚关系，拜访了唐生智，把筹备成立全省在乡军官会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对他说：“我想回去和大家再商量商量，干脆也加上自救二字，就叫全省在乡军官自救会。过几天开成立大会，还要请您光临指导。”孟公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并给予支持。姚渐逵当时还考虑到如果陈明仁能在里面挂个名，对安全保障及今后开展工作，都会有很多好处。与是他把这些想法告诉黄雍后，黄雍也完全赞成。
5月1 4日，湖南省在乡军官自救会成立大会在上学宫街10号召开。会前由黄雍、王认曲以黄埔一期老同学的关系去邀请陈明仁，由王梦、李骧骐去邀唐生智。两人都应邀到会了。会上大家先请唐生智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抗战8年刚刚结束，内战又起，民不聊生，大家有目共睹。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我们湖南人民应该同心协力，团结自救，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孟公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一阵阵掌声。接着，大会请陈明仁讲话，陈笑笑说：“刚才孟公讲了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了。”黄雍马上提出请陈司令担任本会主任委员。黄雍话音一落，全体一致鼓掌赞成。陈明仁当时没有吭声；没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大家认为他这就是表态了，算是他默认了。大会还推举黄雍为副主任委员，王梦、李骧骐为秘书，王劲修为军官总队总队长，姚逵渐为副总队长。过了几天，陈明仁派人送个纸条来，要加派孙常钧为副主任委员。又过几日，陈明仁又差人给姚逵渐送来派令，正式任命姚为第1兵团少将高参。
全省在乡军官自救会成立以后，姚逵渐立即召集长沙市的在乡军官开会，讨论形势和自救问题，并把全市东、西、南、北、岳麓5个区的在乡军官分编为5个大队，以原有的区通讯员为大队长，对私有武器进行登记摸底；组织力量，准备在过渡时期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同时，湖南省在乡军官自救会发出宣言：
“贤明伟大的革命元勋程颂公领导本省三千万人民，并号召全国，为了发扬光大革命历史，毅然与中国共产党暨人民解放军携手并进。我们今后得早日参与人类的新生活，实令我们万分鼓舞奋发。我们对颂公的正确领导， 以及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绝对竭诚拥护与服膺。
“我们都是反革命政权下，被遗弃或自动放下武器的军人。我们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多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及国民革命北伐的战役出过力，全数在为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拼过命。我们的初衷，原是要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行三民主义，不料抗日胜利后，少数反革命的野心家，为了一己的权力之私，甘心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残民以逞。我们不愿国家与人民沦入万劫不复之境，均不愿做少数人升官发财残害人民的工具，才相率解甲归田。
“我们深深地知道，革命者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们过去曾盲目地从事假革命，白流了血汗，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也辜负了自己。现在于极端惭疚之余，今后愿本服膺三民主义的绝对信心，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导下，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昨死今生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全体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共同致力建设人民民主共和的新中国，谨此宣言。”
无声的合唱
一个旧制度的消亡，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必然会触及到很多人的灵魂，波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湖南的和平运动，当然也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靠几个人所能够完得成的。她牵动着千千万万根神经和千千万万颗湘江儿女的心。这中间，有多少人的辛劳，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倾尽所有，多少人的置生死度外，是默默的，是永远的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
有一对这样的夫妇。丈夫叫黄雍，妻子叫郑挹梅。黄雍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不会陌生，他就是前面说的湖南省在乡军官自救会的副主任委员。可是黄先生的太太郑挹梅，大多数人就可能没有听说过了，至于她为长沙起义做过什么或能做什么，不用问，更鲜为人知。
事情还得先从黄雍说起。1946年，黄雍被宣布退役，这对一位还只47岁的中将来说，退得好像早了一点。退役后，他在上海从事办学，因涉嫌赤化，学也办不成了。苦闷之时，他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这是1948年夏天，也就是程潜刚到长沙执掌湘政的时候。黄雍和陈明仁一样，当年先是程潜的学生，后到了黄埔一期当了蒋介石的学生。他和程潜师生情谊很深，和程身边那些“天子门生”的同窗关系也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回到湖南开展工作，那将是十分有利的。这年的秋天，他回到长沙。为了便于在社会各阶层活动，需要有个据点。他过去是南京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还是决定搞调查处的湖南分处。因这个机构的前身就是黄埔同学会。当他一透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得到在长沙的黄埔同学们的赞成。蒋伏生还在当着长沙警备司令，他立即叫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蒋肇周把这个职位让给黄雍。黄接任后，在上学宫街10号租了几间楼房，作为办公地点（这里后来还成了在乡军官自救会的办公室）。除原有的一个工作人员以外，他又把跟自己好多年的亲信周茂僧，安置在调查处作他的助手。不久，他把夫人郑挹梅和孩子也从上海接了回来。家安在北门外潘家坪11号。但黄雍本人主要在调查处住，天天忙于和长沙市各界人士来往，很少能回家。
1949年4月间，黄太太郑挹梅患病住院，一天黄昏，周茂僧到医院找她，说有一件事件，非要她马上出院才能办。她二话没说，便办了出院手续。原来，上海方面地下党组织；派来了三个人和一部电台。其中电台台长和译电员已经安顿好了，但报务员和电台的开设地点未能解决。经组织上再三考虑，决定要郑挹梅来负责掩护电台。郑挹梅随周茂僧乘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个地方，先见了报务员，原来是位20多岁的小伙子。周茂僧把他俩介绍一遍后，说：“今后，你们就以姐弟相称。”并要郑挹梅给小伙子重新起个名字。郑想了一下，就给他起名叫郑明。因为是姐弟了，姓得随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