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心理学家鲁宾斯坦认为，思维是在问题情境形成的地方开始的。但是，这种问题情境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是这样来回答的：问题情境是在极简单的场合下，在其中存在着从两个或更多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的情境(在更复杂的场合下则需要寻找可能性，因为它们的存在往往是不明显的)。
如果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有着明显的优点，并且很容易被认为比其它所有解决办法都要好，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是容易的。如果解决办法具有相等的或几乎相等的主观或然性，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是比较复杂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布里丹笔下的驴子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难怪它饿死在两捆干草之间，因为它简直无法决定在两捆草中吃哪一捆。
布里丹笔下的驴子的情境已成为一种传说，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驴子毕竟是不会饿死的，而且会很快作出决定，因为无须耗费多大劲儿，只要朝某一个方向动一动就可以了。在脑子里有专门的机制，
当面临着主观上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方案中作出选择时，这种机制使得能够、并且甚至迫使在十字路口的情境中采取一种解决方法。
在这种场合下，人并不是始终都能认识：为什么他选择了一种方案而抛弃另一种方案？为什么认为一种解决方法要比另一种好？
采取决定就是从不确定性找到出路。而且，不确定性是现在的知觉内容与记忆内容之间的不相适合，其中包括现在的经验与未来所形成的模型之间的不相适合。这种不相适合就构成了问题情境的实质。这种情境包括情感在内，并且是思维开始的推动力。
结果就是，推动思维进程的情境的逻辑结构与激起惊奇感的情境的结构是相符合的。要知道，惊奇通常是在所预料的与实际情形布里丹笔下的驴子指的是十四世纪法国唯名论哲学家布里丹的反对者提出的一个例证：假定有一头驴子站在两堆同样不相适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惊奇感是思维活动开始的必然的随现象。人们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那种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并未忘却惊奇的人在认识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就。
我们举出过没有意识参与而作出决定的例子。应当说，思维过程一般可以在思维着的主体并不意识到的某些时间间隔中进行，虽然它是按照有意识的思维同样的规律进行着的。
习惯上被称为直觉或敏感性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没有意识到的经验。人们早已学会应用自己的下意识的思维。当他为了让思想成熟而把某件事情搁在一边时，就是直接指望于自己的下意识水平上的思维活动。
在下意识中似乎可能解决复杂的课题。在这种场合下，信息加工过程本身并没有被意识到，而只在意识中出现了结果-如果是得到了结果的话-注意力就借助于网状结构而被集中于结果上面。而人们有时候似乎觉得赐予他的是顿悟，成功的思想神秘地、不知不觉地从某个最高物“移动着他那握笔的手”的地方闪电般地到来。
如果一个学者是信仰上帝的或者是倾向于神秘主义的，那么他就把创造性的顿悟的瞬间作为同最高力量的交往来感知的。例如，笛卡儿相信，当他想出解析几何的思想的时候，神的启示降落到他的身上。他就跪下，并开始祈祷。
事实上，成功的思想是作为信息加工的结果在下意识中形成的，而以后才被意识到的。如果有了结果，那末解决课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被揭示出来，而以后就能应用于解决同样类型的问题了。但是，所得到的推理和运演的连贯性远不是同在下意识中所发生的那种连贯性相符合的(所谓合理化)。在这方面，研究下意识思维的困难之一就是：可能把自我观察和自我解释引向脱离过程的真实进程的方面去。
在数学分析的例子中彻底研究了思维过程中直接和逻辑的相互关系。找出导数——以精确的定理描述有规律性的过程，在这方面并不要求任何创造性思维。而积分法则是现代的艺术。除了方式和方法的知识(不是定理！)外，它还要求经验和敏感性。如果对习题中困难的例题作出答案，那末就可能对它求出微分数或者在相反方向上运动时求出积分数。但这种方式并非最好和最直观的。某种变量的很巧妙的代入或置换，被认为是达到目的更清楚、更迅速的方法。
总之，如果没有从原始材料通向概括性理论的规律性途径，那么相反的方法——把理论与原始事实的对照就容易实现了。因此，最简单的创造方法之一就是，有意地提出大量的不同方案而选择出合乎理想条件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发明家和侦探都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
当得到解答的时候，可以找到证明和论据及达到目的的更为直接的方法。尽管论据的寻找有时会拖延很长时间。
在科学理论的创造中，提出想象中的不同方案可以下意识地来进行。不合用的方法被抛弃，而那种导致解决的方法“达到了意识中”。这就是醒悟的时间，或者就是顿悟。它伴随着主体感觉，似乎某个人在提示解决方法，仿佛从外面某处把解决方法置于脑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突然想到”，“我想出了一个念头”。
但是提出大量的不同方案并不是经济的创造方法。有着特殊的方式(“启发式”)，这种方式使得有可能“缩小探索的空间”，发现引起正确解答的概率高于提出大量不同方案时的领域。研究这种思维方式是创造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因为人们并不是始终都意识到自己的启发式方法，并且能直觉地使用它们的。
许多着名科学家都觉察到自己创造过程的直觉的、下意识的性质。数学家斯捷克洛夫写道，“这个过程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在这儿有任何形式逻辑参与，真理不是以推论为代价，而是靠我们称为直觉的情感取得的它作为现成的、没有任何证明的判断而包含于意识中的。”
赫尔霍姆茨谈过同样的情况：“您的思想就象灵感一样，是出其不意地而突然出现的。”达尔文也这样说，在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为生存而斗争是导致保留有利的变异而消灭不利的变异的动因③。科学思想在下意识中长期形成，以后才在意识中以现成的方式显现出来。
但是，创造不论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认为完全是下意识的过程。材料的预先积累和对结果的批评性的评价都是在意识的控制下实现出来的。这就是爱迪生所描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这些阶段之内存在着下意识的潜伏的阶段和豁然贯通的阶段，这正是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创造的重要秘密之一就在于此。
直觉不仅仅在意识中“提供”现成的解答，看来直觉本身似乎还包括预见这一系列现象和思想具有重大意义的超自然的能力。在这种意义得以弄清楚以前好久，对这一点的信念早就出现了(“战略性的直觉”)。科学史家认为，最高水平的战略性的直觉是卢瑟福所特有的。他十分真诚地觉得了解不透，为什么其他物理学家看不出应当转入原子核研究；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很多有意义的发现。
对直觉和下意识的许多过分的赞扬使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模糊了起来：直觉的推论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也可能是错误的。当豁然大悟的勃发是正确的时候，这就容易被记录下来，并且不会在谈及此事的回忆录中忘掉这一点，而错误的直觉猜测则是不会留在传记作者的回忆录中的。
对直觉猜测的批判的评价、对它们正确性的检验，这是科学创造的一个重要阶段。直觉所提供的，要比通常关于这一点所说的频繁得多。而且直觉的错误是典型到这样程度，以致可以把它们加以分类，并指出它们逻辑结构上的共同性。同一心理现象通常是每一组错误的直觉推理的基础：类似的错误由类似的原因引起的。让我们分析一下直觉的最常见的典型例子。
直觉的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忽视数学统计规律，其中包括对偶然性的不正确的评价。直觉倾向于把偶然事件的连续性看作是自动校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向某一方的偏离会引起向另一方的偏离以恢复平衡。事实上，偏离不是被矫正了，而是在过程的进行中迅速地被“冲淡”了。
直觉的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忽视选取的范围。不光是一些幼稚的庸人，而且有时是一些有经验的研究者——心理学家、医生、生物学家也陷入了谬见中，因为他们从有限的、数量明显不足的观察现象中提出了假说，并得出了结论。
同忽略对现象的原则性预言相联系的直觉的错误也是常有的，特别是在所谓鉴定人的评价的情况下。鉴定人倾向于缩小证明委托的距离，从这里表现出的果断性超出了他们所具有的关于对象的知识允许的范围。
直觉往往会导致两个事件的虚构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关于两个事件的相符合的发生频率的判断是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联想联系在记忆中的强度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联系的强度不仅决定于事件相符合的发生密度，而且也决定于相符合的情绪的诱导性、比较的不久远性等。因此，建立在联想联系强度基础上的关于两个事件相符的发生密度的直觉的结论常常是错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的表象是：强烈的意志是同下巴的特殊形状(意志的下巴)相结合的，或者认为间谍必定有急转不定的眼光。
在有经验的医生中间会遇到直觉诊断的行家。病人还在门口，而医生自己就已在心中说出病名了。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神秘的因素。敏锐的观察力使得他能够区分出步法、姿态、言语、皮肤的颜色、面部的表情、眼睛的特有的闪光等等特征。的确，根据这些特征有时能够“一目了然地”诊断疾病。但是，这只是对于为数不多的初起疾病才是可能的。此外，通常也会发生一些回想不起来的错误。一般说来，虚构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急瞥式错误的基础。
因此，最好的诊断医师并不是在瞬息之间诊断疾病的人，而是在提出诊断的过程中想起和分析出最大的可能性的人。
以下的直觉的典型的错误是同评价复杂事件，即由几种相对独立的简单事件所构成事件的概率联系着的。复杂事件往往是假言的(包括它的成分的所有简单事件，都应当实现出来)，或选言的(即使一个简单事件的实现就足够了)。
直觉地评价复杂事件的概率的时候，简单事件的概率是下意识的解释由之开始的方针。但是，假言的事件的所有阶段的实现的概率比在每个个别地取出的阶段上成功的概率要小得多。因此，假言的事件的实现的概率直觉地被提得过高了。
选言的事件的情况正好相反，其方针是简单事件的小概率。对它的心理上的牵制使得对选言事件概率的评价被歪曲了——使它的或然性降低了。
上述直觉的错误不只是不懂得概率论和数学统计理论的“普通人”所固有的。最熟知这些数学分支和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地应用它们的科学工作者，当他们直觉地思维时，也同样会发生这种错误。在这方面，在所谓平常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是没有差别的，它们的对立性本身是人为的。
凯洛尔的童话《阿里沙在神奇国》的成年读者们由于阿里沙、叫春的兔子或者疯狂的无能的人的滑稽可笑的错误思维、不合理的推论而发出温情的微笑。但是，在对这些错误的判断进行仔细研究的场合下就不难发现，阿里沙和他的朋友们的推理上的错误同科学理论的错误、实验和观察的不可靠的解释、不正确的科学结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在推理的材料上、在内容上是有差异的，但是错误的逻辑结构则是相同的。
可以推测，这是不是凯洛尔故意这样力求演示这种共同性？凯洛尔除了编写童话故事以外，还有其它职业。他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数理逻辑专家。他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所谓科学思维的脆弱之处。他是最出色的“维多利亚怪人”之一，他完全允许自己愉快地对大学里同行们的思维作讽刺性的摹仿。
如果直觉，或对信息的无意识加工是创造过程中如此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心理学家不充分地去研究它呢？显然，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这需要有新的处理方法，应当在实验上弄清楚思想产生的机制。
对自然科学来说可作为特征的是力求探索或建立复杂现象的简化模型，研究它的性质，然后把所得到的知识推广到最复杂现象上去。究竟在哪里探索创造性动作的模型呢？文字表达创造上的机智可能是模型之一。因为这种创造也和任何创造性过程一样，是同超越形式逻辑范围的办法、同思想从严格的推理的狭窄框框解放出来联系着的。
人们根据某种定律和法则思考任何课题，探索解决的途径。这些定律和法则并不能保证得到解答，但是能提高促使得到解答的概率。如果消极地等待得到解答的时候，解答可能完全想不出来。一个人积极地寻求解答，但通常意识不到这些寻求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则、根据什么样的程序才得实现出来。
在这里可以看出同锐敏性的类似之处。它仿佛是在大脑中自生的。可是存在着目的性、锐敏的愿望以及对定理的收集。根据这些定理进行着锐敏的综合；这些定理还确定着它的“非逻辑”结构。完全合乎情理的推测是，机智的方式同那些探索科学的、技术的以至日常生活的课题的解决方式是部分地相适合的，这些方式被称为启发式方式。
它们不能归结为逻辑，如同整个思维心理学一样。探索解决方法并不按照逻辑学的规律来进行的——借助逻辑只能检验所得出的猜测。这些猜测本身还是借助于其他的思维运演提出来的。心理学家的任务在于，洞察思维过程的内部，并阐明这些运演。显然，突然爆发的文字表现上的机智是这样一种眼力，以这种眼力可以暗中观察那些通常隐藏着的、不论是自我观察还是自我解释都是无法说出的思维运演。自然，这并不是探察“思想实验室”的唯一方式。而特别有意义的则仅仅是把借助于各种方法所发现的思维运演加以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