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人们去刻意地回避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与我们一起相处的人，因为年龄大小老少不同，经历各异，性格不同，随时都会有矛盾和纠纷产生。一遇到事情就抬杠争吵，小题大做，甚至大打出手，这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不利于化解矛盾，更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连类比物术——由此及彼巧说服
连类比物，是指说到某一事物就可以由此及彼，了解同类事物。说服者由于不便直说本意，就编造或借用一些小故事来寄托本意。
秦国和楚国的关系恶化后，楚国的左尹郤恶逃到了秦国，大说楚国的坏话，秦王听了很高兴，想任命郤恶为秦国大夫。陈轸进谏秦王说：我家乡有个离婚的妇人嫁了个丈夫，整天在后夫面前说前夫的坏话，还一派扬扬得意的样子。后来，后夫也不喜欢她了，她又嫁给住在城南的一个外地人，又像先前一样讲第二个丈夫的坏话。这个外地人便把这事告诉第二个丈夫，第二个丈夫笑笑说，她跟你说的这席话，就是她原来在我面前讲她第一个丈夫的那些坏话。现在左尹郤恶从楚国逃来，竭力说楚国的坏话，如果有朝一日他又得罪了大王而逃到别的国家，他就会用败坏楚国的那些坏话来败坏大王你呀！秦王听了陈轸这番话，便决定不用他了。
连类比物，触类旁通。说服者所“连”故事之“类”，来自各种渠道，有的已流传民间，说者当场信手拈来，有的是乘时乘势，酌情编造。尽管故事内容千奇百怪，情节活灵活现，表述娓娓动听，宗旨却只有一个，就是吸引、打动被说服者，让其由此及彼，领会故事之外的真意。
秦武王在张仪游说齐、赵、燕归顺秦国后，拜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一天，秦武王与两位丞相计议攻打韩国，但又担心魏、赵发兵援韩，于是决定让甘茂出使魏国，游说魏和秦联合伐韩。甘茂忧虑自己走后，樗里疾会在秦武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临行前在息壤给秦武王讲了一则类似于“三人成虎”的故事，给君王敲个警钟。
甘茂说：从前有个和孔子门徒曾参同名的人跟别人打架，杀了人，有人跑到曾参母亲那里对她说：“曾参杀人啦！”曾母正在织绢，听见这话毫无所动，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的。”
过了一会又来了个人对她说，“曾参杀人啦！”曾母依然镇静自若。第三个人跑来告诉她，“曾参杀人啦！”曾母沉不住气了，扔下梭子慌慌张张地躲了起来。甘茂讲到这里，换了口气说：“大王请想想，曾参是圣人门生，是贤人，他的母亲对他非常信任，可是三个人都说他杀了人，他的母亲居然起了疑心。我自知比不上曾参，大王也不见得像曾母相信儿子那样相信我，可是说我坏话的人不止三人，万一大王也轻信怎么办？”
秦武王听了恍然大悟，表示不会听信谗言。不久，甘茂领兵六万，攻打宜阳五个月不克。樗里疾对秦武王说：“五个月还打不下来，怕有变故，调甘茂回来算了。”秦武王于是下令甘茂撤兵。甘茂回信一封只写“息壤”二字，秦武王猛然想起甘茂讲的曾参典故，不再疑心，于是又增兵五万，甘茂终于攻陷了宜阳。
从以上这些说服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说服者无论讲述现实故事，还是非现实故事，都是短小精悍，蓄意深沉，而且听来饶有兴趣。同时故事内容与言谏本意扣得很紧，并以易喻难，以异显同，通俗易懂，让人乐意接受。而且说服者往往是先说故事，后露本意，故事是本意的铺垫和流露，而本意又是故事含义的集中概括，二者相辅相成，自然和谐，毫无矫揉造作之意。
西汉大臣霍光在武帝时任奉车都尉，昭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四帝。他死后，其子孙广治宫室，骄横荒淫，谋杀丞相，企图废掉宣帝，继而立光子霍禹为帝。茂陵人徐福上书皇帝：“霍家权势太大，陛下对他们既然宠护优待，就应该及时抑制，别让他们走向灭亡。”徐福上书三次，皇上总是不予理睬。后来霍家事发，遭灭族之罪，被杀几千人。告发霍家谋权的都受到封赏，徐福却被冷落一边。
有人向皇上进谏说：有位客人路过一户人家，见这家锅灶的烟筒是直的，旁边还有一堆柴草，便对主人说：“烟筒要修弯曲些，柴草要远离灶口，不然容易失火。”主人不以为然，不久，这家果然失火，邻里奋力扑救，侥幸把火扑灭，于是主人杀牛备酒答谢邻里，让救火受伤的坐在上首，其余按出力大小顺序就坐，就是没有请那位劝说修弯烟筒的。有人对主人说：“假如以前听那位客人的话，你就用不着杀牛买酒，也不会有火灾损失。今天论功请客，功劳大的反倒不请，这才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主人恍然大悟，连忙去请那位客人。
如今，茂陵人徐福几次上书数说霍家将要谋反，应该及早预防以绝后患，要是按徐福的奏章办，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封赏的费用，霍家也不会有灭族的灾祸。事情虽然不出徐福所料，但徐福却没有得到封赏。这事请陛下斟酌，应重赏徐福的曲突徙薪之策，使他在那些告发者之上。
皇帝感悟，赏给徐福上等丝绸十匹，不久又任命他为郎官。
连类比物的说服方法，常常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得某些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陈国发生了内乱，陈灵公被大臣夏征舒杀了。陈国几个大臣逃到楚国，请楚庄王替陈国平定内乱。楚庄王打着匡扶正义的旗号，率大军灭掉了陈国，把他划为楚国的版图。一时间，南方属国的君主和许多小部落的首领都来道喜，国内的大臣也纷纷前来祝贺，独有大夫申叔时对此不说一句恭贺的话。楚庄王火了，责问道：“陈国的夏征舒杀了陈灵公，犯了滔天大罪，中原的诸侯哪个也没敢去过问，只有我主持正义，杀了夏征舒，而且又使我国增加了很多土地，哪个大臣、哪个属国不来祝贺？可你却吭都不吭一声，难道我做得不对吗？”
申叔时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行礼说：“不是，不是，我的心里正想着一件解决不了的案子呢，所以还顾不上说别的。”楚庄王好奇地问是什么案子？申叔时说：“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别人的田野走过，哪知牛踩坏了人家的庄稼。田地主人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把那头牛抢去了，任凭牛主好说歹说就是不肯还，请问大王，要是您遇上这个案子该怎么审理呀？”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我说应该把牛还给人家。”申叔时问为什么，庄王说：“牵着牛踩了人家的庄稼，这当然不好，可是就为这个抢了人家的牛，不是太过分了吗？”话一出口，庄王悟到了申叔时连类比物的用意，于是恢复了陈国，陈国的新国君陈成公从晋国回到陈国，他很感激楚庄王，就归附了楚国。
求同存异术——存小异以求大同
求同存异，在人际交往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则。人与人之间，由于政治见解、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个人性格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所以完全的趋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一方或者双方的让步，在细节问题上不予追究（存小异），取得原则、方向问题上的一致或基本一致（求大同），却是可以实现的。
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就必须先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并以此共同点为中心，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只要找到彼此共同点而加以扩大，无论对方多么顽固强硬，也终能说服成功。
譬如一对初识的男女，男方深被女方的外表仪态吸引，欲进一步建立朋友关系。在倾谈中，他必会尽量找出彼此的共同兴趣，挖掘双方均有兴趣的话题。通过这些共同点，使女方对他产生深刻印象，从而使关系渐趋亲密。
在找出这个共同点后，更要刻意强调。例如与对方谈话时，只要他有一丁点儿意见与自己是相同的，也应立刻说：“对，对，我非常同意。”或在谈话中刻意反复强调此共同点。总之，要让对方意识到彼此是意见一致的。
如果对方态度相当强硬，不妨说：“照你的说法，我们的意见确实根本不同。但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将问题解决，这点应该是相同的，是吗？我们何不深入一点再找出大家的共同点呢？”这样不断地重复“双方具有共同点”，对方强硬的立场就会逐步软化。
在求大同存小异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可以提供给大家，这个范例的主人公，就是大家非常敬仰和爱戴的周恩来总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某些爱国军官情绪冲动，坚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亲赴西安，力求和平解决此事。面对那些异常愤怒、言辞激烈的军官们，周恩来同志劈头就一句：
“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这话不同寻常，尖锐泼辣，引人深思。如此振聋发聩的一句话，立刻使愤激的人们平静了。
“可是，杀了他以后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日本人会怎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会怎样？各位想过吗？”
周恩来同志连发五个问题，步步紧逼，把军官们问住了。是呀，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好好想过。杀了蒋介石以后怎么办呢？大家陷入了沉思。这时，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深入一步作正面分析：“现在呢，虽然捉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力量，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迫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要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这段话清楚明快，分析透彻：先讲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再讲了目前形势，最后提出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原则。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军官听得心悦诚服。
求同存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要设法找出并夸大双方的共同点。
欲使初次见面的人与你亲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两人的共同点，即使是很小的共同点也无所谓，共同点越多双方的距离就会越近，如此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所谓好的交际对象，必定是双方有许多的共同点，共同点愈多，两人的感情也愈显得密不可分。对方即使是很顽固的人，也会很容易被说服，或许开始时双方只有一个共同点。但不能就此满足，而必须继续找出更多的共同点。并且不断地将它们反复提出，这样对你的说服工作会更有助益。
若是还无法将他说服，不妨再试试另一种说法：“依你说的话，我们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双方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热忱。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继续努力，一定可以寻出其他的共同点。”你只要一再地强调共同点，双方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开启心扉。
为了使他有更深刻的感觉，你必须一再地重复这些共同点，即使看起来毫无意义，例如：同校的毕业生、同一老师教过、去过相同的地方、同样是工薪阶层等，但是却能有料想不到的效果。
人，或多或少难免会存有“趋同”的心理，如模仿、流行等，看见别人做，自己也想跟进。所以，当你要说服别人时，千万注意，尽量使用“我们”、“我们大家”这类具有趋同性的字眼。
由于每个人的内心都存有或多或少潜在的自我意识，所以都不愿受到他人的束缚。如果别人认为你是在说服他时，他的自我意识就会变得更为强烈，从而更不易与你妥协。即使你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在他看来你只是在为你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表演的一场演说而已，更别谈听取高见了。
如果此时你能使用“我们”这一字眼，会立刻使人认为你我就是一体的，是休戚与共的。于是原本牢固的防御堡垒也终会被攻破，而在不知不觉中便上了你的圈套。对于自我意识强者，更可以利用这种方式与他接近。尤其是男女朋友之间的交往，更需注意万不可说“我和你”，而必须使用“我们两人”，让对方更能产生“你、我是一体”的共同意识。总而言之，自我意识人人有之，当你想说服他人时，千万别忘了使用“我们”这一字眼。
曲意服从术——曲意服从巧辩解
被人冤枉时，很多人会据理力争，誓死为自己讨个说法。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但策略有时却未必可取。
现实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据理力争，只会让事情更加混乱，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用曲意服从的方法，从侧面对掌握着事态发展方向的人进行说服，让对方通过思考了解事情的真相。
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厨官就是因为运用了这种曲意服从的战术，对晋文公进行了说服，才得以免除死罪。
一次，晋文公在用餐时，发现厨官做的烤肉上缠了根头发。文公大怒，把厨官叫来责骂道：“烤肉上怎么缠着根头发？你是存心要害我吗？”
厨官慌忙下拜，沉痛地说道：“小臣该死，小臣有死罪三条，愿为我王分析：小臣找来磨刀石磨刀，把刀磨得像宝剑那样锋利，一切肉就断了，可是缠在肉上的头发却没有断，此为罪状一；拿木棍穿肉，却没有发现肉块上缠着头发，此为罪状二；用烧得通红的炭火烤肉，肉都烤熟了，头发却没有烧焦，此为罪状三。小臣有此三罪，不敢苟活，愿听我王发落。”
晋文公想了想，觉得事情的确很蹊跷，就吩咐侍臣去调查，看有没有人想诬陷厨官。结果查明，一个与厨官有过节的侍臣在传菜时，故意在烤肉上缠了根头发，想借文公之手除去厨官。于是，文公将此人处死，赦厨官无罪。
在这个故事里，如果厨官正面辩解，一味喊冤，死死咬定头发不是自己放的，就很可能会火上浇油，使晋文公怒气更盛而获死罪。厨官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正话反说，以退为进，对文公进行说服，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清白。
厨官先装着认罪，供出了自己的三条“罪状”。其实，他“认罪”的过程，就是澄清事实为自己辩解、说服文公赦免自己的过程：切肉的刀如此锋利，肉都切碎了，缠在上边的头发能不断吗？用木棍将肉一块一块串起来，肉上的头发能看不到吗？第三条更荒唐，用木炭烤肉，肉都烤熟了，头发能不烧焦吗？这三条明显与事实不相符。
这样，厨官的曲意辩解不仅证明了自己无罪，平息了晋文公的怒火，同时也提醒了晋文公，揭露了有人栽赃陷害的真相。
社会交往中，有些话绝对不允许你直接说出来，有时为了避免尴尬或是为了解脱困境，不妨采取“曲线救国”之策，先曲意顺从对方的意思，然后再以委婉的说话角度去劝说对方，从而达到比直言陈说更为有效的说服效果。
齐国有一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大怒，命人将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绑在了殿下，要召集左右武士来肢解这个人。为了防止别人干预此事，他下令：“有敢于劝谏者，也定斩不饶。”文武百官见国王发了这么大的火，谁还敢上前自讨杀头之祸呢！晏子见武士们要将那人杀头肢解，急忙上前说：“让我先试一刀。”众人都觉得十分奇怪：晏相国平时是从不亲手杀人的，今天怎么啦？只见晏子左手抓着那个人的头，右手磨着刀，突然仰面向坐在一旁的齐景公问道：“古代贤明的君主要肢解人，你知道是从哪里开始下刀的吗？”齐景公听之大悟，赶忙离开坐席，一边摇手一边说：“别动手，别动手，把这人放了吧，过错在寡人。”那个人早已吓得半死，等他从惊悸中恢复过来，真不敢相信头还在自己脖子上，连忙向晏子磕了三个大响头，以表他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