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公司确实给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带来了灾难，那就是医生。香蕉公司为工人提供医疗服务，让医生失去了病人，夺了他的活路；然后立了新规矩，要求所有专业人士注册毕业证书，这等于是质疑他是否有行医资格，让他失去了尊严（第49页），也许这正是他自杀的缘故。但是，小说并没有聚焦在香蕉公司带来的“许多灾难”上，最多就只是关注了一个灾难——医生之死。既然书名如是，序里又有如此震撼的开场，读者自然会以为，旋风带来的枯枝败叶会是小说压倒一切的焦点，因此，“枯枝败叶”在小说中明显的缺失，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用的是冰山策略——马孔多主要悲剧发生在舞台之外，一个不为读者所知的地方，读者看到的是舞台上的悲剧效应。因此，《枯枝败叶》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看不见的，比可见的更加重要。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小说充满不解之谜，包括梅梅出什么事儿了，医生为什么自尽等等；但是这些谜都包含在一个更大的谜团里：枯枝败叶的旋风在哪里？其他写于50年代中期的小说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在短篇小说形式上做着不同的尝试，裁剪边幅，磨砺个人风格。《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1955）再现了一个被雨吓坏了的孕妇伊莎贝尔的所思所想。小说充分表达了加勒比地区的大自然所给予人的那种摧枯拉朽、无所不能的感觉，让读者感受到加勒比雨季非同寻常的连绵阴雨：“下雨了。天空是一块柔软的灰色物体，在离我们头顶一掌之遥的地方扇着翅膀。”（第129页）雨如此绵绵不绝，全然充斥了人们的感觉：“从星期一太阳下山之后，我们就没吃东西，我想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思维就停止了。我们让雨给下了药似的，麻木了，以平静、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大自然的崩塌。”（第132页） 尽管马尔克斯5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反映的是具有挑战性的加勒比思想倾向，写作当时，却是作者忙于接受欧洲影响之际。1955年12月他从罗马来到巴黎，住进位于居亚斯路16号的法兰德斯旅店。紧接着，倒霉事儿发生了。哥伦比亚政府决定查封《观察家报》，这等于是让马尔克斯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名，因为报社的薪酬是他唯一的收入。尽管囊中羞涩，他还是决定留在欧洲。幸运的是，当时生活在委内瑞拉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给他找了自由新闻撰稿人的活儿。问题是，普利尼奥·阿普莱约的款不能保证准时汇到，马尔克斯巧妙地将这段经历移植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刻画上校如何等待信件的到来。1956年底，马尔克斯搬到阿萨路上的一个房间（chambre de bonne）,与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的演员塔奇雅·金塔纳同居，这是一段短暂而热烈的爱情。然而，他一生钟爱的，依然是在她九岁时与他邂逅的姑娘，默西迪丝·巴尔查，这时她正在哥伦比亚等着他。加博和默西迪丝开始通信，每周都有两三封信。正是在书信往来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炽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坠入爱河的。 回过头来看，马尔克斯在欧洲写的新闻报道与过去显然有所不同，敏锐的才智、国际化的视角、历史性的讽喻，这都是以前的新闻报道中所没有的。这些新闻报道收集在《当我幸福而尚未成名时》（1973）。例如，《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年》以视觉形象开头——这也是马尔克斯小说的标志性手法——安东尼·艾登勋爵在唐宁街10号向人群挥手辞别，然后“与党内同僚分手，最后一次拜访伊丽莎白女王，递上辞呈，收拾行李，离开首相官邸，退出政治生涯” ，这一切都在两小时内完成。文章收集了1957年的各色事件，出彩的往往是事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美国演员亨弗莱·鲍嘉临死前所说的话：“唯一没出差错的，是我的银行存款”（第12页）；安德烈·葛罗米柯上去了（在苏联权力之争中），而法国影星碧姬·巴铎袒胸露背的衣服掉了下来（第1314页）。在欧洲做记者期间，马尔克斯完善了将读者吸引到故事中心的技巧：通过日常所见所闻的事件，建立共同视角，在此基础上产生集体共鸣。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发生在意大利的一桩谋杀案，充分显示了他的功底：
维森特·埃尔南德斯·马维尔跟妻子吃过晚饭，在阳台上抽烟歇息了一个时辰，晚上10点钟出门，这是他最后一次走出家门。他34岁，是位身材粗壮的出租车司机，平日谈笑风生，是委内瑞拉基督教民主党政治主张的热情支持者，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952年3月24日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走出家门时，跟往常没什么两样。他从下午6点钟起开着黑色的水星轿车干活儿，8∶30回家吃晚饭，答应妻子会像往常一样，凌晨两点回家。但是，直到第二天，他才随着报纸最后一版上的新闻报道进了家门。报道说的是，维森特·埃尔南德斯·马维尔在自己的车里，跟一个朋友一块儿被枪杀了。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他妹妹索莱达和路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一起去东欧旅行，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买了一辆雷诺车，是他提议和马尔克斯一起去东欧的。他们去了东德、西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和匈牙利。马尔克斯此行所写的文章收集在《社会主义阵营游历》（De viaje por países socialistas）一书中。从这些文章看，他在政治上显然更加敏锐了。在某些方面，我们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新闻报道与塞萨尔·巴列霍五十年前对苏联的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处，跟巴列霍一样，马尔克斯通过访谈，依据所见所闻得出的印象，描写了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然而，与巴列霍不同的是，看了马尔克斯的新闻报道，读者得到的是一边倒的负面印象。马尔克斯认为，在这些国家里，什么都做不好，连娼妓也做得不像样！跟马尔克斯一起去东欧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认为，马尔克斯后来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来自对古巴天然的同情，而不是源自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纽带。 从东欧回来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伦敦待了六七个月，表面上是去学英语，其实是去修改准备发表的小说。 后来，在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举荐之下，马尔克斯有了到卡拉卡斯《时光》（Momento）杂志社当记者的机会，并于1957年12月24日抵达委内瑞拉。不久，1958年1月份，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下台，当时正好在卡拉卡斯的马尔克斯，与其他人一起兴高采烈，上街庆贺。他神奇的笔法再次发挥威力。1958年1月23日，佩雷斯·希门尼斯逃离委内瑞拉，翌日，马尔克斯和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一起编写的庆祝民主回归的《时光》杂志与读者见面，印数十万，几个小时便告售罄。尽管他们俩的合作旗开得胜，《时光》杂志社编辑卡洛斯·拉米雷斯·马格里戈后来还是把他们辞退了，起因是1959年5月份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他们对此事持有不同政见。在委内瑞拉工作期间，马尔克斯实践了自己多年前许下的诺言。1958年春季的一天，他和普利尼奥·阿普莱约正在卡拉卡斯大咖啡馆跟几个朋友喝酒，突然，“他看了看表，说：‘见鬼，我快赶不上飞机了。’普利尼奥问他要上哪儿去，马尔克斯说：‘结婚去。’”他从《时光》杂志社告假，飞回巴兰基亚，默西迪丝·巴尔查在那儿等着他。1958年3月21日，两人在7月20日大街（Avendia 20 de Julio）上的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马尔克斯的弟弟伊尤觉得默西迪丝魅力四射，很像索菲亚·罗兰。马尔克斯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委内瑞拉，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 这是一段十分美满的婚姻，加博和默西迪丝非常般配，就像一个朋友所说的，他们两人中，默西迪丝“是脚踏实地的，他们的财产都是她掌管，她是护着他的母狮子；没了默西迪丝，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了”。1959年8月24日，他们第一个孩子罗德里戈出生，1962年4月16日，有了第二个孩子贡萨洛。 此时，拉丁美洲政治局势日益紧张。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场革命政变中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赶出古巴。马尔克斯和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作为记者，应邀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举办的“阐明真相”活动。他们于1959年1月19日抵达哈瓦那；在这次访问中，马尔克斯第一次与卡斯特罗见面。马尔克斯评论道：“对于上一年待在卡拉卡斯的人来说，看到1959年初哈瓦那的狂热气氛和有创意的混乱，一点都不会感到惊奇。”从此，马尔克斯开始转向加勒比式的共产主义。当时，刚刚成立的古巴通讯社“拉丁社”要在波哥大成立分社，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筹备工作；1961年1月又应邀去拉丁社纽约分社工作。默西迪丝带着两岁的儿子罗德里戈和他一起去了美国。不过，纽约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在那里的反卡斯特罗古巴难民，经常打电话谩骂骚扰拉丁社工作人员，就连默西迪丝都接到一个恐吓电话，说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带孩子上哪儿散步（中央公园）等等。
1961年6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心血来潮，决定离开纽约，带着默西迪丝和小罗德里戈，乘坐灰狗长途车去墨西哥。在马尔克斯心目中，这是去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腹地的一次朝圣之旅，但是，在亚特兰大，他们亲身经历了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的粗暴。旅馆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被当成是墨西哥人，迎接他们的是“狗与墨西哥人勿进”的招牌。在新奥尔良，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从波哥大汇来的120美金，正在哥伦比亚领事馆等着他们。去墨西哥途中，马尔克斯亲眼见到了福克纳所描写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上的恐怖人生。尘土飞扬、炎热不堪的镇子，无望的民众，让他想起自己在早期小说里刻画的阿拉卡塔卡的世界。加博、默西迪丝和罗德里戈于1961年6月26日到达墨西哥城。马尔克斯找工作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在当年9月份，他同意给古斯塔沃·阿拉特里斯特的两份流行杂志《家庭》（The Family）和《轶事》（Stories for Everyone）当编辑，同时他还写电影脚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1962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十分有意义的一年，是他小说创作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这一年他发表了三部重要作品：《恶时辰》（La mala hora），《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e），和《大妈妈的葬礼》（Los funerales de la Mama Grande）。这三部作品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恶时辰》的有些人物也出现在其他两部作品里，比如大妈妈本人、堂·萨瓦斯、蒙铁尔寡妇和伊莎贝拉；有些场景重复了其他故事中的片段，比如，短篇小说集《大妈妈的葬礼》里的《某日》，写牙医给镇长拔牙，《恶时辰》有同样情节，不过是加长版。跟《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样，在《恶时辰》里，电影院老板放电影，必须通过当地神父的审查。《恶时辰》刻画的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世界：镇长独掌大权，既腐败又暴力；大清早有人在镇子醒目的地方张贴“匿名帖子”（pasquines），将左邻右舍犯下的过错公之于众，让老百姓时刻心惊胆战；在这里，法律被视为儿戏，一方面，被人戴绿帽的丈夫杀人复仇（塞萨尔·蒙特罗枪杀了与他妻子有暧昧关系的帕斯托），另一方面，镇长的爪牙残忍地杀害了一个被关押的人。《恶时辰》的某些词语会在后期小说里出现，比如镇长的断言，“这是一个幸福的镇子”（第85页），在《百年孤独》里得到重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而是一个镇子在水深火热中的内心感观：官员腐败，停滞不前，暴力漫无目标，像地狱一样永无解脱。如果把情节写入小说，就等于有了以假乱真的方向感，而这个世界是没有方向感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