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至去世，先后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达23年之久，弟子门人遍布全国各地。他死后，弟子们为了纪念他，曾在各地兴学校，立书院，办讲会，相望于远近。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还远播海外。清代着名的考据学大师阎若璩认为，王学起了“烬程(二程)、漂朱(熹)”的作用。这都证明王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应当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其一，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对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来说，如一服兴奋剂，大大鼓舞了人心，成为反传统、反教条和反对“记诵章句”的八股化理学的思想解放的动力。
后来它又发展到接近下层劳动人民思想的所谓形迹若狂的“左派王学”。这已经突破了原来所谓培养“圣人”的圈子，既非王守仁所能料及，也非他所可收拾的场面。正如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所说：
“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拾不足。当土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可见陆、王学派的思想比较解放，具有偏离和破坏儒家传统思想的因素。
我们若再考察一下受“良知”学说孕育过的李贽、黄宗羲、唐甄等人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渊源，均与“良知”
说有一定关系。就是近代有些革命的人物，如谭嗣同、章太炎等，也承认受过王学的影响。所以，王守仁及其门徒的学说，都有“荡涤礼法，蔑视伦常”的因素。
其二，王守仁“致良知”的教育思想鼓舞了人们向上的心理和要求。
他认为不管作什么行业的人，都可以通过“为善去恶”的涵养教育工夫，达到最高水平的人范：“圣人”。这一“自尊无畏”的思想，是主体自我从事选择，突破了当时士大夫的观点。当时士大夫认为只能对上层人物及其子弟进行教育工作，而大多数人，特别是平民百姓，是只能遵纪守法的。他甚至认为，不读书也可以为圣为贤。这种思想，不但提高了一般人的价值，而且有扩大教育对象的意味。从他“致良知”说的理论出发，肯定了人人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其三，王守仁认为，人的天赋原是一样的这种天生平等论的观念，在客观上突破了传统的“天命”论的天生不平等的思想。他不同意朱熹尊卑贵贱是“天所命”的看法，认为天之所赋于人的，是人人相同的，而决定的因素是个人的努力，只要个人肯下工夫，奋勉前进，虽“卖柴人亦是做得圣人”的。个体的实在性，是确立在自身的心中的。因此，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培养人们的意志和性情，教育人们根据自己固有的“良知”，即天赋的理性去行事，而不杂丝毫“私意”；由理智的思考，到意志的行动，作到“知行合一”，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范人了。
其四，他认为人生来就有道德的观念，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思想实际上，他是把客观存在的封建道德规范，通过内在精神转化为个体的主观理性自觉，使自己的精神生命“纯净化”，他称为“良知”
并宣布为每个人行动的“自家准则”。然后，要求人们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去符合这种封建道德，作为不可违背的法则和纪律来遵守。在此基础上，让人们来尽力去实现自己可为“圣人”的信念。但他却不谈道德是从客观转化为主观，而只谈从主观到客观，要求人们把“良知”转化为行动。相反的，我们认为：“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因此，王守仁所提倡的德操仍不免是用封建的道德来统一信仰、统一行动的。所以他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许，追赠他为新建侯，谥文成，并钦准把他的神位请进文庙从祀。但他主张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良知”，只要勤奋向上均可为圣为贤，齐同于统治者。因而高汇旃曰：“满街都是圣人，是王新建之口过也。”《明史》作者说：王守仁“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可见，这是为统治者所十分忌讳的，所以他的学说当时被称为“伪学”，以后又被骂为“邪说”，被程、朱学派评为“流弊实然”。
但是，王守仁从“良知”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许多进步的和合理的教育主张，甚至客观上是符合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的。
如提倡教育要生动活泼，要启发诱导，要因材施教，对幼童教育要注意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平等和协的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平等性等等。这些见解，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都是识高意新的卓见。所以，郭沫若同志说：“王阳明对教育方面有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对于他的教育思想应该重视和研究，吸取其中民主和科学的精华，批判其封建的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