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准确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赏罚的对象要准确。要做到赏其当赏，罚其当罚，明代兵书《阵纪》说：“如果奖励无功者，惩罚无罪者，部下必将背叛你。”所以历代许多将帅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二是赏罚的尺度要准确。要做到赏罚适度，宽严相济。“赏罚不可以疏，也不可以数”，赏罚既不能太少、太轻，也不能太多、太重。赏轻了，人心不动，达不到激励的目的；罚轻了，人心忘惧，起不到震动的作用。赏重了，人心存侥幸，仍不思努力；罚重了，人心存恐慌，个个均自危。
另外，赏罚的尺度不仅要准确，还不能搞随意性，应该依据各种规章制度和军法律令来执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首先要依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性质、职责范围等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周密、简明、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条例，并公之于众，让部属熟知、牢记。其次，要在实际行动中，认真落实好法规和条例，这一步是关键。如落实不好，法规条例则形同虚设，赏罚必然走样。
其三，教令为先，诛罚为后。
古人曰：“善罚不如善政，善赏不如善教”、“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意即赏罚分明，必以教戒为先。因为教戒可使法令深入人心，从而减少犯罪。三国时，诸葛亮曾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但他并不满足于既定“条章”，而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所以，后人对此评论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同时教戒可让其了解到犯罪的害处，从而减少重复犯罪。因为有些错误或罪过是由于认识欠缺而致，只要稍加教育，便可使其深悔不已。而且，即使是有意犯错，若能多加教诲，也能使其改过自新，不至于重犯错或重复犯罪。当然教戒还可起到通过一错（罪）而“育万民”的效果。一人犯错若就事论事，一罚了之，则众人不知，无以从中吸取教训。倘若将一人之错（罪）剖析于众，总结教训和危害，则必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其四，功过不抵，赏罚有界。
赏罚分明，不仅是指对不同对象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并且还要在对同一对象的不同事件上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可功过相抵。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若功过相抵，则必然产生混乱的局面。同时功过相抵也极容易造成官僚特权，大凡有个一官半职者，大多因其做出成绩，或立有功勋而荣登“官”位，著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加之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国法政纪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因此，要想赏罚分明，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另外，功过相抵容易滋长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倾向。立有大功在前，而能谦虚自制者本来就已很难，若再许以“前功可抵后过”，岂不更加目无“王法”？这样做，实质上也就是把前功变为犯罪的资本，违纪的条件。天下之大，立功者甚多，如立大功者可抵大过，立小功者可抵小过，势必天下大乱，“功臣”横行，势必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其五，赏罚作为领导策略这个大系统来说，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指挥领导部属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惟一手段。因而不排斥其他手段的作用，有时甚至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奖惩的作用。比如领导者在赏罚严明的同时再作到身先士卒，泛爱容众，往往会收到更大、更好的效果。
穰苜就成功地结合了二者。他一方面严整军纪，以法治人；另一方面爱兵如子，靠关心慈爱吸引人。他与将士同甘苦，共起居，有时甚至还把自己应得钱粮拿出来共用。他还常常探视士兵的宿舍、水井和厨房，慰问生病的士兵，并亲自延请医生诊治。训练数日后，部队正式检阅，连生病的人都自愿出来受检，士气极为高昂。敌军闻之丧胆，不战自退，穰苜乘胜追击，尽收失地。
总之，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任何时候，总会有一批人脱颖而出，功绩卓著。善于为政者总能根据每个人贡献的大小，量才使用，论功行赏，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激发起下属更大的积极性。对此，韩非子曾论述说：“明主之为官禄也，所以进贤才劝有功也。故曰：‘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尊爵，受重赏。’官大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能不诬其能以事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此话的意思是：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和俸禄，是为了促进有才能的人和激励有功者，所以他们坚持“能力最强的，赐给高官厚禄；功劳大的人，赏给上等爵位和众多财物”。官大的人，尽力做好工作；拿俸禄的人，各自建树自己应建树的功劳。因此，贤能不遗余力地辅佐朝廷，有功的人更加全力以赴地建功立业，所以天下大治。
不造势，一定是弱者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基本观念——“正统观念”。正统观念在中国影响之久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还会继续延伸下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借助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因为其在全民之中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势：你尊奉天子，你就得尊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
古时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动权的。战国时，周天子权力衰落，无力统治人民，但他仍是天下共主，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而且一个新国君即位，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否则就无法取得统治一个侯国的合法权利。所以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便成为诸侯争霸斗争的一面旗帜，只有盗用这面旗帜，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诸侯。齐桓公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才谋取了首霸的地位。齐桓公的霸业曾经煊赫一时，深得诸侯拥护。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描写齐桓公的功绩。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舆论威势的经典范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自己则在城东修筑了一座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的堡垒居住，史称“万岁坞”。并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则大加封赏。宗族内外，并列朝野，声势煊赫。
可惜他专横跋扈、滥施淫威，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汉献帝”这面旗帜，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而此时的曹操也很想借“献帝”之名，达到威震四宇的目的，但董卓的前车之鉴无疑对他的能力和胆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与他的手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谋士程昱首先发表了意见：“依目前情势，皇上在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公众舆论上的竞争优势。”
荀彧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如果要迎回献帝，应以洛阳及许都为宜，因此要使事情顺利进行，必先清除豫州境内的其他力量。”
夏侯惇有不同意见：“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相当不利。”
几乎所有的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惇的看法。
曹仁则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的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