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一位教企业策划的教授，他还是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政府津贴。可他自己写的书，却出版不了，还曾经托我为他拉些赞助，出版社让他自己拿钱出书。这与“二渠道”的买书号有本质区别。出版社怕亏本，让他自己出印刷费，并且自己去卖书。从前我认为他理论与实践脱节，教策划的竟然自己的书出不了，就像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张胜友对作者说的那样：“你文冲本身是出点子搞策划的，要是你自己的书卖不掉，那只能说你的点子是不管用的！”企业欢迎我们去，但国家在组织三峡论证和研究首钢发展战略时请的是这位教授。这使我们想到，毕竟我们都不是倪萍和赵忠祥，他们的书上百万的卖，但对这个民族的科学进步与发展似乎不起主要的作用，而那些专家和学者毕生研究的理论和思想决不能都用商业的手段来加以运作。他们的理论所产生的价值可能在当时还看不出来，但也许若干年以后对这个社会甚至人类的进步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此时就需要“税粮”的投入了。
一位北大遥感专业毕业的硕士对作者说，他们院（前冶金工业部下属的设计院）自己拿出了三万多元，为他们的一位老专家印了一本书，只有300本。这本书是老专家一生的研究理论，但拿给两位中科院院士看后，结论是“看不懂”。设计院领导说：“出来，留给后人看！”其情其景，令人动容欣慰。
“税粮”能不能给他们以支持呢？
■文人该不该争“名”和“利”
在这个人类社会中，一切的“恶心”来自文人，而一切的“美好”也来自文人；一切的“邪恶”来自文人，而一切的“正义”也来自文人。
文人的文章或酸、或苦、或甜、或辣、或咸、或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作者把自己全部的文字概括为“酸诗骚文”，有时也写成“酸诗臊文”和“酸诗烧文”。就像出版社发行部的经理曾给我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一个读者一定要见一个作者。这个读者是个大老爷们，这个作者是一个作家和诗人，总之是个“骚人”。结果“骚人”没来，于是那读者满地打滚，嚎啕大哭起来，而这个大老爷们据说也是文人。
看来，文人多疯狂！文人的疯狂，那不是“神经病”。文人都是要留下灵魂而不顾肉体的人。但文人本身往往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他们留下的文章和思想有时往往又是举足轻重的。
文人是一群特殊的“小人物”。这里有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也有苟且偷生的普通肉体。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对世界的变化具有高灵敏度反应的群体，他们的感觉细胞出奇的发达。他们的思想和灵魂以文章为载体留在了这个社会上，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灵，不时地在一些偶然或必然的条件下闪烁一下，随之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究竟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呢？能不能把文人与经济有机的结合在一块儿来谈呢？那一定很有意义。
让我们听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
天津林作家说：我写小说就是为了好看，今晚你干什么都觉得无聊，这时你觉得我的书很好看，我的书陪你过了一夜，就很好！有些人一写书就要反腐败，难道你一两篇文章就能把腐败给铲除了吗？
似乎大彻大悟的林作家，写了一本关于潘金莲的书，我看了两页，看到潘金莲与村长和村支书有什么“暧昧”关系。的确好玩。的确好玩吗？
作者朱铁志曾撰文《文人的自恋》，读来很觉轻松愉快：
文人之爱恋自己的文字，犹如鸟儿迷醉自己的羽毛。不同在于，鸟儿的迷醉不过对月梳装、顾影自怜；而文人的自恋则不止于自恋，还要把顾盼自怜的感觉向全世界宣告。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已近乎自我膨胀。还有更甚于此者，更不胜枚举。
以为文章关社稷，其实是文人的一厢情愿。古往今来的历史，还不曾见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例。古时的文人陶醉在文章可能产生巨大社会作用的幻觉里，期待着“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十年寒窗苦，为的是一朝题名时，千籍经卷，不如一篇策论，“沽之哉、沽之哉”，为的就是被赏识的那一天。如果得意，自然“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失意，则“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前者轻薄得可以，后者自欺得可怜。
中国传统文人自古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因而自然没有独立的精神品格。他们迫切需要依附在一个更强大、更有力的社会阶层上，在为其效劳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越是找不到位置的人，越要特别强调自己的重要。
市场经济来了，各行各业的人都受到冲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都默默地忍受艰难与希望。唯有文人喊得最欢，好像只有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不少朋友下海了，啥话也没说，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唯有文人还没下海，先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讨论，其穷酸冬烘之气，活脱脱表现得淋漓尽致。
门口卖羊肉串的朋友对我说，咱俩同行，你是把汉字串起来卖，我是把羊肉串起来卖，都是一个卖，谁比谁强哪去了？老少爷们走路饿了，要是来上两篇你的文章呢？就不好说了。
我嘴里吃着他的羊肉串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我不再妄言文章的作用和意义，能够尽量串好我的每一串文字，大概就算不错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无奈？是回避？是实际？亦或是堕落？真的让人轻松愉快吗？我们似乎感到了一些沉重。而李瑞环同志在政协全国九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却如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但只要是付出了心血，只要是确有真知灼见，不用不等于无用，今天不用不等于将来也不用。自古以来，很多有识之士为国家大事建言立论，写下了若干著名的“疏”、“表”、“策”、“论”，有的在当朝当代发挥作用，有的对后人后世产生影响，有不少至今仍被人们所引用。我们的专题调研，也应当在建言立论上有所作为。“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我们应该对具有重要价值的调研报告精心锤炼，力求准确、生动、鲜明，并编辑成册，使之留存下来。如果我们对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能够提出一些带方略性的思路和主张，我们就尽到了责任，也就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李瑞环同志的讲话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从前曾有过的超前言行——
我对修改《宪法》的强烈呼吁。
我对税收的认真阐述。
我对企业要与党政军公检法脱钩的呐喊。
我对机构改革人员精简的分析和支持。
我对教育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深入思考和大胆谏言。
这些在社会上已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小的影响，这一切会不会得罪一些人？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上的一段话：
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对这种关系负责。
自由的科学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不只会遇到在其他一切范围内将会遇到的相同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例如，英国的高教会，会饶恕那种在三十九个信条中对三十八条进行攻击的行为，而不会饶恕那种攻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行为。
我的分析和大胆谏言肯定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涉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但是我想，我不会有任何一个“私敌”。作为“文人”，我真的想为我的民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吗？我曾告诉我太太：“我想当一头猪！”但父母捎来话说，当地领导让他们把我的材料整理一下，准备登上家乡的“县志”。而我想，我能不能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一点什么呢？我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要以作品为手段来实现我的追求。但是文章毕竟只是文章，它的作用只有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修养联系在一起才显得更有意义。
我们常听一些人说：“一两篇文章就能把腐败铲除了吗？关键是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两篇文章不能铲除腐败，而放弃为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努力。反过来，当我们去为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做努力时就可以放弃反腐败吗？其实，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对立而是统一的！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怎样提高？我想文人的文章应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把某些文章当成反腐败的监督手段，而把另一文章当成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手段。
一根竹棍，插在地上，上面撑着一个清朝的带着长辫子的头发套，发套上是一顶清朝的小毡帽。这是电视剧《绍兴师爷》上的一个镜头。主人公范敬斋对它的阐释是：文人只是个摆设！
但是，那是清朝。而如今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人将是大有可为的。而文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知识和文化的人，都可以是文人！这与前文“五·四”奖章获得者秦文贵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似乎有些区别。“文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文人”，比如比尔·盖茨显然是“知识分子”，但他是不是“文人”呢？而陶渊明显然是“文人”，那他是不是“知识分子”呢？还有青年作家王朔。争论这些似乎很无聊。就像我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作家？判断的唯一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以他是否加入作家协会为标准呢？加入作家协会了就是作家了吗？没有加入就不是作家了吗？显然不能这样判断，比如中国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他们显然是中国的大作家，但当时还没有作家协会一说。而据中国作协的一个人说：在中国作家协会里也有一个字也没有发表过的人。
让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王乃乙的文章《作品不是手段》却好像给了我当头一棒。王老说：“起步时，我像不少‘码字’先生一样，写作的真实目的，无非两字——‘名、利”’。他接着说：
记得60年代初，像黄药眠教授说的：习作者如果把写作品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或干脆为了赚钱，甚至稿子还没完，就盘算着稿费的开支项目了，那么，你刚抬脚，这条路就算走错了！其实，人说名利原本相连，有名就有利，有利也有名。君不见，浅薄无聊的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仅仅因为常在电视上露露脸，就居然纷纷耍笔杆，频频出“大作”，喋喋不休谈感觉，谈怀孕，谈孩子，谈柴米油盐酱醋茶，再没法谈了就用倩影玉照取而代之也可，照样订数几十万上百万。于是乎，钱则活似三江水，滔滔滚滚扑天来。人家“知名度”高得日天地，你眼红得了吗？名人效应嘛。
后来，偶然读到马克思《莱茵第六届省议会中的辩论》：“作家绝不把他的作品看作一种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作品对作家自己或对别人全不可能是手段，所以遇必要时，作家可以牺牲他的存在给它们（作品）的存在，或则以另一种方式，像宗教使徒一般，俯首于这一原则：‘服从上帝甚于人’，因为在人之中，他就被他的人的需要，人的欲望沾染了。”直到“知天命”而后，我才算理解了马克思以及黄教授的话。以写作为谋生手段，恐怕是一切谋生手段中最艰难不堪的。墨迹转化为钞票，其周期之长，局外人恐怕并不深知。报纸最快也得一两个月（这种事甚少），刊物规定三个月不见发表才可另行处理。有些报刊拖到年终或某一段较长时间才一块结算。出版社则往往需要两三年或更长时间。如没积蓄或其它主要谋生手段，专等那点可怜的稿费买米做饭，那你算死定了！因而，即便名作家、大诗人，也情愿被聘去登讲台，喝粉笔末，不怕耽误写他大作的时间。赚钱，只是作品的“副产品”，写作最多只能做为谋生的辅助手段。
所以，想以作品谋生者，不是疯子也是傻瓜！因为这是根本难以办到的事！
其实作品即目的本身，我的理由是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延伸，或生命的一部分。血肉之躯有限，而作品生命（精神、思想）却可以永存！因此，必要时，可以牺牲肉体而让作品存在。
我现在的写作，虽属专业，不能不做，可主要还是一种习惯、爱好和乐趣。我不打草稿，不留底稿，投出去，登不登拉倒。为什么？这样写起来，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妙。若考虑成熟，列个提纲，打出草样，再最后誊抄，雕琢。我认为这不是写作而是制造，是受罪，那会索然无味。抄留底稿也一样，犹如把食物嚼碎吐出来再吞进去咀嚼。这样，不但无味，简直会呕吐了。写作受语言逻辑的支配，它牵着我的鼻子，不知被它牵到哪里去。挨牵的味道好极了！好在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事前都意想不到。事情就这样，如果一切都不出所料，就没趣味了。
至此，我才终于摆脱了名利驱使，而代之以乐趣。于是，写作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便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正如下棋、玩牌等游戏，谁会在乎什么得失？谁会以此作为谋生手段？
只管耕耘，不计收获；只管写作，不计发表与否。这样一来，什么焦灼、急躁懊恼、狂傲……全都跑得无踪无影了。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最好的知己，最大的动力，也是一种最轻松平常的心境。我想，这或许称得上写作中的潇洒人生。
王老啊！我可没有你那样的“潇洒人生”呀！我的作品是我谋生的手段！是我养家糊口的手段！是我发表思想的手段！也是我“自吹自擂”的手段，总之，是我的手段！但是我承认我很累很累，我曾跟我的一位当医生的同学说：“写作，这活儿实在太累了，有时觉得都不是人干的活儿。为了写作失去的太多太多，要是有别的路子，我会放弃写作的！”
在我还没有放弃写作前，我觉得王老的文章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品不是手段能是什么呢？王老的这篇文章没有回答。难道只是用来愉悦自己吗？王老“只管耕耘，不计收获；只管写作，不计发表与否。这样一来，什么焦灼、急躁、懊恼、狂傲……全都跑得无踪无影了。”对于一个专业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现在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假如这月不再给王老开工资，或者说，王老没有“税粮”可吃，他必须用稿费来养家糊口，试问，他还能这样“潇洒”吗？作家老舍说：“给我‘饭’和时间，我会写出更好的文章！”老舍，他经常饿饭，想来很是凄然。但若老舍富得流油就可能写不出“老舍”了！
我想起我在写《点子思维》一书时，也快弄到“讨饭”的地步了，想来很是苍凉。但是当我以作品为手段来养家糊口时，与我以作品为手段来挣点“烟酒钱”时，无论从各方面来比都大不一样了。但是用稿费来养家糊口的确会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个真正的作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采取“曲线写作”——先打工或种地以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要观念更新，“干部能上能下”，作家也应该能上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