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职尽责的实际内容就是守法和纳税。福泽谕吉把人民的身份分为主客两种，认为，从客人的身份来说，政府执法是主，因此，人民不得妨碍和破坏政府宪法，而要无条件地执行宪法，只有依靠法律，人民才能取得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而破坏法律只会酿成专制暴政；从主人的身份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供给政府的费用，向政府纳税，委托其作各项保护，损益人民均须接受。在福泽谕吉的“职分”和“本分”中，守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一再论到守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是至上的，是国家独立和个人自由的保障。政府以法律保护人民是政府的职责，而“人民则须遵守法律”，“一旦制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尊重国法，就不能“私自裁判”，“报仇”、“暗杀”，“畏惧官吏”等，这些都是丧失国家主权和公民个人独立人格的恶行。
此外、安“职分”，守“本分”的独立人格还必须是以不妨碍他人的独立为条件的。他认为人都有自己的身心自由，如自由的身体，自由的智慧，自由的欲望和理想，自由的思想和意志。人们运用这一切，便可达成自己的人格独立。但是，人又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其“一身的独立”的，因此，这种自由力量的运用，有一个自然的、不可逾越的限度，“这个限度，乃是我用这种力量，他人也用这种力量而且不妨碍之谓”。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不可损人之乐以增己之乐，夺他人之财以增己之富，更不可诱害或杀害他人以逞已意，这就是人人平等的真义，“只有这样，才不致违背做人的本分来处世，既不怨天，又不尤人，这才算得是人生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高唱自由自在，浓情放荡，扰乱世间风俗，有伤教化，则即令他花的是自己的钱，也是不守本分。这种独立和自由是不允许的。
福泽谕吉的这种独立人格观，一方面融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一些自由民主意识(如法的观念)，直接指向否定专制集权主义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现代文明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独立人格观又保留着极端阴暗的专制遗毒，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新专制的阶级本质。这一阶级本质表现在他的所谓独立人格中，就是国家的权力是至上的，人民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在根本上是没有保障的，因而也是虚伪的。
他把人的平等只归结为生理和天生本能的平等，而承认的却是现实的不平等，结果使其平等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和欺骗的意义。他虽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供给起来保护人民的，但若当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甚至反过来压迫人民的时候，人民又只能耐心地“忍受”，做基督教式的“殉道徒”，而不能反抗。他说，在这种时候“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会“酿成天下普遍的不良风气”，使政府逐渐成为专制政府，而人民便会唯命是从，卑躬屈节，丧失独立性；而“用实力对抗政府”又会“掀起内乱”，使政府更加残暴，使国家失去独立。因此，只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也就是“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处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一个人接一个人，前仆后继，直到最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文明过程，就需要人民作出这种“殉道”式的杀身成仁的牺牲。这实际上是福泽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软弱的阶级本性的表现。实际上，在此基础上的独立国家只能是更加专制黑暗的政府，而这样的“殉道者”式的人民是最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民。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如铁地证明了这一点。
3.为学之道
怎样来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呢？福泽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学者们要树立振国励民的远大理想，肩负起振兴国家，促进“文明开化”
的重担，超凡脱俗，振励乾坤，而不要自甘庸俗。因为，在福泽看来，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学者们，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科学技术都是由这些“中产阶级”研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模式、生产关系、行为准则等，也是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审视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上不是执政者，下不是干体力活的一般百姓，他们是“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发现和创造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就要自觉地以社会国家的文明进步为己任。
福泽谕吉把人的身心活动按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本身的活动，以身心的活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过上安乐的生活。
这是生活的独立，是人格独立起码的要求。但是这虽然也算是一种独立，却是很容易的事，做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仅仅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人格的完全独立了，那么人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生和死也就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也不会有文明和进步了。他说；“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在世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毫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而人类永远只能停留在野蛮的原始洪荒时代，与禽兽毫无区别，永远以禽兽为伍。因此，他批评有些学习西方新学的学者目光短浅，溺于世风，为一己私利得失计较，学到一点新学招牌，就去招摇钻营，奔走于微未俗务和仕途，为一个月几十元的薪金而劳心伤性，苟得个人生活的安乐，而不关心社会国家的文明进步及自己肩负的道义，“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从国家的文明前途想，这可说是一大灾难。因此，他沉痛地指出：“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是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
人类的另一类活动是社会上伙伴之间有关交往的行动，它指向的是人类群体的发展，是社会的文明进步。福泽认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人类社会就是在交往中文明进步的。交往就各有义务。学者的义务就是“着书教人”，以“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社会的进步”，因为，国家的文明和独立根本上是智力的水平和发展，国家间的竞争根本上是智力的竞争。
因此，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如果仅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依赖别人而已”，那只是尽了内在的，对于自己的义务，还不能算是一个人就独立了，只有“与国人共同努力，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才能说是尽了内在外在的义务”，才无愧于身居日本的日本人这一名称，才算得上是真正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他这种把学者个人的价值融合于社会的价值实现之中的观念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此，他号召学者们：“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任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这种以身当天下大任的雄心和气魄，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和警策，是历史所赋予的庄严使命，是社会对主体价值的肯定和呼唤。
独立的人格必须具备于实际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有实际用处的科学文化知识。他说，“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书和古文，能咏歌和做诗，他认为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根本上是“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在福泽的思想中，实际的“学问”不仅是社会生活中必需的、实用的知识、技能，也包含实验和实证的科学及科学方法。他举例说，如学习“伊吕波”四十七个字母(指日文字母表，一般常作序数调使用)，练习写信记账(指西方式的财会管理方式)，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更进一步，还要学习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修身学等，这些都是实用科学，并且，他要求在学这些学科时，要参照西洋译本。此外，有才能的青年还要学习外语。他认为，这些学问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得以独立的真才实学。“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土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在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信”与“疑”的问题，即传统与西化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文化的独立性问题，又是一个怎样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独立性的问题。一方面，他认为，“怀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学者为学，就要敢于“怀疑”，敢于否定传统、审视现实，认为“轻信易受欺骗，怀疑可致真理。”西方的近代文明即是由于学者们对传统的怀疑和对现实的重新审视而来。如伽利略、伽伐尼、牛顿、瓦特都是由现实的观察提出对传统现存结论的疑问而解开了物质世界的奥秘。在社会进步方面，托马斯·克拉克森的反对奴隶买卖的法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由对现存秩序的怀疑而起。“试看现代西方许多学者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地创立学说，引导人们进入文明之域，其要领即在于大胆驳斥古人认为确定不易的学说，对社会上一般不容怀疑的习惯也加以怀疑和研究”。另一方面，“怀疑”要以理性为准则，必须坚信那些被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必须弄清为什么“怀疑”和学会怎样“怀疑”，不能一学西方就丧失独立性，凡是自己的东西，现存的东西就一概否定，一切都从新开始。他认为，由于东西方人民风俗习惯、思想感情、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即使在西方是文明和进步的东西，在日本就未必是文明和进步的。更何况西方并非样样都好，日本也并非事事都糟，在这方面决不能生搬硬套。特别是在社会关系和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领域里，情况更是如此。他认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信仰、不但会闹出“东施效颦”的丑剧，甚至会使社会心理失衡，人们会“一身空空如也丧失安身立命的地位，”有的人还会发狂。因此，近代化的过程只能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以完善日本特有的文化的过程，失去了文化的民族独立，近代化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学问之道上，福泽谕吉还从现代社会的特征出发，特别强调学以致用，学问与实行的一致、思想与行为的一致。认为这是实现人的独立人格的途径。他认为，人们只有在实行中，才能真正振奋精神，鼓起身当国家大任的勇气，而仅仅读书是不行的。他说：“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因此，只有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兴办工厂、开发农业和从事着作翻译及新闻出版事业等之中，才真是引文明事业为己任，才是真正实现独立的人格。在学习与实行中，还要坚持思想与行动的一致。一方面要心志高尚，“有了高尚的心志，才能成为高尚的人物”，“没有高尚的思想，就没有高尚的行动”；“思想不先明确，则人的行动就会徒劳无功”。另一方面，行为要踏实，要按照高尚的思想去高尚地行动，“凡是理想过高，缺乏实际行动的人，有时会被人厌弃而陷于孤立”。更不要以自己的理想去观察别人的行动，这样会因轻视他人而又被他人轻视，更致互抱不满、互相轻蔑，为社会所不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于是实现人格独立的唯一方法。
此外，培养独立的人格，还要培养人们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是人实现其独立人格的媒介。福泽对此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学习语言”，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语言是现代社会中互相交往、表情达意的首要工具，“如与人接近和直接表达己意，则非语言不可，所以言词必须流畅活泼。”作为一个学者，有了好的思想，好的见解和发现，要影响别人，发挥社会作用，就必须要作宣传和演讲。
口头演说比用文字写出来更生动活泼，更能引人兴趣，宣传效果更好。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社会变革的深入、议院制的普遍推行，生活中许多事都要靠演说。因此，作为一个独立地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人，必须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二，容颜要和蔼明快，不要使人望而生厌。这既不要胁肩谄笑，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也不要模仿伪君子态度、呆板枯涩。要求的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平等和对他人的尊重。此外，衣饰外表也要讲究文明，才能与人正常交往，不致使人产生误会。第三，要有自信心，要有广泛的社会交往。
人在别人身上反观自身，在与朋友的真诚交往中获得自己的人格独立。
总之福泽的为学之道以培养人独立人格为核心，教育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和途径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十分自觉的理论意义。
福泽谕吉是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最着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中，他的《劝学篇》表现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要求。《劝学篇》每份销售量都高达20万份，风靡一时，影响全国，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甚至深入到政界和一般群众。《劝学篇》中所宣传的“四民平等”、“民族平等”、“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等政治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道德观以及对文明进步的充分信心，对学者们不要独善其身，而要兴办事业、促进文明、为人类造福的勉励以及学用结合、言行一致的思想，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现实的精神，不仅对明治政府的革新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被采纳到教育改革、学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