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不是培养革命者的学校，但是，在客观上又并非不能孕育革命家的学校。在当时，在主观上以传播革命种子为目标的学校，在国内可以说还没有。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在正规学校学习时间最长的学校，其修业时间达6年。这6年中，是李大钊其后成为学问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准备时期。其积极影响方面是主要的。自然，由于这所学校的性质以及整个教育方针的作用，他不可免地也受到些消极影响。
在北洋法政学校，李大钊进一步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与工作能力。这个学校，由于它力求接近京师大学堂的培养要求，所以，在课程上是极其繁重的。正科的课程，设有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说、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每周课业达36小时。学生刚入学即有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第一学年每周12小时，第二学年9小时，第三学年6小时。课业之重，训练之严，于此可见！李大钊就是在这艰苦的6年中，为一生的学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使李大钊确立了终生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研究“政理”，研究社会政治学说。经过这个阶段的系统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李大钊的这种“志趣”，是使他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动力。
李大钊“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终于使他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站在最前列，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学生运动的领袖，接受了中国最早现代政治运动的一次洗礼。
1905年7月，清王朝迫于形势决定派五大臣“分赴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表示，将“仿行宪政”。清王朝这一决定，是清末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影响最大的决定。“仿行宪政”，其核心内容自然是以国会政治（责任内阁）为中心，用它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千年痼疾：君主个人的专制独裁。对清王朝这种许诺抱有热情幻想的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士绅和知识界，以直隶、江苏为中坚和先导，以孙洪伊、张謇、汤化龙等为领袖，迅即在全国兴起了请求早开国会的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他们发动了20万人签名。第二次请愿，他们发动了30万人签名。第三次请愿，他们拟发动250万人签名，仍由孙洪伊率领，到北京“伏阙上书”。在请愿中，参与者们痛陈民族危机，谓非如此，中国决不能自保和自救。从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兴起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治结社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及其所在的北洋法政学校学生，勇敢地响应了这场运动，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
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近代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可歌可泣的悲壮性。他们炽烈的爱国救国热情，使他们不惜以血肉之躯甚至生命来激励国人和警醒当道。在当时的集会上，李大钊的同学秦广礼当场断指，写血书誓志。另一同学孙可君当场断肘，以明爱国轻生死的壮烈情怀。当时会场上鲜血溅地，哭声震天，李大钊的心和这些热血青年的心紧紧地跳在一起。据李大钊回忆，“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都以泪相见。”“那种悲惨激昂的情景，我终身不能忘！”
清王朝对于当时兴起的请求“早开国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采取软化与镇压的两种方针。对于第一、二次请愿，清王朝都肯定其爱国救国愿望，并将预备立宪的年限从20年缩短到9年，又缩短到6年，以示一再让步，但到发动第三次请愿时，清王朝终于“翻脸”，采取了强行解散遣返等压制、取缔措施。李大钊与北洋法政学校学生不能容忍清王朝这种倒行逆施，就愤而起来再次请愿。据李大钊回忆，1908年“各省人民都起来要求开国会，运动很激烈，清廷不得已允人民要求。”当时北洋法政学校的学生即“参入要求开国会”的运动。到1910年，“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开会，外患有安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起学生。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运动。”北洋法政学校学生10月17日谈到清廷禁止再作请愿的诛谕，18日即一律停课，互商进行办法。19日晨集合全体及东北学界代表，共数千人齐赴直隶督署，要求直督即日电奏，请于明年即速开国会。总督陈夔龙同意代奏。当晚，清廷答复不准其请，并声称“尚有聚众要求，则是藉国会为名，意存扰乱”，就要“严办”。又令各学校监督，“转饬学生，一律上课。”学生没有屈服，21日晨又集会研究办法。直隶总督和天津道当局，就决定派军警卫队。包围学校，进行镇压。在险恶严峻的形势下，李大钊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地准备应付事变。幸得当时主张和平解决力量的从中宽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惨剧。
李大钊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经历，对他其后政治上的成长发生了深刻影响。在这场爱国的政治运动中，李大钊受到一次领导群众运动的锻炼和反抗反动暴力镇压的严峻考验，使他在其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始终成为其领袖和指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