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党组织，四处碰壁，日子真难熬呀！要继续在上海找党，就得有份糊口的工作。曾志找了点事干，先是在小学代教国语，给校长孩子补裸。后又到中学图书馆打杂，工资很低，生活很清苦，住的是亭子间或灶壁间，顿顿是稀饭咸菜，没有乘车的钱，上班办事无论多远的路都是走着去。上海夏天酷热，买不起席子，曾志拾来邻居扔在阳台上的破凉席，洗干净以后铺垫。
苦是苦点，但毕竟有了公开的职业，不仅可以掩护身分，还能参加一些社团组织。曾志经常到书摊去翻阅进步的报刊杂志，从中发现一些公开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然后尽量加入进去，并积极参加这些团体搞的各种抗日活动。因为她很清楚，在这些爱国团体中，会有些是共产党秘密领导的。曾志参加了女教师联合会主办的女教师读书会，世界语学习班，歌咏组；参加了女工夜校；参加了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的为失学儿童补习文化课的小先生活动；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被分配去做青年女工的抗日救亡工作。她还积极参加了1936年的“三八节”大游行，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出殡仪式。她焦急而又坚定地等待着党组织对她发出的这种信号做出反应。
回到党的怀抱
曾志在上海苦熬了一年多的光景，党组织那双在黑暗中搜寻的眼睛，终于开始盯上她了！
每个星期天，曾志都到一所小学去参加女教师读书会的活动，成员都是爱国进步的小学女教师。因她曾当过小学国文教师，所以她也名正言顺地坐到了这里。学习方式主要是各人谈自己看了某本书，或某篇文章后的心得体会，然后大家发言、讨论，气氛是很热烈的。有一次，曾志综合她在《生活》、《永生》、《世界知识》等书刊上看过的有关国内外形势的一些文章，洋洋洒洒地作了一次发言。她毕竟不是一般的小学教师，她早已是成熟的革命者，因此对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相当有深度，有水平。一位读书会会员听了曾志的发言后，就开始主动接近她。那个会员自我介绍说她叫赵玲。她胖胖的，时不时上曾志所在的中学图书馆来聊天，开始纯粹是闲谈，议议这篇文章，扯扯那本杂志，后来发现谈得来，聊的内容就深了一步。曾志抨击国民党“安内攘外”的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立场；进而又对苏联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在白区讳莫如深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赵玲以一种期许的眼光看着她，不时点头称是。
不久后，赵玲带曾志到她家去玩。她丈夫叫萧明，是个40来岁的矮胖子。他们没有儿女，住在二层楼上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萧明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曾志，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你不是一般的女职员，你的革命道理很明晰，观点立场很正确，对问题的看法也深刻。你大概是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吧？”曾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萧明看出了她的迟疑，于是主动介绍自己的历史。
原来萧明是我们党的老同志，曾经留法勤工俭学，1928年就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他与柯庆施、张慕陶一道组织了张家口、古北口一带的抗日同盟军，由于打了败仗，上海中央将责任归罪于柯、张、萧等前委负责人，并给他停止党籍的处分，让他自谋出路，重新接受党的考验。萧明对曾志说：“虽然我停止了党籍，但我与北方局还有个人的联系。”
曾志看萧明说得十分恳切，也就将个人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倒给了他们夫妇，不久后萧明告诉她，他已将她的情况报告了北方党组织，北方局复信让萧明与曾志联系。过了些时候，萧明夫妇相继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曾志心里一阵发酸，难道刚燃起的希望又要熄灭？再说，她对他们的离去很是依依不舍，这对夫妇对她情同兄弟姐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和照顾。曾志身上穿的单的、棉的旗袍，都是赵玲给的，赵玲也常常留她在家吃饭，改善一下生活。有一次赵玲约曾志去吃饺子，约好12点到，曾志却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赵玲责怪她：“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守时间？你看饺子都煮成一锅糊涂了！”曾志知道他们包顿饺子不容易，一个劲地赔礼道歉。
9月份，萧明来信说北平有位“王大哥”，不久要来上海看望曾志。曾志预感到这人是党派来的，不禁欣喜若狂。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度日如年地盼望着“王大哥”的到来。10月份，“王大哥”终于来了，是个30来岁的山东大汉，曾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还没说出半句话来，眼眶却早已湿润了。党啊，亲爱的党！千里万里追寻你，千声万声呼唤你，而今天总算找到了你！曾志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万般滋味一起涌上心头。
“王大哥”是北方局领导的上海特科成员，北方局指示由上海特科与曾志联系，而萧明已在北方局恢复了工作(他解放后任北京市工会主席、市委常委)。“王大哥”半个月后又来见曾志，说她的材料经特科认真审查后，已批准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由他来做正式传达。上海有了党的市委后，曾志的组织关系就转到上海市委领导。
曾志与党离失整整一年零八个月，她感到这段时间充满彷徨和苦闷。而现在，她仿佛觉得自己又获得了一次新生一样，灵魂变得充实而鲜活，因为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摆脱特务盯梢
曾志找到党组织后，在上海参加的革命活动日益增多，因此常被特务盯梢。国民党有一张密匝匝的暗探网，覆盖整个上海，几乎在各个街道都布有探子。他们一般不是一个暗探盯到底，而是采用接力的方式，让你甩掉这个甩不掉那个。
但是敌人再狡猾，有丰富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也一眼就能识破。曾志凭着她的敏感、机智和丰富的经验，每次都化险为夷。
有一次，她刚参加完一个读书会的活动，出来就发现被盯梢。她转了几条马路，进出了一个又一个商店，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可后面的尾巴还是没甩掉。后来，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一位阔老板的公馆--上海一家大香水厂总经理的家，老板有个上中学的儿子是“小先生”活动的积极分子，曾志来过他家两次。女佣为她开门，她趁女佣关门的一刹那，迅速地奔向后门，拐向了另一条里弄，终于摆脱了尾巴。
还有一次，曾志突然发现被特务盯梢，那家伙紧追不舍，曾志身上没有钱，无法搭车，只好在马路上与特务较劲。走着走着，来到法租界，见路边站着一名巡捕，曾志灵机一动，立刻跑上前去，指着那特务说：“他不是好人，他调戏我！”然后双手叉腰，摆出孙二娘的架式，高声骂道：“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上海炮火连天，老百姓水深火热，你却还有闲寻欢作乐？无耻！你还是中国人吗？”那特务被这一通突如其来的骂，弄得张口结舌，无从招架，只好掏出证件给巡捕看，谁知这个巡捕并不以为然，呵斥道：“以后放规矩些！”那特务好没趣地上了一辆电车溜走了。
由于曾志在上海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盯梢多次，组织上批准她去延安。
1937年9月，曾志离开上海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从那里再由交通带着去延安。上海到南京不过4小时路程，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日寇的飞机天天轰炸铁路线，曾志坐车的时间还不如跑警报的时间多，颠簸了整整两天才到达南京，被安排住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南京郊区，是一栋富有田园风光的平房，住客大都是从南京监狱出来的同志。
一天，曾志向一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名叫曾宝的同志打听：“你认识陶铸吗？他出来了没有？”
曾宝说：“我是他的朋友，怎么会不认识？他是第一批被党营救出来的，前几天还住在这里，刚分配到武汉，在湖北省委工作。”“那么，陶铸在监牢里表现怎么样呢？”曾志又问。“他在狱中表现得很英勇，是监狱斗争的负责人之一。”“外面老传说他叛变了，是怎么回事呢？”“胡说八道！完全是造谣！”曾宝生气地说。曾志终于放下了一个长年折磨她的精神包袱，那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与喜悦，把她内心深处对陶铸的思念表露无遗。曾宝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曾志？啊，果然你是曾志。在监狱里，陶铸常常提起你，一出来就往你母亲家发了封信，你收到没有？”曾志说：“我已多年没给家里写信，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事有凑巧，本来是要经过郑州去延安的，交通因有事去武汉，正好曾志也跟着去了武汉，去找她日思夜念的陶铸。
合作饭店的女老板
在阔别4年半之后，曾志与陶铸在武汉重逢。
然而，他们刚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又分别了。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军占领，陶铸准备去鄂中大洪山打游击，而曾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辟新的工作，她与另一位女同志郑速燕奔赴荆门，去开创荆门--当远--远安的地下抗日救亡斗争。
曾志和郑速燕到达荆门的第二天，日寇飞机就来狂轰滥炸，把个繁华的县城炸得墙倒屋塌，街上横卧着尸体，树梢上挂着人的肠子，护城河变成了血河，人们都跑光了，荆门成了一座死寂的城市。
在公路上，从早到晚蠕动着从前线下来的溃兵，三三两两、歪歪扭扭的，饿了就去抓百姓的鸡鸭吃，有的还把鸡鸭挑在刺刀上。沿途的地方政府官员早跑得没了踪影，这群纪律极坏的士兵别说饭无人管，就是想喝口水都没处去寻。
曾志和郑速燕当时的任务，主要是联络大革命时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当地老党员，重新恢复党组织。可是，她们目睹公路上的混乱情况后，认为这种局面将造成军民互相憎恶，于抗战不利，不如组织一些青年在路旁设立茶水供应站，一方面慰劳军队，同时也是抗日统战工作的绝好机会。
于是，她们和几个青年人一起在路边挖坑埋锅，找来一些桌子板凳，去一些走空的富户家中搬来大米，又收集来一些大碗，还搞了一些木柴，就开始烧水煮稀饭。
他们将一碗碗的开水和热粥摆在桌子上，脸露微笑地说：“老总们辛苦了！你们抗战有功，我们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爱国青年，特意烧了点开水，煮了些薄粥来慰问老总们。没钱的，我们分文不收；有钱的呢，随便扔两个铜板也可以。”士兵们十分感动。他们说：“我们走了几百里，连个地方官和老百姓都难碰到，而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怕敌机轰炸，不怕苦和累，连钱都不要，整天为我们烧水煮稀饭，你们这种举动，我们永世不忘！”
没有多久，两位年轻小姐和几个小伙子煮粥劳军的事迹，就在方圆几百里的国民党军队中传扬开了。她们趁势索性办起了“军民合作大饭店”，曾志“荣升”为女老板。紧接着又办起了“合作旅馆”、“合作书店”、“妇女合作社”、“供销社”？把一座死城又搅得活起来，街上又变得熙熙攘攘，晚上也有了光亮。而随着死城的复活，“合作饭店”更加远近扬名，生意非常兴隆。吃饭的客人，有的是从过往军车上下来的，有的是附近驻扎的官兵，有时还会来一些侦察特工人员。
据说合作饭店的事，甚至惊动了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他曾在一个下雨天，带着卫兵，撑着伞来拜访曾志她们，可惜她们正好不在。还传说这位抗日名将非常爱买有关抗战的书籍，装了足有半麻袋，其中就有曾志写的《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一书。
有一天，来了几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人，其中一位气度不凡，身着黑皮夹克，西裤笔挺，皮鞋黑亮，架着一副眼镜，一看就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向曾志递过名片，名片上印的是“第三厅视察员王昆仑”。
王昆仑对曾志说：“你们烧水煮稀饭慰劳军人的事，在军队里传为佳话。你们的行为，特别是女士们的行为，给了抗日将士很大鼓舞，士兵们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慰劳的虽然只是稀饭，但对于士兵是难忘的，要知道他们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接着他又说道：“最近三十三集团军在荆门驻防。军队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也要尽力帮助军队，军民合作抗日嘛！”说着，在名片后面写了几个字，大意是：陶新瘿副主任：兹介绍曾霞女士前来拜见，请接见。然后微笑着说：“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吧，管保会接见你的！”
王昆仑的介绍，正是曾志求之不得的。她此时已是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正想将抗日统战工作推到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去。她带上王昆仑的名片，去见陶新瘿，果然他很热情：“我们全体官兵都在议论你们这件不寻常的事呢。正想找你们，你们却来了，你们可是我的座上客呀！”曾志很爽快地主动出击：“陶主任，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事情没有？当尽力而为！”陶新瘿喜出望外，忙说：“正好，正好。我们有5000袋大米在沙洋船上，急于运到荆门，军队不能没有粮食吃啊！可是人都跑光了，到处找不到民夫。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办法吗？运费贵一点都可以。”
曾志通过农村党的秘密组织，很快就招来了一批农民，接着又成立了一个运输大队，三个分队，发了队旗、通行证、介绍信。运粮工作井井有条，只10天工夫，5000袋大米全部运到荆门，农民还每人得了10来块现洋。这样，曾志他们不仅取得了军队的信任，而且也为农民做了件好事。
至于那位王昆仑先生，解放后曾志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
神出鬼没在荆当远
曾志在荆当远打开了局面，不仅公开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统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且注意秘密发展和健全党的农村组织，建立秘密抗日武装，以便一旦沦陷后立即拿起枪进大洪山打游击。她以自己的执着、忠贞和机智，再次获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