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学家(斯陀洛维奇等等)的意见，幽默感和机智乃是人的艺术鉴赏力的表现。大家早就知道，机智不仅仅是在笑话中有。疑难问题的解决、技术思想和科学假说都可能是机智的。“机智”这个术语的“迁移”对于技术的处理方法和科学假说的评价来说，并不是在术语学上不合规律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
而只有意外的、新奇的、同时是简单的、简洁的和经济的解决方式，才可以被人们称为是机智的。在这种场合下，机智不伴随有笑声，但是毫无疑问，它表现出审美的享受。这个判别标准乃是把答案当作是机智的下意识的根据。“机智”的术语不属于科学成果的真实性的评价，而是属于获得结果的方式的评价。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常常与将相距甚远的现象作意想不到的比拟联系着的，而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来又似乎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对自己发现闭合碳环即苯环结构式，是这样论述的：“我坐下写一本教科书，但是我的工作没有进展，我的思想陷入遥远的某个地方。我把椅子转向炉火并打起瞌睡来，原子又重新在我的眼前跳跃起来。这一次不大的一群原子谦逊地靠在后面的位置上。我的意识的眼光现在能够辨别出整个象蛇一样弯曲盘绕的许多东西。瞧！其中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好象戏弄的样子，在我眼前转动起来。仿佛是突发的闪电唤醒了我：这时我把从假说中得来的结果再行加工，用掉了这一夜剩余的时间。”
现在，常常引用凯库勒纪念祝词中这一段话。为什么恰恰是蛇成了分子的环形结构思想的象征性表现呢？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梦境中提示的讲述不是直接的，而是在象征性形式中回忆时，发生了在催眠实验中那种类型的变形？蛇是中世纪炼金术的标志，这种情境会不会与此有关？或者这件事与凯库勒传记中的那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有着合理的联系？这就是凯库勒在青年时代曾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主要的证物是一个蛇形手镯。
咬住尾巴的蛇和碳环，这是相距甚远的两个东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的相似”，关于这个问题，在创造能力那一章里已经谈过。用什么样的方式产生概念的相似，什么样的概念是相似的--这还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个相似不是以逻辑规律为基础的；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科学家的艺术审美力和他的思维的借喻性。
实际上，对现实的艺术的洞察力可能是很大的。杜勃罗留波夫关于这一点是这样写的：“其实在文学中至今还有一些处于如此高位的活动家，不论是实践活动家，还是精密科学的人们都没有超过他们。这些作家是如此具有天赋，他们仿佛能够根据本能达到天然的理解与意向。这些理解与意向是现代哲学家借助于严谨的科学才找到的。况且，哲学家只是在理论上预料的真理，天才的作家都能够在生活中掌握并在活动中表现出来。”
艺术鉴别力不能代替严谨的科学，但是，在科学机构尚未表现出自己的威力的那些领域中，真正的艺术家可能胜过科学的研究：“直觉只是认识的简化的跳跃，科学随后用自己的证明可能缓慢地行进一个世纪。”
在实验中，被试者对语言刺激物“锤子”作出了“钉子”或“平咀钳”等回答。当向他出示画出来的锤子时，他的联想则是另外一回事：敲、击、打。对“玻璃杯”这个词的回答最常见的是“水”。如果出示画有杯子的卡片，随之而来的回答就是“喝”和“打碎”。换言之，对语词符号刺激物的联想是一个最常见的对象，而对在视觉映象形式中出示的则是与活动(动词)相联系的东西。
因此把调转为映象(视觉想象力的一个机能就在于此)，丰富和扩大了产生联想的范围，提高了意想不到的和有益的联想出现的几率。
映象和词之间的联想的联系只是局部地符合，因为从词的映象到视觉映象的过渡急剧增大了联想的可能性。因此，艺术的认识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1921年，爱伦堡在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中，借美国商人之口说出了自己关于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打击日本的不祥预言。“日本人常常问我，”爱伦堡写道：“为什么在1921年，当时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友时，我就写出了美国用新式杀人武器在日本人身上试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们。因为早在1919年，距卢瑟福·约里奥·居里·费米的发明还早得多的时候，安得列·贝雷就写道：
居里的实验室里，世界在爆炸，用的是原子裂变的炸弹。
一道道的电子流，成了无形的大屠杀。
也许，这样的失言是与作家的天性有关吧。”
1905年，A·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这个理论的结果之一是“时间佯戮”或“双生子佯戮”。我们想象宇宙飞船以亚光速从地球向昴宿五星方向飞去。到昴宿五星的距离大约是50光年。所以，根据我们地球上的时间，往返需要100年。但是，在火箭上整个时间流程流驶得要慢些。譬如说，在宇航员们看来，旅行只继续了十年。宇宙飞船上天文钟的读数以及其宇航员的衰老速度也是这样。而当他们回到地球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活着的和自己同龄的人。在勃洛克的诗《献给我的母亲》中扼要而精确地描述了这种场面。此诗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前一年写成的：
我们似乎觉得，漫游还很短促，不，我们已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归来了，回到了亲爱的祖国，然而，没有人与我们相识，也没有亲人来迎接。
可以对诗人所描述的想法表示异议，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实际上未曾有过。但也可以依据另一种方式作出推论：新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在全部文化领域中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某个领域中先产生的。在现代世界里，科学技术成为文化的主要成员，新思想也正在这儿萌芽。也曾经有过新思想首先产生于色彩画、文学，其中包括诗歌的时候，然后才渐渐成了时代的财产和特征。
如果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确认勃洛克“预先想到”爱因斯坦的发现的主张看来是过分简单了。在这首诗中所说的也许是关于时间的主观压缩，是关于时间随着作用事件引起的情感的丰富性而加快或减慢自身的流驶。诗人表示了时间在心理上的相对性。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科学家和艺术家酝酿着由时代精神所产生的相似的思想。
这些“艺术家的豁然大悟”的性质，毕竟依然是没有阐明和作出解释。诗人实际上有没有比别人“预先想到”科学发现呢？或者说，所举的全部例子都是偶然的巧合？这需要统计所应验的预言，包括后来人们没有回忆起的复杂预言。这使得有可能把艺术的豁然醒悟的几率和所实现的频率相比较。但是这种统计现在暂时还没有。让我们引证高尔基的一段话：“巴尔扎克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由于他观察了人的心理现象，在自己的一部小说中指出，在人的机体中，想必有着某种强有力的、科学尚未知道的精华在起作用。机体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生理性质，可以用这种精华来解释。几百年过去了，科学发现了在人的机体中存在着以前不知道的、制造出这些精华--激素——的腺体，并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内分泌学说。在科学创造活动和重大的文学创作活动之间，这样的巧合是不少的。”
作者本人的史料的引文和片断，显然不具有实验的、或者即便是统计的证明力量。但是，高尔基所写的巧合，毕竟为创造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东西。
赫尔姆霍茨也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判断不是从意识的逻辑结构中作出来的，尽管这时理智过程实际上是同样的。这后一种似乎不能导致完善的逻辑结论形式的归纳类型，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十分广泛的作用。在与逻辑的归纳的对立中，这种类型的归纳可以称为是艺术的。”
艺术的思维不大害怕所获得的信息中的空白点，因为用想象力可以填补空白点。为了在联想的等级阶梯的顶点掌握最普遍的联系，这种思维运用完整的形象和高度的联想，然后通过具体的细节寻找它们的表现。从上述所有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创造过程的研究中，把科学的创造和艺术的创造对立起来、分离开来，在方法论上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