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别故乡中津记
所谓人是万物之灵，并不只是说人有耳目口鼻和手足，能说话，会饮食睡眠。其实质在于人能遵从天道，修炼德性，开辟人之所以为人的知识与见闻，处理事务，与人交往，谋求自身之独立，维持一家之生计。正因为这样，人才堪称为万物之灵。自古以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注意人的天性的自主自由。在谈论自由时，有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自由乃是既不妨碍别人，又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都互不妨碍，各依其秉性自由自在地行事，而不以己意限制他人的身体。当各自保持其自身独立时，人的天然本性将向正确方向而不朝坏的方向发展。若是有不讲情理的人逾越自由的界限，或者出现损害他人而只求一己之私利者，则必然要危害人们彼此间的关系。这种人为天所罪，为他人所不容，不分贵贱长幼皆可轻蔑之，甚至对他们加以惩罚也无妨。
如上所述，人的自由独立是一件大事，因而如果误解其含义的话，则德不得修；智不得开，家不得治，国不得立，天下的独立也无希望了。
一身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一国独立，一国独立则天下可独立。士农工商应互不妨碍各自的自由独立。
夫妇为人伦之本。有夫妇后，才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苍天造人，开辟之始只有一男一女。历经数千万年之久，男女比例大致相同。无论男女，同样居住于天地间，是天地间之一员，理应无贵贱尊卑之别。但观古今中国、日本之风俗，一男子娶众多的妇女为妻妾，对待妇女宛如奴婢或罪人，并且不以此为耻。其害不浅。如果一家的主人轻蔑其妻，则其子仿效此举侮辱其母，不重其教诲。如不重母教，则如无母，与孤儿无差别。况且男子常常在外，很少在家，由谁来教育子女呢？这岂不是更悲哀吗！论语中有“夫妇有别”的记述。
所谓“有别”并不是指有分、有离。夫妇之间应以情感为重，如果象和外人那样分之、离之，则难以治家。因此，所谓“别”乃是“区别”的意思，应是这对男女是这对夫妇，那对男女是那对夫妇，两对夫妇有区别，正确区别之义。然而今天蓄妾者甚多，正妻有子，妾也有子，则兄弟间同父异母，这很难称之为夫妇有别。男子若有娶二女之权，妇女不也应有私通二夫之理吗？试问天下男子，如果自己的妻室另有所爱，一妇二夫居家同住，主人能够柔情蜜意地对待妻室吗？《左传》中有“交换妻室”之说。这是指暂时交换妻子而言。孔子患社会风气衰落而着《春秋》，虽然对那些评论夷狄，或议论中华的人进行褒贬，但对交换妻室并不那么担心，也没有扳起面孔深责。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不周到。此外，或许有人对《论语》中的夫妇有别，另做其他解释。这无异也是汉儒先生的见解。
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诚心思念双亲，才能恪尽孝道。三年仍不免除对父母的怀念，才能专心服丧三年，对此事若斤斤计较未免就是薄情。
社会上常常责难子之不孝，却很少非难父母不慈。为人父母者，对其子高谈你是我生的孩子，以为孩子是亲手制造的、用金钱买来的工具。这是很错误的理解。人由天授，因而应该重视人。既然生子，就要通过父母的合力进行教育。十几岁以前在父母的身旁，以双亲的威信和慈爱向好的方向引导，奠定学问的基础。然后，进入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成为出色的人才。这是父母的职责，也是对天下的贡献。孩子到了二十一、二岁时，已成为成年人，如果孩子可以自理，父母不要再管他，让他独立经营管理生活，行其所好，为其所欲为。不过，父母与子女的道德关系，始终不应改变。子女应尽孝道，父母应不失慈爱。前述姑且不再重复，仅就父子的关系而言，父不应妨碍儿子的独立自由。西洋的书中记载，子生后既已成人，作父母的对子女只能忠告，而不应加以命令。应该承认，这是金科玉律的良言。再者，教子之道、学习学问自不待言，而由学习到养成习惯的教育，也很重要。所以，父母的言行必须端正。如果父母高谈大道理，而自身行为鄙劣，其子也不会以父母的言语作为教范，而逐渐受父母的恶行所熏染。如果父母的言行都不正确，其子如何便可想而知。这样的孩子，可以说比孤儿还不幸。还有这样的情况，即父母的性格正直，也知道爱孩子，但由于不去辨别事物的方向，致使孩子误入为所欲为的歧途。这种情况，孩子似乎是无罪的，其实是父母只知道爱子而不知道爱子之道所致。结果，使其子陷入无智无德的不幸之中，成为违背天理悖逆人道的罪人。作父母的，无不担忧自己的孩子身体生病，但不知道心灵有毛病的人比身体残废的人更糟。为什么只担忧孩子身体有病而不担忧心灵有病呢？这可以叫做妇女之仁慈，或者可称之为畜类之爱。
人的心地不同，犹如人的面孔各不相同。随着世界的开放，不良之辈也日益增多，平民仅以一人之力不足以保护人身的安全。于是一个国家设置众人的代理人，谋求公共的方便，制定政策法律，劝善惩恶之法始实施于社会上。此代理人命名为政府。其首长称之为国君，附属的人叫做官吏。这是保卫国家的安全，防御他国的轻侮所不可缺少的。虽然世间工作种类繁多，但没有比处理国家的政务更困难的。费力者应获得报酬，此乃自然的道理，因而工作越难报酬应该越多。居政府之下蒙受政府的恩惠者，不应因国君官吏的薪俸多而对他们嫉妒。政府的法令严明，他们的薪俸就少。不但不应对他们嫉妒，而且应该尊敬他们。不过，为国君和官吏者不能失掉自食其力的大义，应该时常想到自己所花费的力量与自己所得到的报酬孰重孰轻。这就叫做君臣之义。
以上是人与人交际的概述。仅用二三张纸不能尽述其详。要想知其详，需要读书。读书，不仅指读日本的书，而且应该读中国的书，印度的书，西洋各国的书。最近社会上谈论皇学、汉学和洋学，各立自家的学派，并互相诽谤。这是读书之外的事情。所谓学问，如果仅仅是认识记在纸上的文字并不怎么难。如议论学派优劣得失应先识字，然后再评论。只在空论上浪费时间，那是徒劳无益的。就人的智力而言，只学日本、中国、英法等两三个国家的语言就要花费相当的力气。不识其字，反而诽谤己所不知的学问，岂不是男子汉的耻辱吗？研究学问不应先考虑学派的得失，而应先考虑本国的利害。当今日本与外国的交易刚刚开始，外国人中也有不正之辈，他们以为日本贫穷，日本国民愚劣，其中很多人只顾经营自己的利益。因此现在我们日本人提倡皇学、汉学，仰慕古风而不喜欢新法，就等于不了解世界上的风土人情而使自己陷入贫穷愚昧状态，这不正是外国人所得意的吗？可以说，这正中他们的下怀。当前西洋人所惧怕的是日本人学习西洋的学问。博览各国的书籍，精通世界的事情，根据世界的公法谈论世界的公事，对内修炼智德以求个人独立自由，对外遵守公法以炫耀一国之独立。这才是真正的大日本国精神，这也是我的着眼点。不问皇学、汉学、洋学的得失，而主张以学习洋学为当务之急，其原因也在于上述的理由。希望故乡中津的士族与平民从现在开始放开眼界，先学习洋学，自食其力，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以求得自身的独立，修德开智，扫除自卑的心理，了解自家安全与天下富强的意趣。
谁都思念故乡，谁都希望故友幸福。启程在即，临别匆匆执笔，记西洋书中之大意，供诸君他日参考。
明治三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记于中津留主居町故居窗下。
福泽谕吉
明治三年(1870年)
(二)劝学篇第一篇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体力和脑力劳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但如环顾今日的人间世界，就会看到有贤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富人，有贵人又有贱人，他们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理由很明显。事实告诉我们：人要是不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加之，世界有困难的工作，也有容易的工作，做困难工作的叫做身分高的人，做容易工作的叫做身分低的人。大凡从事操心劳神和冒风险的工作是困难的，使用手足从事劳力的工作是容易的。因此把医生、学者、政府官吏、做大买卖的臣商和雇用许多帮工的豪农叫做身分高的贵人。由于身分高贵，家里也自然富足起来，在下层的人看来就高不可攀了。但如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这只是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差别，并不是天命注定的。俗语说“天不给人富贵”，人们须凭勤劳来获得富贵。所以如上所述，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惟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贫贱。
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一般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贾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问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证。所以我们应当把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际学问，如学习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再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学科。例如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物理学考查天地万物的本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修身学则阐述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
在学习这些学问时，均可参考西洋的译本，书中内容大多用日本字母表明，学习至便。至于有才的青年，则可兼学外文，对各项科学都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以上是世间一般的实际学问。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人们自降生到自然界以来，本来不受任何拘束。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并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仅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则易陷于恣情放荡。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
譬如花自己的钱，耽于酒色，放荡无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绝对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荡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终至于紊乱风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钱，而其罪是不可宽恕的。
自由独立又不限于个人，还适用于国家。我们日本是远处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古不与外国交接，仅凭本国的物产自给衣食，也并没有感到不足。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日以后才开始对外贸易，一直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况。开禁后议论纷坛，其中有人叫嚣锁国攘夷，但所见异常狭隘，有如俗语所谓“井底之蛙”，其议论是不足取的。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间，被同一太阳所照耀，观赏同一月亮，有着共同的海洋与空气，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将彼此多余的物资相互交换，并进行文化交流，就不会发生耻辱和骄矜的感觉，而能同获便利，共谋幸福，并本着天理人情而互相友好。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美洲的黑人也要畏服，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拚命来抗争，以期不使国威失坠。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国家的自由独立。至于象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着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这实在是不懂得国家的本分之故。如就个人来说，就是不能实践自由的天理，而陷入恣情放荡的状态了。我们日本自从主政维新以来，政风大改。对外基于国际公法与各国建立邦交，对内向人民宣示自由独立的原则，例如允许平民冠姓和骑马，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盛举，可以说是奠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基础。今后在日本，除各人因才德地位而有相应的身分外，再也不会看到生下来就有的等级了。譬如人们不能对政府官吏无礼，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并不是因为其人可贵，而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才德，忠于职守，为国民执行可贵的国法，方才值得尊重，所以不是人贵而是国法之贵。在旧幕府时代，将军所用的茶僮在东海道上通行无阻，是众所周知的。此外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
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被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这是因为人们从千百年的往古以来，一方面虽然憎恶，一方面又自然相习成风，从而在上下之间造成恶习。但究竟都不是出于法的可贵与物的可贵，而只是政府施逞威力，使人生畏，以图妨害人们自由的卑鄙做法，即所谓不具实质的虚威罢了。到了现在，这种浅薄的风俗制度早已在日本国内绝迹。因此人人可以安心，即使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也不必隐瞒起来，暗中埋怨，而应遵循正路，按照程序，心平气和地提出来，并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拼命也要力争，这就是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本分。
如前所述，依凭天理，个人和国家都是应当自由和不受拘束的。
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何况近来四民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更可以人人安心，只要依凭天理就可以放胆行事。不过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身分，并须按照身分而具备相应的才德，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之务的原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