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聂现已被湖北某学院附中聘为校长。愿愿还有一个小妹，老聂还准备在愿愿的妹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这样“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具有说服力，那时我要将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老聂说。似乎有些自豪，又有些不服。
报纸对老聂的做法不以为然，评论说，这是“应试教育的畸形成果”。
但不管是畸形的还是正常的，毕竟是“成果”，至少从家庭投资教育的角度来看，老聂省了很多钱。
老聂也许将“应试教育”做到了极致，不过他并未想证明“应试教育”的错误，相反他要证明自己正确，而且有那么多人已经把孩子送到他的门下。中央电视台为此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叫《如此制造“神童”是否合法？》，律师说不合法。但老聂说：我曾经办了个学校，但被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其他部门给抄了，我只好教自己的孩子，教自己的孩子总合法吧。如今老聂又在教愿愿的妹妹聂思思。思思从学校里退学。在电视上，我们看到在家里学习的思思泪流满面，令人怜惜。她想学校、想老师、想同学，而今只能以她的哥哥为榜样了。那些把孩子送到老聂门下的家长们则坚定地表示：“老聂就是行，他走到哪儿，我就叫孩子跟到哪儿！”而那些“抄过”老聂学校的人，面对自己孩子的落榜，心里则有说不出的“激动”。
“激动”什么呢？不知道！
为什么素质教育喊了半天却是虚的？而应试教育批了半天却是实的？为什么素质教育只能漂浮在水面，水下仍然是应试教育的激流？对此一些媒介认为“根子还在大学普及率太低，只有大学普及率提高才能真正扼制应试教育。”持此观点的人列举了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材料：
1995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占学龄青年人口的比例为：
美国为77％
法国为51％
意大利为41．4％
伊朗为16．6％
巴西为11．5％
中国为5．3％
我们的大学普及率为什么太低呢？为什么呢？显然一时还说不清楚，不过我们可能只有意会而无法言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10月5日至9日召开自成立以来的首次高等教育会议。来自各国的15位教育部长和2800名高校校长、教育专家共同探讨并描绘了一幅21世纪的高等教育前景——人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年龄限制，留学无需出国，大学不再有国界……
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前景是诱人的，但眼前的实际却又那么残酷。为什么中国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是那么低呢？我们只知道大学普及率低是注重应试教育的根源，可我们不能不问一下，造成大学普及率低的根源又在哪里呢？也许有人会说，因为没那么多钱。那么钱都到那里去了呢？
【无奈】前不久新上任的国家教育部长陈至立在武汉的全国高等教育大会上说：现在是没有硕士、博士论文通不过的，哪个地方院士多，哪个地方院士就越多……陈部长似乎有些无奈，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至今也不能听到谁谁的论文没通过的报道，相反倒能听到谁谁又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了一篇什么样的论文呢？
朋友的同事是一所大学的讲师，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茴香豆的“茴”字到底有多少种写法的论文。原来读过鲁迅的文章《孔乙己》的人都知道，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4种写法。这讲师回到家是翻箱倒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到隶书、行书、楷书等等，最后总结出茴香豆的“茴”字有40多种写法，为此写成论文。为了发表吃不香睡不着，后又请杂志编辑和主编撮了一顿，花了140元，折腾了半年总算发表了，得稿费80元，净赔了60元。论文发表了，根本没人看。人们也许都会说：这种东西根本就没用。且慢！谁说论文没用。这篇论文在讲师评职称时就用上了。同样是讲师，同样条件，他比别人就多了一篇论文，便被评上副教授。副教授在工资、住房上的待遇远远要比讲师好。不管怎么说，这篇论文是他精心写出来的，比那些抄别人东西的要强。
我们似乎走不出论文情结，仿佛一切学识和能力都只能以论文为载体才能表现出来，如此演绎出一个个有关论文的心酸故事
一个县城的技术员要评中级职称，条件里有一条必须是在地区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他没有，于是托他在地区对口单位工作的同学想法弄出一篇论文出来。同学便把别人的论文改名复印为该同学的论文，由于不慎把名字的姓弄成别字，于是连夜开车去地区修改……后来他评上了中级职称，但不久却下了岗……
1998年底一则《陷阱是这样设下的》文章则把这个“论文情结”的心酸推向了极致——
三份通知、两个印章、一大堆甜言蜜语……两个骗子设计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骗局。这场骗局打着的就是“素质教育”的旗号而来的，而受骗者恰恰是一些倡导素质教育的实践者。
原来1998年6月份，遍及全国的几千所校园先后收到一份公告，写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全国素质教育论坛征文活动公告”。公告详细写明评选办法、参赛内容、参赛日期、参赛要求、奖励办法等情况，公告还极为诱人地注明：“评选活动一律不收参赛费；获金鹰奖5名各得奖金6000元、银鹰奖35名各得奖金3000元，铜鹰奖140名各得奖金1000元，获奖者将汇集西子湖畔召开论文研讨会，获奖论文结集《全国素质教育论文经典》出版，公开发行。”
一时间，全国各地除港、澳、台和青海省以外，成千上万份论文寄给大赛组委会。时过2个月，正当各地应征者翘首盼望“佳音”传来时，他们又收到了一份“全国素质教育论文经典专函入集通告”，这份人集通告在几条冠冕堂皇的言词下这样写道：“为了大力宣传《全国素质教育论文经典》，有利于此书的大量发行……每位入选者，务必要向大赛组委会汇款380元作为出书成本费……”
就这样，“人集”的人们又向大赛组委会汇去了人民币，到案发时已高达20多万元。
为了交上380元的出版费，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经济拮据的一些老师，或借或省吃俭用或在信中哀求，这一切的热脸全部都贴在了大赛组委会的冷屁股上了。
大赛组委会其实就只有两个骗子组成。面对警方，两个骗子交待了犯罪经过，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设下这出骗局，原以为不会有什么市场，谁料到全国会有这么多应征者掉入陷阱。这些教师，或出于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或为了评定职称，或为了得到一份好名声……有这么多人上我们的当，让我们自己也感到震惊……”
而警方办案人员对人们也讲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这场骗局打的是‘素质教育’的旗帜，而受骗者恰恰是一些倡导素质教育的实践者。他们的上当，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与其说是落入陷阱，还不如说他们在这场骗局中，让别人给他们上了一堂特别的‘素质教育课’。”
果真令人不可思议吗？我们要说，那些能够撰书写论文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也比那些因循守旧的人要强一些。为素质教育呕心沥血的人，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是这个民族的精英。他们被骗，社会也应反省自身。如果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素质教育的评估机制，不再用论文的发表来体现人的价值，也许就不会出现前文的心酸。北大王选教授，似乎从不考虑论文能不能发表，他考虑的是能不能把国家投的钱给收回来。可是有时他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国家不可能给每一个人都拨科研经费。
■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政治体制改革
为了淡化应试教育，北京的中学做了这样的尝试，每年高考前几个月，各高中高三班的学生毕业考试后就算与原学校脱离了关系。学生的档案被送回各自学生的户口所在地。学生也就成了社会青年，随后自己参加高考，成绩由高招办通知考生本人，与学校不再有任何关系。学校不再排名次，不再张榜公布，不再统计升学率。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老师们都知道，似乎没有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头天宣布结束，第二天补习班全部开始，班还是原来那个班，学生还是原来的那个学生，老师还是原来那个老师，学校还是原来那个学校——“爹是爹来娘是娘！”学校再收一笔补习费。学校自有学校的苦衷，学生上不了学都在家里呆着，怎么向家长交待。没有升学率，下年还招不招学生，招不到学生，老师就得下岗。能招到学生，谁还不是冲着你能考上大学来的。对此很多老师说：这其实是掩耳盗铃。学生考上了大学，升学率高根本用不着宣传，谁还不知道你是某某学校教出来的。更有甚者说：“这是上边有病，叫我们下边人吃药！”
这“上边”指的是谁呢？
教育局？
地方教委？
教育部？
深入地思考下去，我们会发现，这不单单是教育局、地方教委和教育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我们总是喊一定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究竟怎样改革？喊来喊去，我们总是跳不出“应试教育”、“论文情结”的怪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作者认为：这不是什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问题，的确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但教育体制是独立存在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或者说我们回避了教育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政治体制是教育体制的源头。离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孤立去谈什么教育体制的改革，那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苦差事！
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有些地方还很敏感，本书也只能就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关联比较密切的地方加以阐述。
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干的事，但如果我们不谈这些事我们又会陷入困惑、迷惘和无奈之中，而本书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目的就在于，找到大学普及率低的根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能重新找到一个全新的科学的社会价值评估体系，进而把这种价值体系上升为一种观念，一种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和提高大学普及率的观念，一种使应试教育失去根基、论文真正变得有价值的观念。
作为普通人，我们当然可以去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有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上面的事”，就像前文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上面的事”、“知识经济也是上面的事”一样，那么，我们说这种人其素质是不高的，是“左”的、思想是僵化的，应该提高认识。
不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去叙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然后再由这个结果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教育。可能这时已不再叫什么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了，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困惑、迷惘和无奈都没有了！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假如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设想为这样的
一切都很简单了。简单的就是最好的，这是创造学的原理。这个社会的人员成分变得简单了，简单到主要只有两种人，要么是国家公务员、要么是纳税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都已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他们之间不再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再有什么差别。就像上一章知识经济的内容里所讲的那样，工人、农民都是知识分子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皆为纳税人，干部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务员，它们不再有任何的隐性的收入，而是透明的高薪，并且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和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也就是现在所说官民比例被控制在1：1000以上（最佳值在1：2000）。教育（职业和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一项产业，允许人们投资以赚取适当利润。税率被降得很低，甚至比香港还低，人们不再需要靠偷税漏税而发财，全世界都愿意放心大胆地到中国投资。不再有下岗一说，失业还是有的，但不可怕，因为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需要真才实学、有知识创新的能力，真的有能力，一切表面的形式的东西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愿意去当国家公务员、端铁饭碗的人已大大减少了，尽管是高薪。此时，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已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科学的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和监督体系。在这种价值观念中，不再有现在意义上的吃“皇粮”的概念，代替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税粮”，人们真正地以纳税为荣。没有吃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也当不了，也不愿当国家公务员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看看我们的教育——
哇！大学多了也！没有考八次大学的中学生了也！不会再有人为了一篇意义不大的论文发表而受煎熬了也！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概念找不到了也！大学、文凭跟现在意义上的“干部”再也挂不上钩了也……
这不是作者文冲的乌托邦。十五大的报告，使我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在我的记忆中，十五大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进行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为重点的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改革，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
“一场革命”、“革命”！我们谁能理解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呢？
这的确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关键在于“干部”以什么样的方式下岗？以什么样方式，这不是本书讨论的问题，本书要讨论的是干部为什么要下岗，以及干部下岗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关系是什么。
干部下岗，也是一种壮士断腕。
——王安（《中国保险报》记者）如是说
首先，我们得把“干部”一词的概念弄清楚，就像我们在后面要把“皇粮”与“税粮”的概念弄清楚一样。
我曾在《点子思维》一书中谈到，本人“还有无聊的‘干部’身份，区分‘干部’和‘工人’在中国越来越是一件最大的无聊的事。”这种“无聊”不是指的“知识经济”时代，而是指现在。
作者记得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时，那里的工人能进入科室或当上中层领导人员时，就称“以工代干”或“转干”了。对于一个“转干”的或“以工代干”的人来说，看样子是件大喜事。升官了，高升了，又请客又发糖又散烟的热闹一番。
“干部”一词在当今的中国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审视。干部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政府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企业管理者，还是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词汇广泛运用，而它的含义却没有被准确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