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论维新前后的大事变，平时社会上谈论政治的热度也在升高。这种风波波及到学校，使其也难免受影响。统治全国学校的行政官以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工作。再看各地方的政治家们，如反对政府或持不同政见时，本属于政治问题，却影响到所辖的学校，以致本来是超脱政治的学问也无端地出现了政敌。即便是今天在学校采用教员时，也要问其政治主张如何。如果是很难坦率地回答与某政党有联系，或在雇用小学教员时，某个人在某次关于现时政治的演说会上博得听众喝彩，就给以优厚的工资，也不问他学识水平如何，只以议政的优劣来评价。应该说这是以热心政治来戏弄学校，双方都在为学问寻求政敌。本来学问和武术、美术一样与政治毫无关系，当然不论政治观点如何，只要有教学能力的人都可以做教员，但现在却要考虑其政治主张，以议政的优劣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一点尽管为世人所忽视，其实恐怕正是灾难的征候。试推测一下未来的社会状况，日本学问不幸之源在于附属于政治，将严重地重蹈中国宋朝和旧水户藩的覆辙，令人不胜忧虑。
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灾患的发生。我认为，其方法只有将现在的文部省所辖的学校与本省分离。既然要维护帝室的统治，就要让民间的有志之士参与管理，形成统一的私立学校体系。靠帝室暂时资助巨额贷款，建立牢固的基础，或每年靠帝室赐予一定数量的贷款来保护教学活动，这对帝室来说不是很难的。例如，本省为直辖学校每年资助费用50万日元，暂时发资金500万日元作为学校私有金额，将这些贷款的实价用公债证书方式寄存在政府，每年便可得到50万日元的利息。名义上是资助500万日元，实际没有得到现金，只是以大藏省中储蓄的公债证书为凭证。这一巨款是恩赐于民的，私立学校有了50万日元的资金，就有了活力。就此再召集全国有识之士召开学事会议，确定管理学问事业的中央局，授予文书学艺全权，讨论教育方法，审查着书的质量，探讨古事，研究新说，规定语法，编写字典等，统文事于一体，建立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文权本体。过去德川政府银行有这样一件事：旗下之士领取廪米的时候，用“米几石几斗”的米字计数法，代替了过去划竖杠记数的方法。林大学头的收据用楷书写“米”字，但银行会计员说是违反常规，不予承认。对此林家不服，管家与银行职员间发生了争执。于是银行职员和大学头直接举行对话。大学头进行申辩说，写“米”字可以使那些不识日本国文字的人都能理解。结果号称政权中具有全权的银行会计员为此失败。这是事实，还是好事的人编造的奇怪的笑话，我不晓得，但是从中可以推测出林家掌握着文权。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没有了上述的奇闻，尤其庆幸的是设立了学事会，我们期望着它能象昔日的林家那样。学事会的人掌握文事方面的大权，与政事完全相脱离。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担任学校教育事务的人再掌握一些政事之权。从政权角度看，学者不干涉政事，政事也不妨碍学事，政权和学权二者分立，这样对施政和为学双方都有利。
如上所述，不能废除文部省。文部省作为行政官具有一定的管理全国学事工作的权力，例如，命令各地调查适龄者就学的人数，统计就学人数、人口和就学者之间的比例，或具体审查各学校的地位、履历、资金的来源及保存的方法，经常派一些官员到各地监督工作等，一切有关学校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皆是文部省的职权。况且，强迫教育法的实施必须靠政权和权威力量来实现。我认为，实施强迫的方法，规定全国各地不分男女只要是适龄儿童都必须就学，这是今天日本的当务之急。倘若对学校使用什么教材，采用何种教学方法等都要具体规定，这就不合适了。学问上的事情应由学者组成的学事会来决定，学校监督报告的事务则要由文部省来承担。最好是学事和日常琐事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正象海陆军中，指挥军舰在海上作战或指挥骑兵部队是军人的事，没有亲身的实地经验和不明兵法的人不能胜任。但是，海陆军队不只靠军人统治，没有制定军纪的法学士不行，没有治病的医学士也不行。行军时的辎重、军粮之事，日常的会计簿记之事等等，千头万绪都是舰队支队以外的事务，其重要性与作战事务一样，二者都不能忽视。庶务和战务相互配合才能构成海陆军部队，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对全国学问之事，负责制定教育方针并指导年青一代、传道授业解惑之人，一定是从少年时起就亲身接受过教育、有教育实践经验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应让其做些管理学事教育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说，全国的教育事务不只应由学者担任，要想井然有序地管理好教育事务，还必须依靠行政的权力，必须依赖所谓事务家的劳动。学者靠政权的力量把学问强加于人，事务人员不懂学问随意管理，正象军人兼任海陆军的庶务，庶务官员参与指挥打仗一样，双方不仅劳而无功，相反有碍于全面工作的进行。让海陆军的医学士、法学士或会计师指挥战士操练，命令抓住时机进攻退却，其困难是尽人皆知的。而政治行政家议定教育方法，撰写书籍，指令学生体操的进退，其难处却不被人所知。
我相信，我的比喻一定会符合一些人的看法。
靠帝室保护私立学校的事务时，也有资金的合理安排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帝室原有的不动产拿出几十万日元来扶持全国的私立学校完全不成问题。一时支付巨额的资本，并用资金证券形式付给，这和永久贷款形式一样，对帝室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今天政府财政困难，帝室的经费也很难增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仅国库收入丝毫不能增，同时又要解决实际问题，权宜之计就是将文部省、工部省与学校分离，由本省将给各校的经费省出一部分归于大藏省，直接增加帝室的经费，帝室用这部分资金扶持保护学校。这就很容易地解决了学校和帝室的经费问题。官立学校变成私立之后，学校当局一定会把这当作自己的私事，自然会产生一种质朴勤俭之风，费用上比以往有很大减少。即使不减，也能用和过去同样的资金来办许多新的学务。不是说今天的官立学校滥用经费，而是事务有公私之别，费用自然有多少之别。众所周知，这次官私变革，靠国库支付给学校的资金一定会很充足。
有人认为，废除官立学校，一律改为私立，其私立学校总理以下教员仍任用从前在官立学校工作过的人设立教务会负责学事，这一做法很好，但是作为总理教员在私立学校中失去了为官之荣誉而感到痛心这是事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俗吏论，根本不了解学者的心态，再退一步说，学者中没有那么庸俗的人，或以当官为荣的人。即使有这种人也很容易处理。首先以利禄来说，不管学校是官立还是私立，都发给薪水，没有利禄的按地位由帝室赐予位阶勋章，通过这种渠道网罗天下的学者。这样有位阶勋章的不限于政府部门。若官吏辞职，便失去原有的位阶勋章。象华族步入官场也能得到位阶的恩赐，以光宗耀祖。因此，位阶勋章不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劳动报酬，而是日本人中出类拔萃人物的一种标志，表明其具备在政府任职的才能。
在政府中，一等官是最高的官职，德才平平者很难胜任，只有德才兼备，且无过失的杰出人才才能充任。其天赋和才德与生来的教育都是第一流的，便赐予一等勋章，授予显赫的位阶。官吏工作报酬以月工资形式付给，按劳取酬，即付出百分劳动，得到百分报酬，这几乎与买卖没什么不同。同时还有一种靠营业度日的仕官，除得报酬之外又赐予勋章，不拘于贡献大小，只用显示其级别。政府虽不是有意地赐予仕途之人，但是官职的作用是衡量人的地位的计量器，靠一次测量结果赐予位阶勋章，其地位终身得以保障。至于本人的能力如何则不管。也就是说，辞职的官吏仍保有位阶勋章。
位阶勋章由帝室授予，与政府官员毫无关系。帝室是整个日本国的帝室，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和帝室原来是互不影响的，中立的帝室负责帝国全面事务，主持公正。从帝室建立以来，政治的社会、学问的社会、宗旨、道德、技艺、农商等一切事务都是重要的事务。
在这些事务中，为表示赏识超群人物便授予位阶勋章。人类社会之事千绪万端，并不只是由政治组织起来的，人的功用也是如此，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即人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从事何种工作自然有各自的长处。有擅长农商的，有擅长工艺技术的，也有擅长学问和政治等，不应相互排斥，擅长某事的，就是其长者；擅长某业的就是某业的长者。因此，授给他某业方面最高荣誉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大关”是相扑的最高级别，九段是围棋的最高段位，同一等官是政事的长者一样。那么，生来有志于学，愿以毕生精力从事自己的研究或教导他人的长者，是学问社会的长者，也和一等官是政务之长者一样。可是为何相扑的大关、围棋的九段不能得到同太政大臣一样的荣誉呢？主要是相扑和围棋与政事相比有轻重之别，由于这种差别，双方不能相提并论。如果着眼于一国文明的进步而将政事和学事做一比较，则很难判断孰轻孰重。学者以治学为重，如同政事不能具体讨论儿童的游戏问题一样，政治家也蔑视学问，认为是不实用的老朽的空谈，这是双方的偏颇之论。平心而论，政事和学问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事业。政事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首当其冲，学问则是长远之计；政事维护当前社会的安定，可以使学者安心治学。学问则教育人才，可以培养造就出政治家，双方丝毫无轻重之分。
为了一个国家的文明而重视学问，既然已经明文规定下来，因而尊敬学问社会的人，并授予位阶勋章，便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什么震惊天下人耳目之举。即学术社会的上流人物和政务社会的上流人物真正处于同等地位，毫无贵贱之分。相互间不干涉对方的事业。
通常说的在朝廷里重视地位，在民间重视年长者，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官职高贵，与民间的交往无足轻重，更何况对学问社会来说，与政府的官途不同，其地位尊卑是无效的。在法兰西的大学校里，拿破仑一世能任学事会的会员，而拿破仑三世则不被允许。这就证明法国学权之强大。在日本，政府的官职只是任职中的等级，其他职业不设位阶勋章制度，尊卑只限于政府中官吏间的相互等级关系，在政府之外并不通用。如同我这个公司中职员的等级对其他公司没有影响一样。假如要制定一项不论人的职业而只看其身分高低的法令，其法必须适用于全国人民，而不应有政府内与政府外的差别。官吏是日本政治社会的官吏，学者是日本学问社会的学者，其事业虽然不同，但其人的贵贱毫无差异。只是此人在偶然机遇下有志于学术，并安心于学者之业，因而没有得到表现其身之荣誉的机会。另一个人有机会当官，从事官吏的职业，从而利禄和荣誉兼得。这不能说是人事上的公平。当然如果用高尚的大道理来说，位阶勋章不过是庸俗的荣誉而已，何足挂齿。话是这么说，似乎是学者们的普遍声明，其实未必如此，真正超凡脱俗、置身于荣华富贵之外看不起世俗的人，在学者中不到百分之十，在一千、一万个人中也难找出一两个人。更何况在日本国里应该得到荣誉的并没有得到；国民应该得到的东西，有人得到了，有人没得到，这就更使人增添了侮辱的念头。因此，期望今天的学者们淡于名利，超然于尘俗之外悠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为了表彰学者的荣誉而赐予位阶勋章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把位阶勋章只赐给政府的官吏，的确令人震惊。所幸的是这次把行政官直接管辖的各学校都改为私立的体制，其教员都变为无官职的人民，自少年时起有志于学，逐渐成为钻研学问，并具有教育他人技能的人，在日本学问社会中被尊为“先辈”、“长者”，因而理所当然地也赐给他们与其身分相适应的位阶勋章，这不仅使本人得到满足，也体现了帝室的不偏不倚，通览日本的全局，对政治和学问一视同仁。
帝室已成为日本私立学校的保护者，进而还打算精选天下的学者给予特别之荣誉和年薪，让其从事所擅长的学术研究工作。近年来西学进步尤为迅速，不光重视物理的发明，更重视将发明成果应用于实际中，以求得实效。姑且不论这些成果应用于工农业部门，即使日常生活中的灌水、烹饪、煎茶、点灯等方面也都要遵循学术要领，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学习。总之，西方近年已经经过理论的研究时代而进入理论的应用时代，正如军人已从军校毕业奔赴战场一样。相反，日本的学术十多年来虽有很大进步，但水平不仅没达到毕业程度，而且还需到外国进行强化训练，远未进入战场。在物理上没有什么新发明，而应用更是遥遥无期。在日本，医学的发展较早，医术也超越于其他学科，但今天仍不免有人时常慨叹不及西洋的发展。数百年以来，医学上不仅没有新发展，就连号称难治的脚气病理也未搞清楚。这毕竟不是医学士的愚笨，而是由于没有得到供学术研究的时机和资金。医学知识刚刚入门，有的人就到官府供职，或开业行医。供职，开业行医，未必是医士的本意，只是为觅谋生糊口之道。
要糊口就不能为学，为学便不能糊口。一年三百六十天，连半天的修学时间都无法保证，好多人搞垮了身体，悲惨至极。(我曾认为，察言观色是察病的最重要方法，若医师没有聪颖敏捷的听力，一定会出差错。培养听力要先选择精通盲语的人，听一下健康人的肺脏、心脏的动声，再听一下患者异常时的声音，将二者区别开来。以前医师用耳朵能分辨五种不同的肺心音，盲人又能将每一种再细分为二三种，这样，即可以区别出来十五种。倘若这个试验结果有效，则将其作为医学部音学的一课，使学生的听觉聪颖敏捷，其中的优秀者则专门以叩诊听诊为专长。医学的秘密正是通过这些渠道被发现的。)此外，还有理学、文学等。学者们在闲暇之余不是懒惰无为地消闲，而是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生来的习惯驱使他们不断学习，力求在学问上有所发现。这并不是出于为个人谋利，而是为提高国家的学术水平。
又如着书立说，近年来世界上大部头的着作在数量和种类上有所增加，随着书籍的印刷发行量的增大，一些质量不高的书籍也多起来了。众所周知，其原因就在于学者没有深思熟虑、仔细思考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