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亮主席宴请过我之后，我就平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就在这时候，被审查的廖华出来了，自由了。据说从廖华身上什么口供也弄不到，反贪干部就改变了策略，干脆将她放出来。另一方面，却是在抓紧查找证据，企图从另外的线索中揭开他们狼狈为奸的事实。这也许是反贪斗士的一种策略——欲擒故纵。
人，就是怪，当对待一个陌生人的功过是非时，你很自然地会以理智的头脑和规范的道德标准去鉴别他的好坏优劣；但是，如果你与当事人有了诸多的交往和感性的渗透，事情就复杂起来，困惑起来，不好决断起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难断的是非，只有难断的情义”。因为摆在面前的事情并不复杂……也许就是这种缘故，最近反贪干部又与我接触时，我就不自觉地有了一种淡然，不想说话，赖得说话，尽管心中并非无话。因为我萌生一种想法，想与潜仁保持距离，不想过问甚至知道他的或是与他有关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我不想以我的见解左右潜仁的是非曲直。我只是想以一种中庸之道应付来自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倾斜与平衡、谬误和中肯；以没有态度的态度，以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众说纷纭、碰撞争端、磨合融汇、求同存异。最后如何裁决，如何结论，我不应该管它，更不应该评论它。就是说，任别人去弄吧，弄成啥就是啥，这事与我俞阳没有关系。之所以使我有一种如此的“飞跃”，也是我有了一种自知之明：
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我毕定人微言轻，我也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有时悲观时常有这种想法），左右不了潜仁。既然这样，我何以再卷入那种徒劳的无效打斗中呢。
可是，烦心的事并没有因为我想躲避，我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会成全我的意愿。这些天，市政府大门接连被堵，围堵大门的农民强烈要求，赔偿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白布上黑墨书写的要求惩办侵吞农民土地的官员的横幅，就正面对视着政府办公大楼，你能说不认识那方块汉字吗？群情激昂地呼喊着要见市长讨说法的强烈冲击波！又怎能使我掩而不闻呢？
本来，Q市负责分工信访工作的是市委那边，信访局就归市委管，主管信访的人物是维纲副书记。眼下维书记外出考察20天了。据说凡是春秋两季，他基本上都要出去一趟，在外边游上20余天。有那有心人做过记录，这些时候他大多在风景区和名胜集中的地方考察。有人说维书记是旅行家，他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是爱好考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原始部落、天然风光之类的东西。实际上，维纲的这种爱好，一般的人也都有，只是有没有条件去实现。就好像说某某人爱住有小桥流水、有广阔草坪的优雅环境的别墅一样，哪个人不愿意、不爱住这样的房舍啊？
对于维书记，我早已不把他的在家或不在家当回事了。即使他在家，遇上这事，有人汇报到他那，他也只是批几个字，那批语多是：请某某副市长现场办公，处理好此事。或是请某某局长做好上访人的工作。或是请某某主任在政策许可情况下予以解决问题，一定不能让事态扩大等等模式化的套话。所以说他在家不在家是一个样的，他是从来不亲自去处理上访事宜的。至于针对上访群众怎么来处理上访的问题，他是从不写具体办法的，只是那几句放之四海皆可套用的玩艺儿。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甚至他根本就不去想这事。可是，眼前我不想这事不行，我不处理这事不行。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人民公仆——政府官员这样冷淡怠慢上访的农民兄弟。我也无心批示什么由政法委负责指示有关乡镇，采用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套路，疏导围堵政府大门的上访农民。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一直被沿用着，他的问题实质是，能当家作主的人不亲自过问，亲自处理问题，只是叫当不了家做不了主的干部到现场“表演”，然后再将询问的情况转告当家人，当家人再做下一步的推诿扯皮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下一步；或者接待农民信访的干部根本就不再往上汇报，只是哄哄骗骗将聚集起来的农民弄散弄走了事。他们知道，上访的农民聚集起来进城也不容易，那是有代价、有成本的，是要花点钱的。一般的说，被哄骗走的农民，也就不再来第二次了，即使来了第二次，也很少来第三次的。他们赔不起钱，也赔不起时间。不过，这一拨农民不来了，另一拨农民又来了。因为存在土地问题的农民，决不是一方一村一户。这也是因为Q市这么多年中开发的力度太大，占耕地过多，而做法又不大规范的原故吧。
信访局长和秘书长已走进我的办公室。尽管我知道他们要汇报的土地问题与潜仁有关，我本不打算过问有关潜仁的问题。但是，眼下我却又改变了主张，还是要亲自过问这种事的，因为它已不是小事，更不是能躲得过的事。
信访局长告诉我，这一拨农民上访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的问题属遗留的老问题了。这些问题在我没来Q市任职以前，就上过市委常委扩大会，扩大会上也是吵吵一番，争论一番，最后也没个明朗的意见。所以一直拖延至今，信访局长特别强调，是最近媒体上报道了国家重要领导人对信访工作的重视和批示，这些长期上访无果，已泄了气的农民，方又有了一种动力，推起了眼下的上访高潮。
是的，当我读到中央领导对信访工作的批示时，也颇为感动。我很赞成国家领导人的英明见解，那批示中有两点使我一直铭记心中：有80%的信访是有道理的，信访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有80%的信访中的应该解决的问题，地方上是有能力也有条件解决的……可是，这些应该解决又能解决的问题何以不去解决？何以让农民遭受的冤屈和损害长此下去？有权的官员却置若罔闻？我对了对号，发生在Q市的上访问题，决不在国家领导人判断的范围之外，要害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干部。像Q市，主管信访工作的最高官员是维纲副书记，这样的干部啥时间想过对平民百姓负责任。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仕途，只是能掌握自己仕途命运的那些大官，他只对那些手握权力的人物负责。维纲这类人物，最懂得的学问就是怎么做官，怎么把官做得稳，做得大。所以他的工作和为人原则是：只唯上，不管下；宁可得罪千万百姓，不可慢怠一位官员，特别是那些身处要害位置的官员。这就是维纲的做官哲学，问题严重就严重到这世上并非只有Q市的一个维纲。在Q省，乃至全国，是有难以数计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维纲的。所以就使本来80%的能解决的上访问题，成为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以至于弄得怨声载道，积重难返了。
信访局长陈述的其中一个涉及潜仁的问题，使我再一次地觉察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Q市北侧，好几年前就规划的高科农业园区里，那时还在福市的潜仁，就以他的战略眼光和超群气魄，一举拿下了2000亩土地，挂出了“潜村人高科农业开发园区”的牌子。不久后，就更名为“中国索菲丽亚生物花卉有限公司”。潜仁之所以一下能弄走这么多土地，当然还因为他与政府上上下下管事的人物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不然，他个潜仁怎么能一下子弄到手这么多土地，况且潜仁当时并非有钱的开发商，他的身份应该是半官半商那一类的。也许正因为这种身份，使他在这方天地办起事来如鱼得水。那时候能拿到这类开发区的土地，条件是极优惠的。因为政府看重的不是土地的出让金，也就是说政府不在乎让给开发商的土地能回报多少钱，而是希望开发商拿到土地以后，能积极投资，在这方田园开发高科技农业。高科技农业一旦开发的上了规模，成了气候，财源就随之滚滚而来。在当时主张并决策搞这么个开发区的领导与专家的心中，对这里未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期望值可谓高得要命。那时有的领导甚至说，只要把商机引来，我们的土地白送人家又有何妨。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嘛！搞开发就得用大手笔，有大气魄，哪里能还是那种小农意识，小打小弄，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