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向京，夫妻雕塑家，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曾携手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后共同创建X+Q雕塑工作室，并创立知名艺术品牌“稀奇”。被誉为艺术界的神“雕”侠侣。
蔡小川，摄。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市场的需要。发展当然是重要的，但在发展中寻求一种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会有意识地让自己慢下来。
我希望在品牌创立初期，大家一起从无到有慢慢成长，经过创作碰壁，经过品牌转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慢慢增加对稀奇品牌价值的认同感。
如果有一份工作要去做，就应该全力以赴。人生只有一次，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你一定要去实践，一定要去做。
很多人把商业理解成生意，可我始终觉得商业和生意是两码事。生意是更加私利的，甚至里面包含了很多权力和货币的交换；而商业更需要真的把一个产品做好、做足，有人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打动人，这是内心的欲望和力量。
瞿广慈：不允许不完美
一个品牌的创意不是最重要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品牌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金钱，而是走出小圈子，最终使大众能够接触到产品。
我的品牌是逐步被推动的。刚开始我想开“天堂”工作室没成功，然后正好银泰的老板来找我，看到了我们的东西，一下被墙上的一堆天使吸引了，说这东西太好了。然后，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我们‘稀奇’VIP的NO.1。”她就跟我说，你就干脆到我们银泰店来吧。
既然人家这么慷慨，我当然要答应了。我开玩笑地说，那得给我好的位置，她让我随便挑。我觉得楼上太贵了，到地下就行。原先我想有三四十平方米就可以，结果她给了我六十多平方米，而且位置也好，是那里人气最旺的地儿。
这样就更不能辜负人家的期待，所以更要认真地工作。我发现只卖天使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就逼着自己上了这条船。我当时也想不出叫什么名字，也不希望只是冠我和向京的名字。向京的弟弟文字功底特别强，有一天他说叫“稀奇”吧，X是向京，Q就是瞿广慈，我觉得这名字很响亮也很酷，就同意了。
在“天堂”工作室的想法破灭后，我又想做一个天使的专卖店，名字都起好了，叫“天堂”。我特别想把它做成像苹果的旗舰店那样梦幻的感觉：一进去就全部是通透的白色的光，然后把天使挂在那儿，地上、顶上、周围都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概念一定会让人产生购买的冲动。
2010年，我在香港艺术中心办个展，在那里做了很多天使。因为我觉得香港这个城市很特别，它自有其独特的文化，并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对内地来说，香港是一个打开西方市场的窗口，通过香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一些东西；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他们也可以通过香港了解中国。
因此，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把那些天使做成各种颜色，男天使和女天使都不一样。向京喜欢吃冰淇淋，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发现冰淇淋有很多颜色和口味，挑的时候每个都特别喜欢。所以在做女天使的粉色系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意大利的冰淇淋。
当时把艳丽的男天使和粉色系的女天使挂在香港艺术中心的墙上时，连卡佛的主管恰巧路过。他们觉得这东西太有意思了，问我能不能放到他们那里卖，我说当然可以了。我实际上并不知道连卡佛把天使们放在哪里，还以为只是放在衣服那一块，后来发现连卡佛有一个特别棒的家品旗舰店。
后来，我们在香港主要是跟连卡佛合作。他们的渠道很好，而且他们把控市场的水平很高。任何一个产品，必须要尽善尽美，一点瑕疵都不能有。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后来那么成功。在那之前去香港的时候看到连卡佛的橱窗，我觉得真好，真希望我的天使能够挂在那儿，但那时我还不敢想。过了3个月之后，我所有的东西全部挂在那里了——在连卡佛，如果东西卖得不好，马上会被退货。市场证明了我的产品，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简单到极致
瞿广慈希望自己的作品变成一个礼物，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温暖的语言，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品。正是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不会满足于做一个艺术家，同时也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商人。
礼物这个概念包含了太多这个时代的感性故事。如果有一天你的东西在人们之间传递的时候，那种自豪感比放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要来得强烈。Made in China好像是一个不好的词，因为在整个价值的流动过程中，我们始终是一个被输入者。我们会发现，电视、杂志所有最好的广告、最好的版面、最好的品质都是国外的。我是一个学习者，只不过我学习了之后，最后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是以中国艺术家的语言转化出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完成了一个价值输出的过程。
很多人崇尚买外国的品牌，认为进口的产品都是最好的，其实我们的东西做得也不错，但是为什么要冠一个西方的名字才可以卖得更好呢？就是因为我们脑子已经被洗过，知道国外的东西是好的，我们的东西是不好的。
刚开始，我想做一些类似西班牙雅致品牌的东西。雅致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最经典的一种雕塑模式，作品全部是陶瓷做的。雅致也是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的东西，但有时候也把克里姆特的绘画做成雕塑。雅致卖得很贵，有的甚至能卖到几十万。他们有十几个设计师，每年只做几个产品。
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情感故事打包成这样的东西，做成礼物的概念，但很多人认为我要把它做成一个艺术衍生品，而我一直在强调自己要做一个艺术礼物。我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是礼物，一首歌是一个礼物，一篇文章、一首诗是一个礼物，一个LV的包也是礼物。
礼物里面包含了非常强大的文化传递和情感传递。比如，我在中学时的同学，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突然来到我面前，我会非常感动，他的出现就是一个礼物。
贾樟柯拍的《站台》，整部电影全是80年代、90年代的流行歌曲贯穿的。过了十几年之后，我们一听这些歌曲就能想到年轻的状态，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礼物是连接你我之间的情感，“稀奇”是连接你我之间的情感。我目前想做的就是突破艺术的局限。
我曾经给爱马仕走过秀，所以跟爱马仕的一些主管关系也很好。我把自己做的丝巾给他们看，问他们哪些方面可以改进。一些包——甚至那种有点女气的，我都会先背一段时间，因为这种切身的体会是最重要的。爱马仕做了100年，真的是兢兢业业，他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一个简单的物质已经转化成了精神。
再小的事情，也要用全部的心
就像认为艺术不必高高在上一样，瞿广慈也不认为高端礼物必须高高在上，所以他看上了不起眼的iPhone和iPad的保护套。当然，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在他那里也必须有最高端的品质。
任何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密码：如果你今天背了一个爱马仕的包，我也背了一个爱马仕的包，我们碰到一起，就会互相问怎么买到的，在哪儿买的。这就是品牌密码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希望我们也有一种密码：当你背着我的包，别人也背这个品牌的包的时候，你会知道对方是对艺术、对文化、对中国的民族产业感兴趣的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东西卖的不贵，因为我把它定在年轻人也买得起的价位上。但是，我卖的最便宜的产品成本却是最高的，因为那些产品的成功率只有27%。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它呢？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是未来，如果我不能吸引、感动他们，他们就不可能对这个品牌有足够的忠诚度。
我当时特别想做iPhone的手机套，就与我们的主管李冬莉一起去东莞考察。我一直以为东莞是个很小的地方，到了才知道特别大，很多地方不通车，得坐蹦蹦车才能去。一天下来，我们挺绝望的，觉得离我们想要的东西实在太远了——能够帮我们做的品质不怎么样，品质好的又只做外单。
东莞给了我很多震惊，不管是设计师、艺术家还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去第一线体验一下，那样就会看到因为大量的企业都在做海外订单，所以我们自己的品牌加工很受影响。走到很多偏僻的地方，能看到一些厂房已经萧条，可能国外撤单了，这厂子一下就没了吧。
后来，冬莉给一个厂子打了电话，那个老板说会一直等着我们去看。然后，我们打车过去。老板叫张波，从一个打工仔一步一步干到老板。那个厂子特别好，怎么也得上千万的资产。
他马上给我看他们的产品，告诉我很多细节。我觉得他人很踏实，话也不多。我还开玩笑对他说：“我一年能卖掉500件已经非常满意了。”张厂长很自信地说：“不会的，怎么也得卖1000件吧！”之后，我们签订了合同。
我还打算做iPad保护套，这是我内心对乔布斯的致敬。我很早就喜欢苹果的东西，我认为用苹果电脑的人是我的目标客户。他们对品质有要求，往往是一些很时尚、对设计有要求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跟我是同类人。
理想的种子，现实的土壤
品牌不是简单地策划或者拍脑袋想出来的，瞿广慈对于品质的坚持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比如他对工厂乃至运输环节都极为挑剔。而所有的挑剔只为一个目标：保持和提升品牌的口碑。
刚开始，我们在银泰办展览，当天晚上就卖了好多东西。当时有个VIP晚宴，来了好多名人，有宋丹丹、姚谦、张兰等，还有很多出版界的大佬。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其中的一些产品质量不太好，我就赶紧赶过去看。原来做了第一批产品后，厂长省略了中间的一些步骤，这样，品质和气质完全不一样了。我看完以后，决定所有的东西必须退货，模具要重新做，厂里要排生产线，所以那次搞得我们特别被动。
当时正好孙俪结婚，冯小刚要买一个“我看到了幸福”的雕塑送给她。我就让产品总监赶制一件，而且要坐飞机拿过来。因为我已经答应冯小刚了，万一运送过程中坏了，人家一打开，那是非常糟糕的结果。经过这两件事情，我感觉一定要把产品做精，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