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在国外操作起来很简单，因为著作权如何取得、怎样授权、权利金怎么谈、后面怎么回馈都很明确。像荷兰银行，他们要找荷兰最著名的艺术家梵高来做代言，很容易找到相关对口单位，权利和责任都一清二楚，所以案子操作得很成功。3个月之内发卡量增长3倍，他们把在中国台北那栋荷兰银行建筑的外立面整个用梵高的作品包起来，变成了一个地标。
按照国际惯例，杭州银行应该不是只发一张卡，后面应该有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荷兰银行除了用梵高作品把大楼包装起来以外，还会做信用卡的积分赠品，让大家用梵高的手表、梵高的棉被、梵高的杯子，让大家在刷卡的时候考虑刷荷兰银行梵高的卡。
银行靠刷卡来赚手续费以及利息，所以用卡的次数越多对银行越有利。另外，他们也会办一些和梵高相关的展览，把贵宾室用梵高的作品布置起来，让VIP客户进入银行贵宾室时用梵高的杯子喝茶，用梵高的笔记本记东西，甚至墙壁上的荧幕都在播放梵高的作品。还有一些银行在运用这些作品的时候，还衍生出其他的表现形式。
世界并不缺少美
在郭羿承看来，国内的博物馆让太多宝藏处于沉睡的状态。其实，每个博物馆都是一座等待挖掘的金矿。
大都会博物馆衍生品的收入跟门票差不多，将近两亿美金。甚至在纽约还开了七八个衍生品专卖店。现在国外的美术馆、博物馆也在通过商品把文化传递出去。
中华文化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在博物馆里，现在的博物馆、美术馆大部分都不收门票。我们在七八年前就和很多博物馆接触，那个时候博物馆对合作不太热衷，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个合作机会。因为只要把馆务处理好，门票收入就很多了。现在不一样了，财政补贴没有增加，但是门票不能收了，所以有很多博物馆希望学习国外博物馆的方式，把艺术授权商品作为收入来源之一。
博物馆一定要做好规划，否则会适得其反。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西安请我去考察文化产业的时候，他们特别带我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他们把场地租出去给旅游团卖那些到处都有的东西。商贩在里面卖100元，在外面只能卖10元，这让消费者有一种被宰的感觉。这在中国的博物馆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状——走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到处都有的东西，可能是丝绸、茶叶、蚕丝、贝、珍珠等，也有一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小商品，但都是不具当地特色的东西。
博物馆不只是一个金矿，更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重要产业。这个产业当然不只是商业价值，它甚至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形象。全世界这么多人来中国参观，他们带走的是什么？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愤怒？是中华的文化还是一堆制作粗糙的小商品？
从推动中华文化形象的角度来看，艺术授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它不在短时间之内有比较大的改善，可能会让中华文化走向坟墓。
每个角落都艺术
不光是博物馆，中国有太多宝物没被重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座宝藏。在艺术授权的参与下，更多的文化可以转化成商品，不但可以赚到钱，更能传播文化、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认为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作品。我在研究生活美学的过程中，对生活美学下了一个定义：生活美学是一个以美为核心的当代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商品所展现的充满美的生活形态与环境。我觉得以美为核心的当代艺术最后会成为一种生活形态。
将近100年前，美国罗斯福时代制造业遇到危机时，美国人就寻求转型增加其附加值。后来他们的很多企业提出了一个口号：美是提升企业销售的一把钥匙，这也是artkey的理念。美国人在100年前就想到运用artkey这把艺术的钥匙去让他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且他们成功了。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认清这个情况，也没有往这方面去走就会造成别人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吃人家的残羹冷炙。就像《功夫熊猫》火了，其中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但是《功夫熊猫》是外国的。我们要用它的版权去做衍生品，要付费给他们，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用好，我们再去拍一个什么“中国熊猫”已经没用了。
几年前，在中国香港举办了亚洲文化合作论坛。这是亚洲比较高规格的文化产业论坛，参会者都是亚洲各国文化部的部长、联合国的代表等。那年的主题是“城市品牌”，就是如何打造亚洲的城市品牌。我演讲时提出“城市美术馆”这个概念。城市美术馆不是在城市里面建一个美术馆，而是要让整个城市变成一个美术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你坐飞机从纽约到北京，当你上飞机的时候，发现飞机机舱里挂着齐白石的画；屏幕在没用的时候，播放的是齐白石的作品；翻开杂志，除了一些资讯介绍，还专门介绍了齐白石的艺术生涯。可能你本来对齐白石一点不了解，但是你坐上飞机以后，就对齐白石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不只这些，当你吃饭时，餐具的包装也都跟齐白石的作品有关，甚至免税商品里面可以买到你刚用过的物品。下飞机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飞机外墙都是齐白石的作品。到达北京的时候，打开手机，不再只是天气预报，而是一个彩信：欢迎来到齐白石的故乡。
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特别，马上转发给你的朋友，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就透过手机传开了。我们的城市美术馆就是让城市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
这个概念在国外一些地方正在实现，例如俄罗斯的地铁就像博物馆一样，车厢也会用艺术作品装点。中国很多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中国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传播会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中国不应该是争奇斗艳设计的实验场，我们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文化思维模式，把我们的文化注入正要建设的过程当中。
就是让艺术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但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艺术可以变成生活的一种基因时，才能真正地融入生活、影响人的思考，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把中华文化的复兴做起来。
在乎的是过程
郭羿承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从小就学绘画的他，知道只是创作别人创作过的形式不会成为大师，他一直在探寻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他认为过程其实也是艺术。所以他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在艺术授权上。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艺术，形成一种“艺活”的生活型态，这就是郭羿承过去及未来会持续创作的作品。
我从小画画，并不是为了想要卖画而画画，只是单纯地喜爱，觉得拿起画笔就会忘记吃饭。我做的所有事情大都是因为这样才会认真去做。成立这个公司做艺术授权也是一样。我在1995年办个人画展时，看到网络刚兴起，感觉它会带动新的产业。
办完画展后，我做了很多的衍生商品，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原来这就是艺术授权的方法，只是觉得把这个东西印在上面很好看，结果原作没卖出去几张，衍生品却全卖完了。因此，我觉得大部分人不见得要花很多钱去买一张原作，反而这些小东西对他来讲可能更有吸引力。这样，我就成立了artkey公司，想要帮其他艺术家也做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一发起这件事情，就有很多艺术家响应了，因为很多艺术家都跟我一样，觉得这件事情很好，而且我们也不会跟艺术家收半毛钱，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当初，我也不知道国外有这种模式，后来，了解到国外的艺术授权竟然有200多亿的市场。之后，我才写运营计划书，找风险投资。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不是商业，而是觉得别人的确需要，至于商业机制的加入只是让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顺畅。它源自于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感动后，希望让更多人感动的初衷。
对我来讲，画画是一个作品，经营artkey也是一件作品。当代艺术其实已经不是架上绘画的时代了，一个装置、一个影像都是作品，我只不过把这件作品做了十五六年罢了。
我很享受运营artkey这个过程，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会不会被人家接受，对我来讲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要有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作为国内艺术授权产业的先行者，郭羿承和artkey已经为中国的艺术传播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个过程甚至是一个知识产权的普及过程，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
从法律层面讲，著作物所有权跟著作权是分开的两种权利：买一张画或者收藏一张画的人就拥有著作物所有权；而著作权只要没有书面转让，永远都属于作者，一直到著作权保护截止。如果你花4亿买了一张齐白石的画，只要他的著作权期限还没过，你就不能自己去拿它复制。
一般著作权保护期限是50年，齐白石是1957年去世的，到2007年就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限了，而我们要取得的授权对象不仅仅是那张图。一般做授权包含了设计、市场推广、参展等一连串的服务，所以厂家愿意付几百万来取得这些授权，他们要的是完整的授权服务。所以著作权过了保护期限与否对我们影响并不是很大。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很好，但他不一定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做成衍生品，这类艺术家我们通常会慎重开发。还有一些艺术家担心，艺术授权会让一件艺术作品显得商业化，会降低作品的艺术价值。过去我们也没有例证可以说服他们，现在这个例证已经出来了：齐白石的作品已经成功运用到很多商品之中，可这些艺术授权并没有影响到齐白石的艺术价值。
很多学者专家对文化产业做了非常深刻的论述，我自认为用八个字可以说明：用文化帮产业升级。就像资讯产业，它不只是卖电脑、手机，而是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文化产业也不只是卖卖画、卖卖衍生品，而是用文化去帮助产业增值。
我们从2000年以来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和中国社科院的张晓明主编、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以及北大、清华等很多学校的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并推动这件事。
艺术授权和知识产权息息相关，但是现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弱，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刻能解决的。就像我说的，成为大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既然解决知识产权不是我们一己之力能处理的，那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美传播，让大家去传播美就足够了。
国内制造业升值会遇到很多情况，而我们必须去协助他们处理这件事情，最终让他们获得成功。现在，我们的团队有学艺术类、财务类、营销类、法律类等复合型人才，靠着这个团队的智能，我们会想到很多好方法。
我们把团队成员、投资人、客户、媒体聚在一起参与创作。这就是创作的一个历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许就会展现出一些作品的内容。同样，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这个作品的完成度就会趋于成熟。至于什么时候是结束点，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