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历经多年的思考和比较，用他获得的新的进化论历史观、人性论以及社会政治学说等新观念新意识和价值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反省，使他深切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中国将没有出路，民族将极为危险。所以，变法思想成为他文化选择的最后结果。康有为指出：
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所以，变法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又成为当然之理，否则将不堪设想：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重敦轻，殆不待辩矣。
但是，中国失败的原因却恰恰在于不知变法。面对外强日逼、内患不已的内外危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从天下进化的大势去顺乎历史潮流，在学习西方中变更已经腐败不堪的传统与法度，那将是自甘危亡。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之中国，已经“凡百积弊，难以遍举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况且，“方今当数十国之觊俞，值四千年之变局，盛世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竭死而重危者也”！
而且，要变法就必须“本末并举”，全面变法，而不能若洋务派那样变末不变本，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夫物之为体多质点而后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后备；体之不备，谓之不成人，政不备，亦谓不成国。”因此，决不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必须是“统筹全局，商定政体”，“本末并举，首尾无缺”。
很显然，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制等制度在内的，同时又涉及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技艺制造在内的全面变法的思想和主张。这种思想和主张，借助于“托古改制”的方式，打着孔家圣学的旗帜，却为我所用地作了封建子学式的诠释，结果更有利于士大夫们接受，所以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为传统文化的近代选择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作用，当康有为作为政治活动的领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时候，他又受到了这一方式的束缚，采取了“自上而上、和平改良”的途径。结果是六君子殉身，康、梁逃亡日本，激烈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归于失败了。
将政治运动的维新变法与文化选择的维新变法加以区分是必要的，但它在方式上却别无二致。“托古改制”一方面使新观念传播如虎添翼，平地增加了助力，但另一方面却抑制了新观念的独立性格。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虽不乏机智和老道，但它在实践上却时时都存有导致新酒变质的危险。
作为文化选择的启蒙作用与作为政治变革的沉重教训，都不仅与此相联系着。而且给文化选择的倒退也随时预埋了危机。
事实确是如此。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于年，他开始作欧洲11国游，从此在他的观念中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已经流露出西方文明未必就高于中国的见解：
今欧人之文明皆本于罗马，大学皆学罗马之语言文字；不忘其祖，宜盛称之。若以我之文明较之，则渺乎在下矣！而我国人耳食而未尝亲游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而误信其所出之罗马。乃亦同而尊仰之，则大谬矣。甚矣！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致为人所恐吓，而自退于野蛮也！
主张不可盲目模仿西方并不错，但康有为却由此走向了“固己”和尊孔：
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矣。
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今若有人焉，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日以非圣为事，必当正两观之诛，万无可赦者也。
更有甚者，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一反九年前上书光绪皇帝时的观点，认为不过是恐怖和破坏，是专制的象征：
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
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康有为在同一个游记中回答道：“此平等之会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而相比之下，这时的康有为，倒认为中国要比西方好得多了：“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这时的中国，反倒不是无自由无平等，而是自秦汉以降便进到了自由平等的社会了。
康有为离开了他的初始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的立场，重又回到了道德本位论的传统之中：“欧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维持之。今但模仿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欧美为成功之教，而在我为败坏之自由。”那么，什么又是道德之本呢？康氏的回答是“数千年圣哲所贻之教化风俗典章制度”。这是一国自立之道(他称为国魂)。
“民生其间，习与惧与，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矣，能易其礼俗，不能易其性质也”，因此，“道德礼俗立国之本不可变易者也。”
于是，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学习西方没有抓住根本，不在于传统的专制制度需要掀翻，不在于倡导人权与平等自由，而成了中国不适合学习西方，在于中国必须保君尊主而不宜革命了，在于“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了，所以，中国从道德本位的眼光看，又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礼义之邦了。那么，不是向西方学习，不是在否定批判传统文化中走向新的文明，而是号召鼓励中国人到外国去传经布道。“施于蛮貊。用夏变夷”了。康有为终于倒退到连洋务派也不如的传统中去了。
略论孙中山的文化选择
一、失败的启示与现实的考虑
孙中山与他的前辈不同，他一个人就足足代表了一个时代，辛亥时期的文化选择集中地体现在孙中山的思想、言论、情感和行动之中。孙中山的言行里，典型地反映出辛亥的时代风貌。
辛亥革命的胜利导因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改良催生了革命，革命的掀起却以改良失败的教训为前提。
戊戌维新变法作为政治变革运动，它的直接动因是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但是，导致这一运动兴起和制约其方向的还有两个更为深远的背景。背景之一是抵制和防范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例如康有为于1895年6月底在上清帝第四书上就说：“强夷环逼于外，会匪蔓延于内，五年之间，江浙闽广滇桂恐不能保，十年之内，皖楚辽藏蒙回亦虑变生，二十年后，败坏非所敢知矣。此尚言其常者，若瓦解之患，则旦夕可至，殷鉴不远，即在前明。”背景之二是当时客观经济规律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救亡图存，在本质上不是别的，正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迅速摆脱封建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走向近代意义的商品经济体系。这一趋向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维新运动的最根本的现实根据。
维新作为一场启蒙运动，是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作为一场经济变革，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取代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的斗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摧毁封建主义统治的首次尝试。从总体上看，它是在救亡图存、经济动向和防范农民起义的复杂条件下，新兴资产阶级进行文化重建并通过夺取政权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严重斗争。
但是，这一严重斗争在复杂背景的制约下，采取了温和的方式：自上而下，和平改良。
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天真与软弱，使他们幼稚到可笑的地步，结果是封建顽固势力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维新运动，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
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夺权尝试的努力被绞杀在维新志士的血泊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的现实教训将政治革命从私下的窃窃私语推到了历史前台，维新派分裂成保皇派与革命派，辛亥革命替代戊戌变法成为中国文化选择的中心。武装推翻清朝专制主义的辛亥革命将表面上温情脉脉的文化比较与选择的你死我活的时代实质和阶级实质披露了出来。这构成文化选择的一个新格局：政治选择掩盖着和替代了宏观的文化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走上了刀兵相见的严酷历程。
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夜之间胜利了，但是，作为社会政治的选择却远远没有结束，而毋宁说它只是刚刚开始。
孙中山似乎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严峻而多变的现实逼迫着孙中山在选择中必须进行多因素的考虑。这一考虑通过三种矛盾的状态体现出来。
首先是顺应世界潮流与防患于未然的矛盾考虑。孙中山曾经满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考察西方诸国的业迹。欧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使孙中山备受鼓舞，使他感受到了时代前进的脉搏：“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知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因之，“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所以，发展资本、振兴工业已经势在必行，再不能老抱着“圣经圣传”那一套而鄙视近代工业文明了。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从人类政治发展大势的把握入手，认为“主张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顺着潮流去做，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
可见，顺应潮流是孙中山进行选择的主导方面。但是，在实地考察中，孙中山又同样感觉到西方世界由于文明所招致的新问题，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使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工人阶级贫困化情况异常触目。在外在的美妙动人的高度文明后面，是骇人听闻的贫困与失业、欺骗与压迫。“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
社会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民族民权问题的解决而一同解决，相反却已是“积重难返”。正是在如此突出而尖锐的社会问题面前，各种企图摆脱困境的意见才聚讼纷纷。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它创造了高度的近代文明，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另方面，它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弊病。如此尖锐对立的情况同时反映在孙中山的头脑里，使他不能忽视矛盾着的任何一方，而必须“防患于未然”。这构成孙中山借以进行文化选择的独特的思考机制。
从国家的生计、人民的生活即财富问题着眼，顺应潮流实质是解决“贫”的问题，而防患于未然则是解决“不均”
的问题。于是，孙中山机智而深刻地把问题归结到“贫”
与“不均”的矛盾上，这构成孙中山的另一种考虑。在欧美，当时的中心议题是“不均”，所以才生出种种革命的学说和办法来，才有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战争。而中国呢？在孙中山看来，则“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中国的事实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说的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贫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即然不过是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不但“人民日日有患贫之忧”，而且“国家也处于民穷财尽”的境地，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国家贫穷才又受到外国列强的欺侮，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这种“国穷民贫”的严重情况成了当时中国最突出最集中的问题。所以，从“民生”的角度看，全力解决“贫”的问题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他必须在突出解决“贫”的问题的同时，注意解决好“不均”的问题。他既不能无视现实的“贫”去追求低水平的“不均”，又不能不顾“不均”的危险去一味追求富有。脱“贫”属于效益问题，而防“不均”则属于伦理范畴。于是，求富的效益原则与求均的伦理精神的历史冲突课题，便在孙中山文化选择的考虑中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却是有力的制约因素。
第三种矛盾的状态即是统一安定与内战动乱的顾及。虽然孙中山非常明确地认清了历史潮流，深感中国要脱贫致富就非创共和立民权倡竞争不可。但是，甲午、庚子以后，“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入于半殖民地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