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发展，事物都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人类社会也正是因为不断的发展才战胜了历史，战胜了自然，得以生存并拥有了今天这种发达的文明社会。凡事如果停滞不前，最终会被大自然所淘汰，会被世界所淘汰。而发展就其本身来说，又是与创新不可分离的。发展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向前迈进一步，也就是出现了新的东西。而如果没有创新的话，也就不会出现新的东西，当然也就无从去谈论发展了。创新，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清华人以求实创新为清华的精神来弘扬，可见，清华人对创新别有一番见解。
人生范本：蒋南翔——坚实的创新者
创新是清华的校训，是清华精神。清华人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地进取，不停地探索，走着一条新发展之种，蒋南翔，便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坚实的创新者。
蒋南翔（1914—1988）江苏宜兴人，著名教育家。1932年秋，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参加“社联”、“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主编《清华周刊》和《北方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爱国进步思想，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学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北方局青委委员兼任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长、中共辽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兼任教育局长、中共东北局青委书记等职，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南翔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任收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1952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后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4年内，对清华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努力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注意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50年代中期，他高瞻远瞩，积极推动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清华陆续创建了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和学科，对清华大学后来的发展和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教育规律出发，他在清华积极介导“少而精”、“因材施教”、“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学校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努力引导学生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康成长。他重视教职工队伍的建设，提出教师和职工是推动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要求教师“双肩挑”。在他的努力之下，原穿过学校的京包铁路段东迁，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蒋地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于1955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底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仍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文革”十年，蒋南翔受到残酷迫害。他虽身陷囹圄，仍以开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坚持斗争。1977年，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教育部部长。在任期间，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颁发执行。离任后，到中共中央常校任第一副校长。蒋南翔为真理奋斗了一生。他是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5月3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等。
蒋先生是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向前看，他深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怎样才能后胜于今呢？只有创新。他代表着清华的创新精神。
每个创业者都应具有创新精神。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每个人也应具有这种精神个人的进步，国家的北大，民族的振兴，同样离不开它。
变革创新是清华的一贯作风
穷则变，变则通。凡事只有不断地变革，摒弃自身的缺点和落后，不断接受新的东西，不停融入新的动力，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清华的创建与变革直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清华，有着迥然的差异，这些，正是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清华的创建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学堂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00年，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清廷腐败无能，在庚子之役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按条约规定，西方列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加上利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美国政府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庚款”三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其后，美国承认向中国索取赔款“实属过多”。清政府与之反复交涉，美国同意“退还”部分“庚款”，举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退款办学”的历史渊源。
美国决定“退款办学”，自然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传播西方文明，其目的不言而喻。而清华建校之后，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肥壤沃土之中，并能荟萃中西、贯通古今，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民族自强自立，为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并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堂设正副监督三人，由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同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这就是清华校史的开端。后来，学校把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延续到现在。
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撤消。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管理学校的“监督”改称校长。任第一任校长，为副校长。更名之后，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办学方针基本不变。为了培养合格的留学预备生，清华学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重视英语训练和体育锻炼，当时在国内清华就以“要求严、外语好、体育好”而闻名。
清华早期虽然渗透着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不断发展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影响之下，清华一建校便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3年11月，接任校长后，清华学校开始兴建早期的“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以教学为主的各项事业稳定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并开始考虑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的方案。1920年秋，停招中等科一年级学生，次年改高等科四年级为大学一年级，仍为留美预备生。
“庚子赔款”的民族屈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鞭策着清华学子发愤自强，追求真理，振兴教育科技事业，投入到炎黄子孙前仆后继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之中。与当时国内要求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学校着手改办大学。1925年设立大学部，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同时，又增设了国学研究院，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国家研究院”四大导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30余人。
改建大学的工作，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8年8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自此，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学风严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庚款支持，办学经费充裕，清华大学迅速成为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国立清华大学于1929年秋开办研究院，原有的国学研究院停办。到1935年，经教育部核准，清华大学研究院共辖文科、理科和法得三个研究所，设10个学部。文科研究所设中国文学部、外国文学部、哲学部、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设物理学部、化学部、算学部、生物学部；法学研究所设政治学部、经济学部。以上各研究所均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此外，还相继成立了不招收研究生的农业研究所（1934年）、航空研究所（1936年，地点南昌）、无线电研究所（1936年，地点长沙），称为特种研究所。
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从正确的指导思想出发，在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特别是在梅贻琦先生长校期间，学校广延名师，吸引学有专长的专家、名学者来校任教，形成并发展了清华大学的人才优势。名师云集，睿才荟萃，群星灿烂。
梅贻琦，字月涵，是游美学务处时期第一批直接留美生，习电机工程。1914年回国后，翌年来清华任教，历任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及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长校以后，接受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建设“大大学”的建议，扩大学校发展规模，并广延名师，提高办学水平。曾著《大学一解》一文，对大学的要义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梅贻琦长校十七年，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提高的时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清华学子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瑰宝。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首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贯通古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被称为“清华文化派”。以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熔铸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优良传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1952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及化工组一部分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同时，又以清华大学某些院系的一部分和其他院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另外，清华大学还有部分人员和系科分别调入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
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突出了工程学科的优势，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几年之后，清华大学又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学科和专业，进一步发展了工科的优势，奋起直追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潮流，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和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理科、文科院系调出清华，对学校的发展和提高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探索改革，建设新清华
经过院系调整，清华大学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进入了建设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新阶段。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教授任副校长。1956年，清华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蒋南翔校长兼任党委书记，刘冰为党委第一副书记，刘仙洲为第一副校长。1959年改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蒋南翔校长同时为校务委员会主席。
从1952年秋季起，清华大学进行了第一次教学改革，改变“通才教育”的教育思想，建立专业，学习前苏联高等学校有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加强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1958年后又改为五年半或六年），实行学年制。设立教研组，作为组织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层单位。
50年代中期，世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发展，特别是原子能科学技术，电子科学技术以及火箭、自动控制、核化工等科学技术领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深谙教育工作规律的蒋南翔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提出申请在清华大学兴建一批新技术专业的建议。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还很落后，如果不首先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最选进的科学技术的中心基地，如像为了发展全国的工业而首先集中力量建立重工业的基础那样，那么就将使我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进展为之延缓。”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关怀下，经中央批准，清华大学从1955年末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
创建新技术专业，是50年代末清华大学作出的一项富于远见的重要战略决策，对清华大学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1958年以来，清华大学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美、新中国建国之初学苏和得失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扬弃，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教育方针，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办学道路，清华大学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教育改革，探索前进
按照“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清华大学在教育改革中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尝试，积极探索我国自己发展高等教育的道路。
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全，建设“三联基地”，“真刀真枪”地组织和安排毕业设计，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1958年开始，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公益劳动，让他们经受各种实践活动锻炼，增长才干。为了更好地把教学、科研、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陆续建设了一批教学、科研和生产的联合基地（简称“三联基地”），这对学校的发展和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试验化工厂、综合机械厂和试验电厂，比较有代表性。
试验化工厂——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从1958年开始筹建，经过6年的奋斗，于1964年10月1日完成了屏蔽实验反应堆的研究、设计、调试和运行的任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研制、自行调试、运行成功的原子反应堆以及相关的实验室。其后，又于1966年底完成了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新工艺的研究任务，为我国重点建设工程节省投资2～3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家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千分之一左右），工期缩短两年，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清华大学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一个重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