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部《劝学篇》中，伦理教育问题还波及到国之间的关系，即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福泽谕吉根据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推论出国与国也应是平等的，因为国家只不过是许多个的集合体而已。各国不管贫富强弱，在基本权利上应当是平等的。他说，“拿日本今天的情况来说，虽然有些不及西洋各国富强的地方，但就国家的权利来说，却没有毫厘轻重之别，如果无故受到欺凌，即使与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拼着生命来抗争，以期不使国威失坠”。而同时，“我们日本人”也应“从此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求一国的富强”。如果这样“西洋人的势力又何足惧？”
福泽谕吉主张各国之间应独立平等，但他坚决反对闭关锁国，甚至反对“攘夷”。
相形之下，张之洞的爱国教育就逊色多了，他除以同地、同种、同教相号召外，就只能唱唱中国“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是邃古以来“最尊最大最治之国”一类陈词滥调，而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东西来。为标榜他的爱国主张，他在书中嘲讽“吞蚀公款数十万余，存于德国银行”的道员，尚不无道理，但他把“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的人都称为“莠民”、“昏墨之人”，则有偏狭之嫌。
(四)
培养目标的同异，不仅决定着教学内容的同异，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教学方法及教育教学管理措施的同异。
要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在教学内容上必然注重新学实学。而新学实学的教学，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都要求打破旧的脱离实际的死读书、读死书的方法，而代之以与实践相联系的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福、张两家在这方面是基本一致的。
福泽谕吉认为，学者应该读书，但作学问又不只限于读书，做饭、烧水、务工、经商、兴学、办议会等，都是学问，不只读日本、中国、西洋的书是学问。并且读书是为了明理，而不能为读书而读书，为记笔记而读书，不能一旦把教科书和笔记丢了，也就等于把“学问”丢了。
张之洞也极其注重实地学习，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人才。他之主张多派留学生和考察团出国学习考察，就是认为只有深入实地，才能迅速学到西洋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技能知识及管理知识。他之积极的主张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来中国开矿、办企业，基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举办外资企业来培养中国自己的建设人才。而他的“各国口岸”即“商务大学堂”的提法，则是他实践观点的最好的注脚。
要想有实际工作能力，就不能孤陋寡闻。因此张之洞号召学子集会结社，于关系身世之学问，切磋琢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福泽谕吉也认为学者切不可避世脱俗，孤芳自赏，而应当：“进入活泼生动的境界，多接事物，广事交游”，方能增益才德，提高声望，对“社会人类”有大贡献。
福、张两家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两家在教学方法及教育教学管理措施方面会有所不同。
福泽谕吉要培养反封的资产阶级的志士，培养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思想方法方面，就必然种倡独立见解和善于怀疑，在学校管理方面，也必然提倡树立新道德风尚。他要求人遇事要有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他提倡怀疑事物、不轻信，不盲从，哪怕是对领袖和圣人，对古代和外国的东西，更不盲目崇拜，而应择善而采。他说，“怀疑可致真理”。这就是说，怀疑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进一步探索，为了追求真理。
至于学校管理，福泽谕吉认为，学校是研究学问和培育人才的场所，一所学校，不能“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他说：“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并说：
“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
当然，福泽谕吉并不是容忍甚至提倡让青年学生恣情放荡，相反，他非常厌恶“沉溺于酒色的人”甚至厌恶酒色之谈，认为这些都“惹人讨厌”。但是，福泽谕吉决不主张只要求学生“没有沉溺酒色的坏名声，并能谨慎用功”。他说，“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人生的目标本应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始终向比自己“更高明的人物看齐”，并“要在后来居上的原则下，立志做个旷古空前、无与伦比的人”。可见福译谕吉反对用森严的校规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主张创造一种宽松环境，把学校搞得蓬蓬勃勃，使学生奋发向上。
张之洞主张培养效忠清廷的封建奴才，自然要提倡训奴的教育方法。为此，他特别注重端正学生“识趣”的思想教育，要求时时处处都要注意教育学生忠清、崇圣和遵守封建伦纪。他希望人们对“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不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不受“民主”“自由”等悖乱思想的影响。并且，他明确提出中先西后的主张，即在通西学之前，一定要让学生先通中学，以固其根底，就是说要打好思想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中士不通中学而误信西说，就会成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五)
一部有价值的着作，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的结晶，而当它一旦问世，就必然又作用于时代，且遗响于后来。
两部《劝学篇》思想内容的同异及高下，首先决定于写作的时代。这两部书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但其背景却有着相似之处。福泽谕吉《劝学篇》问世的世纪年代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当时维新派经过“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斗争，已基本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废除封建特权，实现四民平等”、“承认土地私有，实行地税改革”、“取消对农工商的种种限制，鼓励殖产兴业”、“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习俗”等斗争。这一时期的改革，从表面看，不象前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那样剧烈，可是从本质上看，这些社会改革的意义远比原来的政治斗争深刻。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就是作为这个社会改革的号角而问世的。而张之洞《劝学篇》问世的1898年4月，也正是中国社会变法呼声最高，百日维新即将开始之际。由此不难看出，两部《劝学篇》中共同的革新追求，反映的是其问世时代各自社会的改革要求。
但是，两时代虽然都是改革时代，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其政权实际是推翻封建慕府统治后组建的新政权，实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手中，而1898年的清政府，掌权的是原来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实质性变更。福泽谕吉《劝学篇》
纵情恣肆，严厉抨击日本此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大力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衡、博爱、民主、民权，呈全方位开放的局面，除时局需要而外，还因为能见容于政府当局，而不必担心触犯时忌。再者，日本民族是一个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能力极强的民族，原被奉为正统思想的儒学，就是从中国引进的。就是在锁国期间，兰学仍有其合法地位。其民众对于知识分子之宣传舶来品，比较容易接受。这也为福泽谕吉的引进提供了极大方便。张之洞则不然。他面对的政权是统治中国二百余年，当时仍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愚昧而专横的清政府，他面对意识形态是以政权的威力，用法律的形式把统治中国人二千来年的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意识形态，他所面对的民众多是深受过以夏变夷思想影响，具有强烈仇外排外情绪的民众。因此，他的《劝学篇》只能歌功颂德于当朝，顶礼膜拜于圣教，述纲常理直气壮，谈变革战战兢兢、平等自由一概排斥，民主民权统统否定，本来是学西洋创造发明，却得说我祖先古已有之，心欲去而言守，门想开而又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除时代因素之外，两部《劝学篇》的同异高下，与两位作者的身世和经历也关系很大。张之洞出身下级官吏，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同属统治阶级的下层。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矛盾都了解较多，对腐败现象认识较深，对变革现实要求较迫切。张之洞入仕后曾两放学政，对西学则接触较少，更不了解西方社会。而福泽谕吉正好相反。他少年时代虽曾稍习儒学，但很快便转向兰学，旋又转向英美。他不仅曾就职幕府的外事机关，且曾三度游历欧美，对西方社会作过详细考察，认识较为深刻。所以张之洞视儒学如至宝，倡西学则乏力，而福译谕吉则贬旧学而中肯，倡新学而有力。
一部着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对当代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被誉为文明的教科书，而福泽谕吉本人也被人民尊为启蒙思想家。
1958年，我国学者将它译成汉语出版。八十年代又修订再版。五次刷皆销售一空，从这里亦可窥见其生命力，细品全书，平心而论，远非白璧无瑕。但它的基本思想，当时属于先进，至今未完全过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仍有其存在价值，张之洞《劝学篇》虽曾挟朝廷之力，一时刊行全国，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且书中丰富的新学、实业主张，迄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书中浓烈的守旧意识，严重障蔽了它的光辉。张之洞是否看过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尚未找到具体根据据，但张之洞《劝学篇》的形成，受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影响，却是极为可能的。因为在当时中国学者对日本的介绍中，福泽谕吉占有重要位置。但可惜的是，尽管晚出二十多年，其思想水平还远远赶不上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甚至也没能达到时代的高度，以致当时就受到激进派的强烈批评，说它不仅无益于时，还将大累于世。梁启超竟诅咒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饮冰室文集·自由书》)甚至一些较为推崇此书的外国学者，也看到了张之洞“旧学为体”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教救不了中国。当然，张之洞《劝学篇》毕竟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概括，是中体西用范畴的最好的说明。它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以及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但历史业已证明，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保守思想的确是错误的。清廷可以废除并且已被废除，三纲应当摒弃，孔教没能挽救清政府，更不可能挽救中国。看来平等、自由、民主、民权不仅应该提倡，而且应当实行，它们不但不是“召乱之言”，而恰恰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道，用之则昌盛、弃之则衰亡。
福泽谕吉《劝学篇》已经一百多岁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已过九十高龄，它们虽然都曾有过火红的往昔，但其龙钟老态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节奏的。我现在比较研究它们只是为了寻觅些有益的借鉴而已，决不是想选择其中任何一篇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劝学篇》”，也衷心盼望新时代的《劝学篇》早日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