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先进、机动性强，外加将领指挥有方，胜利最终属于皇甫嵩是不难判断的。但预测归预测，结果还是要以事实说话的。很快，战斗开始了。对广宗的黄巾军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一个回合的战斗。在这场事关双方命运的决战中，战况十分惨烈，双方很快进入缠斗状态。所谓缠斗，就是死死缠在一起苦苦相斗，没有结果就不算完。
双方从拂晓打到黄昏，没有休息，没有吃饭。这种情况对官兵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以骑兵为主，不怕；而对黄巾军而言，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是以步兵为主，这种打法能让人崩溃。别说是让你一整天跑来跑去、舞枪弄棒，就是让你连续不断地做一天广播体操你也会觉得累啊。所以，张梁的部队最终溃不成军，包括他本人在内，被杀被俘的竟然有三万人，还有五万人走投无路，淹死了。
皇甫嵩接了来的目标是下曲阳（今河北晋州）的地公将军张宝。虽然张宝也有十万大军，但双方的交战过程实在无料可写，那就直接说结果吧：十一月，张宝重蹈其兄长的覆辙，全军覆没。自此，由张角领衔主演的这场武斗大戏终于以悲剧性的结尾落幕了。
张角被解决了，皇帝大人的伤也好了。伤好了，也就忘了疼了。接下来是该干啥还干啥！以前我说过，汉灵帝刘宏是个千年难遇的极品昏君，除了享乐，几乎什么都不会。事实上我说错了，汉灵帝至少还有一门技术特长——理财。当然，是为自己理财。鉴于这次镇压黄巾军花销太大，国库的开销自不用说，汉灵帝连私房钱都掏出来了，实在叫他肉疼不已，于是汉灵帝决定堤内损失堤外补。怎么补？还是皇帝的“爹妈”点子多，他们抠破头皮终于为儿皇帝想到一个金点子：加田租。虽然一亩地只加十钱，但积少成多啊。据资料显示，西汉时期全国的土地有五亿七千多万亩，东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应该高于此数，因此，汉灵帝此举就可轻松入账五十多亿钱。这显然是个馊主意，但皇帝才不管这些，只要他认可就必须执行。他真是想钱想疯了，但更疯狂的还在后头。
中平二年二月，洛阳南宫的云台门和乐成门发生了火灾。汉灵帝意识到敛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下诏征用天下的奇花异草、怪石古木搞灾后重建。当然皇帝大人也不是白拿，是要付费的。
既然是皇帝大人发出号召，那就执行吧。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层层分解，最终落实到广大州郡父母官的头上。但等他们千辛万苦地把东西运到京城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来，负责验货的质检员是黄门常侍（宦官），这些人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质量的要求也极其严格，凡是地方上送上门的东西，基本都会被判为不合格产品。既然是等外品，地方官就要以一折的价格出售给他们。如果不够，地方官要么自己跑回老家重新采购，要么花高价把这些等外品再重新买回去。你不卖还不行，这里是皇宫禁地，不兴公平交易，也没人维护市场经营次序。地方官明知道自己被宦官们当猴子耍了，也毫无办法，谁让这些人是皇帝的亲信呢。
对皇帝而言，低买高卖，实行循环经济，这笔买卖实在赚大发了，借此一项，汉灵帝就可跻身商界名家的行列，供后人敬仰膜拜。
汉灵帝对金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不久，他又积极开动脑筋，把触角伸向了各级公务员——卖官。前文讲过早在黄巾起义爆发前的178年他就搞过西园卖官。后来，黄巾起义爆发后，卖官事业被迫暂停。等张角挂掉了，汉灵帝的手头又紧了起来，第二次西园卖官也就正式启动了。
当然，这次他变了点花样，不再叫卖官，而是换了一个马甲叫募捐。当时的朝廷规定，不管是高档次的州刺史、太守，还是低档的孝廉、茂才（秀才），凡是还想当公务员的一律先赞助一笔诚意金，美其名曰修宫款和助军款。
顾名思义，修宫款和助军款是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国防建设，人人有责，这两项收费冠冕堂皇，叫你找不到不给的理由。当然，最后是不是专款专用，那只有鬼才知道了。
捐款的具体行情和到菜市买菜差不多——品相好的，贵点；品相差的，便宜点。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好一点的太守职位也就是二三千万钱的样子，当然，这只是参考价，至于最终的成交价，有意者可以和皇帝的经纪人（宦官）联系，价格是可以商量的，精明一点的还可以砍价。
到后来，皇帝的胃口越来越大，就规定所有的岗位都必须经过赞助才能赴任，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太守、县令，概莫能外。
天王老子都不认，我刘宏只认孔方兄！当然，如果你说我拿不出这笔钱，不想干，怎么办？皇帝的回答很简单：“不行，老子赏给你的官帽，你想丢就丢啊？必须干，不干也得干！”
天下还有强迫人家当官的啊？有，不当是不行的，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既然皇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接到任命的人只好上任，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不要紧，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再从百姓那拿就是了。皇帝让你当官发财都不干，那是大傻蛋。
众所周知，东汉卖官最出名的非刘宏莫属，但在众多买主中最出名的是谁呢？我知道你想说谁，但我要告诉你，那人不是曹操的爹——尽管他是最大方的买主——而是崔烈。
说起崔烈，在历史上是大大地有名。此君的名气既不是因为学问做得好，也不是因为公务员当得好，更不是因为沙场立功。他的名气是和一个热词紧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铜臭。
崔烈本没啥恶名，但自从买官以后，一下子声名大噪，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呕像”——呕吐的对象。
崔烈，冀州名人，出生于晋州望族之家，本人先后当过太守、部长（九卿）。按说能混到部级高官也算是事业有成了，该知足了，但该同志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要向着更高的人生目标——司徒冲刺！
崔烈有理想、有追求，不过，他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还面临着一道坎——金钱。前面说过，在汉灵帝手里混，光有能力和关系是不行的，还得有钱。后来的事实证明，崔烈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实干家，当然是为自己真抓实干。
按当时的价钱，当司徒的价码是一千万钱，由于买主踊跃，市场上竞争激烈，三公的职位一直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崔烈是士人，但他不傻也不痴，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不等不靠，自己积极想办法找门路。找来找去，他终于通过汉灵帝的奶妈程夫人让皇帝答应以五折的友情价将司徒的位子卖给他。在正式上任那天，汉灵帝还亲自为他主持了任命仪式。
汉朝聘用三公叫“拜”，光凭这个字，就表明这一职位十分受人尊重，事实也是如此。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排场，而贵为总理的三公就职典礼更不能马虎。比如皇帝拜张三为三公，不是随随便便发个通知、贴个通告就行了，而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并且召集全国县处级（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参加。这些县处级干部统统要向张三下拜行礼，并做一番自我介绍，说一番多多关照之类的场面话，大家就算相互认识了（其实人太多，一一认识是不可能的了，过目即忘倒是很正常）。然后由侍御史（监察官）向张三颁发聘书、公章（印绶）。这时，张三还不能直接伸手去接，他必须玩谦虚，假意推辞（礼让）三次，然后才能装作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一套冗长的三公就职大典才算完成。
就职典礼搞得隆重，三公平时也是极受礼遇的。文武百官见到他们，要向他们下拜行礼，即使是皇帝大人见到他们，也要给足面子：如果皇帝是坐着的需要起身，双方互致问候；如果碰见时皇帝大人坐在车里，他还要亲自下车，与他们拉拉家常、套套近乎。三公活得如此风光，实在是很拉风。
当然，三公也有不风光的时候，比如，带兵打仗前晋见皇帝时，就要由皇帝的特种警卫——虎贲卫士手拿兵器（戟）交叉架在脖子上才能朝见皇上。这一仪式相当于是给你一顿杀威棒：“小子，手头有兵了，规矩点，不然老子随时废了你。”如此搞法活像押犯人，相当凶悍，以至于后来牛气冲天的曹操在许县享受如此待遇晋见汉献帝后，也吓得虚汗淋漓，发誓再也不去那个鬼地方了。
就在崔烈上任不久，汉灵帝就有些懊悔地对左右亲信说：“可惜啊，这么紧俏的位子，真是后悔自己没有再稍微卡紧一点，至少可以卖出一千万的好价钱！”
也难怪，一千万钱的东西只卖了五百万钱，任谁都会觉这笔生意亏。可程夫人却有点生气了，她对皇帝说：“哎呀，人家崔烈是冀州的社会名流，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掏腰包，你还不满意啊？”
被汉灵帝这个大嘴巴一宣传，原本是暗箱操作的事情，如今弄得人尽皆知，崔烈的无形资产（名誉）立即应声下挫。崔烈是个好面子的人，对于外人对自己的评论还是很在意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忍不住问儿子崔钧：“我终于做了总理（三公），外面的群众有什么看法啊？”
“父亲大人啊，你以前在群众中口碑不错（少有英称），现在你当上了总理，全天下的人都感到失望啊？”
“为啥？”
儿子快人快语，回答得十分经典，差点没把他肚子气破：“大家都说有股铜臭味！”于是，“铜臭”一词由此流传下来，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大家可不要忘记崔烈先生的功劳啊。
连儿子都拿自己开涮，深感做人失败的崔烈恼羞成怒，再也不顾忌什么总理形象了，操起大棒子就要打儿子。但崔钧好歹也是副部级的武官——虎贲中郎将，主管虎贲郎，所以，父亲大人搞棍棒教育，他虽不敢还手，但跑还是会的。而崔先生长时间坐机关，身体素质本就不好，当然跑不过部队上的人。
打不到儿子的崔烈更加生气：“死鬼，老子打你几下都要跑，你还有孝心没有？”
崔钧的回答更绝：“父亲大人啊，你若用小棍子打我，好说；你搬出这么个大家伙来对付我，我只好跑了，那也是为了成全你的名声啊？”
崔烈是社会名士，会书法、会写诗，但办理政务却是一塌糊涂，属于典型的高分低能型选手。当时皇帝的一大心病就是凉州兵乱，这一问题反反复复，延续了八十来年，虽然西羌人并没有夺取刘家江山的打算，但老是被人家拿钝刀子戳来戳去的也是很烦的。
一日，皇帝大人将这一难题抛给众位大臣，要他们提出点建设性意见。作为总理级别高官的崔烈也发表了自己的高见：“既然凉州爱兵乱，放弃凉州就没事儿了，国家也和平了，社会也和谐了，百姓也幸福了，领导也放心了，士兵也不打败仗了。总之，大家都有好心情了！”一语惊四座！其他人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立刻将崔烈骂得体无完肤，崔烈也算狠狠地出了一回风头。
后来，崔烈改任太尉，但好景不长，被曹操他爹活生生地挤了下去。
后来，董卓进京时，这位崔先生倒是一心想为董卓大人奉献余热，但是董卓对他这位大名人似乎很不感冒，因为他发现崔先生的儿子崔钧在外地怂恿袁绍起兵讨伐他。于是，董卓当即决定请崔先生吃牢饭。
董卓倒台后，崔先生重获光明，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当上了首都城防司令（城门校尉）。但好景不长，还没等崔先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大展宏图，董卓的徒子徒孙李傕等人又打进京师，开始反攻倒算，于是，崔先生这个手上没兵的光杆司令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生也罢，死也罢，好歹出名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是结束了。
崔烈是官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好那一口的，比如洛阳人司马直。他接到就任巨鹿郡太守的通知后，还没等他和亲朋好友庆祝一番，马上就被告知必须友情赞助一笔修宫款和助军款。考虑到司马直的经济实力有限，皇帝的“经纪人”——宦官也特别体贴地开出了一个友情价——原价两千万钱的位子，只要他出三百万钱就可以走马上任了。这么实惠的价格，换一般人想都不要想。可三百万钱对于司马直来说也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上哪儿找去？就是当了裤子也拿不出啊！于是，宦官很诚恳地告诉他一个法子：不用自己掏腰包，可以先赊账，到时候只需要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就行！
这不是盘剥百姓吗？一向清廉的司马直当然不肯接受。他想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这顶乌纱帽。于是，他开始装病：“我体弱多病，实在不堪重任，求求你们就饶了老夫吧！”
司马直的立场很坚定，但皇帝的立场比他还坚定：“司马直，皇帝是相信你的，不管你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你都必须按时到岗，为人民服务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不准耍花样！”
领导下了死命令，这下司马直没辙了，病号是当不成了，就只好当父母官了。半路上，悲愤交加的司马直终于豁出去了，他向皇帝大人上书，痛斥朝廷乱收费、乱摊派的无耻行径，然后选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自杀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卖官逼出人命案，这事儿玩过火了，皇帝也受到震动，只好下令暂时停收修宫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