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机械厂——教学、实习、生产、劳动的综合基地。从1958年以来，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在这里参加生产实习劳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试制了许多新型机床和设备。1958年9月，我国第一台全部用国产材料、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立式铣床，在这里试制成功。
试验电厂——在教师指导下，动力、电机、土建等系学生结合专业，通过勤工俭学、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教师、学生、工人共同努力，因陋就简建成的综合利用试验电厂，已并入华北电网正式供电，一直保持正常运行。
1961年9月，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务例（试行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条便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清华大学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积极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在这前后，清华大学认真总结了本校办学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三阶段、两点论”，对清华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都采取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对历史遗产进行了必要的扬弃，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纠正错误，走我国自己发展高等教育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新的经验。
在教学内容上，积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适当减轻学生负担，加强基础课教学，重视基本训练，使学生能够集中精力打好基础，学好学精基本的东西，以求在基本功扎实的基础上，达到触类旁通、学识渊博的目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从我国古代教育理论中吸取营养，开展多种形式的“因材施教”，为学生“多设跑道”。面向大多数，注意优秀生，使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其学习的潜力，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
积极介导理论联系实际，建设新学风，这是对清华大学历史上形成的严谨治学、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展。60年代所取得的许多教学成果与重大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新学风的形成有关。
努力提高师资力量
院系调整后，由于一批著名教授离清华，学校的师资力量曾一度受到影响。蒋南翔校长在院系调整后不久来到清华任职，非常重视师资力量的补充、培养和教师质量的提高。加强教职工队伍的建设，青年教师很快成长起来；陆续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来校任教，壮大了师资的阵营，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加强，教师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蒋南翔校长十分重视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主持学校工作期，采取了多方面积极的步骤，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取得丰富的经验。为了使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成长道路的教师彼此相容，取长补短，携手前进，共同提高。1955年，为我国培养了几代工程技术专家，在国内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刘仙洲教授入党。蒋南翔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员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梁思成、张子高、张维、李恒德等著名学者、教授相继入党，他们找到了自己“光荣的归宿”，并在学术上大放异彩。他们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学术水平，逐步成长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学校在师生中明确提出了政治与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的要求，引导大家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又担任社会工作，以求得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共同提高，互相补充，造就“帅才”。虽然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治运动日益频繁，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带有权威性的政治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正确号，但清华大学却从本校的实际出发，破天荒地提出了在清华大学要争取“团结百分之百”的号，鼓励大家“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表现了清华决策层的胆识明智和博大胸怀。其后，又明确指出“108位教授、副教授（简称“一百零八将”）是清华稳定的因素”。从1962年起，清华大学恢复执行教授轮休制度，在轮休期间，免除教学、计划科研任务和行政工作，保证教授在养精蓄锐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著书立说，潜心学术研究。这些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举措，对清华教师队伍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
为了培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清华大学创建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创造了建设“先进集进”的经验，大力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和学风建设、提出了“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号。任课教师以渊博的学识培养学生，以高尚的师德影响学生，努力引导青年学生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健康成长。
十年动乱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整顿，清华大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欣逢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盛世，努力挽回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损失，奋起直追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潮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清华大学积极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样各条战线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建设、发展、提高，不断开创新局面。新世纪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前进。
勇于创新，超越前人
创新就意味着要突前人的束缚。旧的东西是一张网，把我们困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畏缩不前，就会被网所缚。只有突破了这张网，才得以见到另一种别样的天地。前人的成就是我们起步的基石，但有时候，前人的东西也会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那张“网”。此时，只有勇于创新者突破了它，新的东西就会注入我们的生命。
在清华，创新是人所共识的。清华人中，先辈名流不知有多少，但后起文秀却不畏权威，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也许正是清华和紧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吧。
张荫麟，就是敢于创新并敢于向前人发出质疑的一个人。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京学术巨擘”之称的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群？”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也就是本文所要向读者着重介绍的张荫麟。
张荫麟，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1905年生。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插读三年级。1929年随留美预备部最后一级——1929级毕业，赴美后入斯坦福尼亚大学习西洋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夏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应聘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兼授哲学、历史两系课程。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1～2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孩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仅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队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采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舛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酥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曰：“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麟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燕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回答他的问题的。
早年的清华文学院，有四位被称为“才子”的人：张荫麟、夏鼎、钱钟书和吴晗。而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当时的学术成就上看，张荫麟都应坐头把交椅。还在入清华前，他就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基。入学当年，即写文章向梁任公先生问难（已见上节），后即“一发而不可收”。从这时起，到他毕业离校赴美为止，他先后又发表多篇“辩难”性的文章。
在美留学期间（1931年5月），当他读到刚出版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后，立刻写出长篇书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寄国内连载发表。所指出的问题，后来冯友兰先生在同一刊物上为文答复说：“适之先生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学史讲义》后，即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老子年代问题。我因杂事很多，未及写回信。仅于去年夏适之先生到北平时略辩了几句。现在素痴先生（！）在美国看了我的《哲学史》讲义，不远万里，写了一个书评，对于我的书，有许多指教。二位认为我的书有批评之价值，我很感谢。但二位先生的意见，我觉得还有可讨论的……”冯先生的书出版后，曾请陈寅恪、金岳霖二先生审查，二位先生在审查报告中都是基本上有褒无贬。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竟然敢于直接向有“北方学术泰斗”之美称的陈寅恪先生“叫板”。1934年6月，他听友人说陈寅恪先生对他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的个别论点有不同意见，便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公开辩白。可是陈大师毕竟高他一筹，只言片语便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所以他老实承认：
……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讥杨芳而现状于杨者。……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设想及之。今当拜射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能拘泥于古人的学说范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要努力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有所发展。
开动大脑，充分利用你的智慧
行动是思想来指挥的行成于思，正是这个道理。创新也是一样。新的东西的出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也就是说，是你的大脑先融进了新的智慧，从而产生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并战胜、取代了旧的东西，所以，才会有新的事物诞生。无论是学术还是做事，都是如此。
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通过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8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新潮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吸引了年轻的一代。有的学生毕业若干年后自办企业，不再为他人作嫁。这些自办企业者不但比一般校友富有，而且比一般校友过得更快活。其中不乏是百万富翁者，而在别人的公司任职的校友中能成了百万富翁的人。
清华大学认为创业精神和创造性才能或许没法传授，但是探讨他人的创业经验，观察他人的发明创造过程，对未来的企业家无疑将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人按思维的习惯可以分为3种类型：左脑型，右脑型和全脑型。左脑负责逻辑思维，数学分析，掌握语言技巧。因此左脑型者擅长计划、组织，能按部就班地执行任务。右脑善于综合信息，利用直觉，进行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因此右脑型者想象力丰富。艺术家、音乐家多属此型。左脑灵的人右脑往往笨。右脑灵的人左脑往往欠发达。所以一个人同时可能既有“愚笨”又“聪明”。
脑型的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脑型并非不能改变，实践证明，左脑型得向右脑型者靠近要比右脑型者向右脑型者靠近容易。左脑已有一技之长，运用右脑能丰富左脑已有的特长。因此左脑型靠近右脑型是一种“解放”。而右脑型靠近左脑型，掌握左脑型者的知识和技术，则非下一番苦功不可。
发明新产品，构思新战略，提高管理水平，都需要创造性能力。它是几种不同形式的思维的综合。创造是一种全脑型的活动，创造发端于兴趣。整个创造过程分准务、酝酿、顿悟、验证和应用5个阶段。在创造过程中左右脑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左脑需要作大量艰巨的准备工作确定创造的课题和性质，然后右脑进入酝酿阶段，消化课题的每一方面，将信息作各种不同的整合。一旦酝酿成熟，创造者会豁然开朗，产生解决课题的灵感。在验证阶段，左脑对右脑顿悟而得的设想作严格的分析，最后把新设想付诸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研究表明，企业总经理多为全脑型；懂得脑型的区别，有助于企业发挥人才的潜力，将左脑型和右脑型两者结合成全脑型的工作集体，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取得最佳工作效果。
创造性才能对一个企业的成功有极大作用。特别是高技术公司，如电脑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生物技术公司、电影制造业，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善不善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培养一种宽松的气氛，使那些有特殊才智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
清华大学经常管理系几年前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使用同样数量的资金，小公司比大公司的发明创造率高出三十多倍。原因何在？原来一般大公司尽管嘴上鼓励发明创造，但落实新主意上却大成问题。用大公司传统的那一套企业战略，很难衡量一项发明创造的潜力。主意越新，越难用传统的尺度衡量。大企业虽然资金雄厚，但是一项新项目的建议要经过层层批准，反复研究，说不定还要玩弄一下权术游戏，才能付诸实践。这种作茧自缚的官僚主义制度往往窒息人的主观能动性，扼杀新生事物。例如10年以前，休利特·帕卡德电脑公司的一个职员，发明了能接在家庭电视机上的微型电脑，公司不感兴趣。结果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职员自己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苹果电脑公司。1985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高达15亿美元。而现在其资产已远远超过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成为国际性的夸国大公司。
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大公司如美国运能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等，纷纷讨教专家，采取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内部的开拓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