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乡，躺在儿时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我这个飘泊在外的游子，究竟魂归何处？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想如今，我已经在雍城生活了六七年，原以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年，就可以脱胎换骨，就可以在那里落地生根了，现在才明白，有些地方，你就是脱十层皮，呆上一生，也是不会属于你。
其实，我现在生活的这个雍城并不吝啬，它的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着的。许多和我一样的游子，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几年，就从里到外地成了城市人，可城市对于我来说，仿佛永远隔着一道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它，却无法进入它。
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睡梦中的所有场景，都会是我童年的这个河湾村。河湾村里的人，河湾村里的茅屋，河湾村前的千河，河湾村里的小道，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记忆中，让我无法摆脱。我对我所蛰居的雍城几乎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从老家那边传来的每一个哪怕是芝麻小事的信息，都让我牵肠挂肚。因此，我只能说在这个雍城里，做着故乡的梦。
我是一个淡泊名利、远离官场、与世无争的人，那些争名夺利、拍马溜屁、与人争斗的事，我总是避而远之，即使走在繁华浮躁的雍城街道里，我也是破帽遮颜。我知道，我一直是将生我养我的河湾村当作一片绿洲，一个退路。我总是在想，也许有那么一天，当我在雍城里闯荡得伤痕累累、山穷水尽时，我就会回到故乡。对于我这个长年在外的飘泊游子来说，乡情可以治愈创伤。它就像一条温软的舌头，可以将我伤口上淋漓的鲜血舔净。
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这个梦也会破灭。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次。可是，我越来越感觉到，那个生我养我的那个河湾，与我梦中的那个河湾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它甚至不是物是人非，而是几乎成了人非物非了。我梦中的那些场景已彻底地从河湾村里消失了，那一茬又一茬长起来的后生门的面孔，已无法让我推断出他们的父辈们是张三还是李四。由于城乡距离的缩小，使他们几乎和城里人没有了差别。我还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我身处的雍城里干着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在河湾村里说着城里话，用手机发短信，也在网上聊天。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明白，河湾村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生活的雍城本不属于我。我心中的那个河湾村也不再属于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在我生活的这个上百万人口的雍城里，几乎有一半的人都像我一样，是外来人口。我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会不会在逃离一个地方时，有迷失在另一个地方？
我想，他们会有的。
回乡探亲，适逢春暖花开时节。漫步河湾，休闲经冬的稻田冰化雪消，汪汪的水田里长出一株株一丛丛嫩绿的水草，引来无数小蝌蚪快乐的嬉游。不多日，秧苗们就星散四处了，秧田犹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映出白云蓝天、山影桃花。有过了些时日，稻苗发芽长高，转眼间，这一面面境子就成了一方方绿茵茵的地毯。这时候，稻田里的活儿才正式开始：一大早，乡亲们就挽起裤腿下田，在泥水中挥楸抡锄，翻土耙地，的的确确是泥水一把汗一把。吃饭的时间到了，就一口菜馍，喝一碗稀糊米汤。这饭确实就是家常饭，但想到秋后的白生生的稻米，也就津津有味、甘之如饴，欣喜满脸。
乡亲们对坡下的池塘、芦苇沼完全“放手”，无所而治，是以逸待劳之势，面对这河湾稻田却绝不敢掉以轻心，定得精心伺候，那可是口里的饭啊！看那稻田的沙塄，用铁锨抹得笔直光滑；看那一把把秧苗，被分插得横成行纵成列，全部用拉线丈量，谁能不佩服农人们天生的这份敬业的精细、耐心和虔诚！秧苗插完，拣一个轻风细雨的日子，身披一袭衰衣，袋装几把黄豆，手持半根木撅，下田去，在平直光滑的沙塄上，捅洞点豆。百亩稻田，承载着乡亲多少的爱恋和期许！
盛夏，是河湾最热闹的季节。水稻抽穗时节，午间逮虫，半人深而不能透风的稻田，蒸腾的溽热和稻叶的细刺，一身身汗水，一道道划痕，那是庄稼人的苦；而在已是金黄的稻浪里吆喝麻雀，则是庄稼人的甜。那些日子，块块稻田都能见到一根插着的细棍，挂一件破衣、戴一顶破草帽的草人，无精打采地在热风中招摇。麻雀是何等聪明的灵禽，一次两次判断失误之后，醒悟了，也就放心大胆地扑入稻田，先尝为快。这时候，此起彼伏的悠长的吆喝声突然从四周响起，那些妇人和小孩的声音，悠长之中有稚嫩也有细软，惊飞一群群麻雀。柳荫下搭起的草棚里，响起孩子香甜的鼾声；河畔水渠里，扬起顽皮小子泼溅的水花；杨柳树下，妇人在说笑声中，缝缀着过冬的寒衣，时不时的站起身，瞭望稻田的上空，追寻着鸟雀的踪影。
记得小时候读唐诗宋词，大半俱已忘却，只有宋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倒是深深镌刻在心上：“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乡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不就是在在写吾村吗？初秋之夜，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里，铺上一张芦席，孩子偎在妈妈的怀里，遥看将圆的高天朗月，念起初学的儿歌：“月亮爷光光，把牛吆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吆到沟垴，沟垴响雷，把牛吆回……”坐在泉边捶布青石上的奶奶笑了：“长大了，戳牛跨骨吗？这娃娃，好没出息啊！”“打牛后半截也没出息呀！”从稻田放水回来的父亲刚踏上房阶，靠起铁楸，接过奶奶的话茬。再端上早已泡好的茶壶，一饮而尽，抹抹嘴，抱起他那将来有“出息”的宝贝儿子站在院边，看月色下那不知流了多少人汗水的百亩稻田，那里也有他的汗水，月色下变得越发金黄。浓郁的稻花香袭来，此起彼伏的阵阵蛙鼓声，小院石缝里秋虫的引吭嘶鸣，萤火虫的微光明明灭灭，也都被百亩稻田稻花的芬芳所陶醉了吧？我小时候一直为河湾的稻香而骄傲，以为那是吾村所独有。回来和朋友聊天才知道，河湾两岸，年年秋日，都沉浸在稻花之香中，路上行人，衣沾稻香，三日不去。
漫步在秋日的河湾田间，放眼望去，农人们收获了大片玉米、豆子和稻谷，随后又撒上一层化肥，拖拉机就开始进庄稼地了。几台拖拉机的屁股上都装了一副大铁犁，像老母猪吃食似的，闷着头，疵牙咧嘴，从地头吃到地尾，偶尔也会使劲嚼几下，吐出一串串庄稼根子，偶尔也会绊住腿脚，老在原地打转，逗得跟在后边的孩子们“哈哈”大笑。五叔狠狠踹了一下拖拉机说：“这可是我们的电牛啊！”居信叔问：“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五叔想了想。非常严肃的回答：“都可以。”
其实，我心里盼望它是个母的，将来能生一大堆拖拉机。但是，五叔的回答有他的道理：“用不了三五天，这块地就要被别人租去了，这辆跟了他们家十几年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也该退休了。”居信叔说：“你种地种的再好，撑死了一年也就赚个一两千块钱！可人家外出打工的话，一个月不管好歹，吃了喝了，每个人起码挣一两千块钱。要是两个呢？要是三五个棒劳力呢？”居信叔还想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但被五叔眼睛的余光快速扫了一下，就立马闭了嘴。五叔的这个动作被我扑捉到了，但我早已不是懵懂的三岁小孩，我懂他的意思，更理解他积攒在内心的愁闷。五叔在心疼他的六七亩地呀！
这块地在村庄前面的河岸边，土地肥沃，而且水利条件好，肥的流油，一年两料，种啥啥好。五叔从他爷爷时就家穷，养了五个小孩，对四邻又是穷大方，加上他老实，做事有远见，加上他经营有方，产量年年翻番。因土地多，等到麦收一罢，男女老少种玉米的时候，他爸就开始发愁了：这个家不要看人多，但大人只有两个，其他的都是些“虾兵蟹将”，多一个能阵前“扛枪”的劳动力也没有！怎么办？听他婆说：“有地就等于有了命，不管好歹，先活命吧！”有了这话，他爷爷才不再发愁。
到了五叔他爸这一辈，这块地被分成了两块，割麦收秋，一年两季，不论怎么种，麦子还是麦子，玉米还是玉米，可就是不产金子银子。五叔他爸不甘心种地，早些年就开始跑车、跑生意，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五叔他爸后来果然发财了，他那块地也不知不觉就荒了，草比庄稼长得都高。五叔与长辈不同，考虑这考虑那，始终没有放弃这块地，算起来粮食没有少打，可就是不值几个钱。记得后来，当我也做了一家之主，我才知道当父亲的不易。父是天！有父在，才能保住全家人的命。可是，父靠什么呢？我想，他靠的是土地。这块地我守了许多年，当了许多年的农民，土里摸爬滚打，打了许多年的粮食，老远就能闻到我身上的那股子土腥子味儿，说一千，道一万，土地是父的命根子啊！所以，后来我们家虽然没有发财，但有吃有喝。五叔家虽然不是上个世纪的“万元户”，但成为这个世纪的“万元户”也不赖，也可以一边干庄稼活，一边给南方打工的儿子打手机了。这中间，他的姐姐弟弟们也分别成家，选择在广东、苏州、深圳打工，他也只身闯北京。家里的土地整个交给了堂兄。是啊，把地交给堂兄，比交给谁都放心。
堂兄经营这块土地，加上自己家的土地，一年下来，就可以把人累趴下，就可以手上脚上磨出血泡。堂兄嫂说：“干活容易上瘾，几十年习惯了，如果现在一天不干了，心里好像空落落地。”堂兄却说：“你干了一辈子，难道你还没有干够吗？地有啥种的？从小到大，我曾听说过这专家、那博士，就是没有听说过种地专家、种地博士！”嫂子说：“有道是有，但不像你那么称呼，大概统称为农牧工作者、技术员什么的……”堂兄非常不高兴地说：“不管他是哪一级的官，反正他们月月发工资，六十岁以后就可以退休了。”嫂子惊讶地叫起来：“娃他爸，你……个农民………你还想退休？”我看见，隆隆响的拖拉机犁过，大块大块的黑土在开花，四下里响起了一阵阵对堂兄与嫂子的嘲笑声。
我吃了一惊，堂兄为什么说要退休呢？堂兄不是一直很爱很爱种地吗？堂兄难道不再是原来那个当农民的堂兄吗？
我转过头来，望着正在侍弄土块的堂兄背影，把我的种种疑问转述给了嫂子。嫂子说：“我娃他爸在胡说八道哩，他是看有人在咱村包地，他图懒省劲儿，也想把地包出去………”
我问：“如果包出去。地就没有了。全家人吃什么？”
嫂子解释道：“你听我说完，你着急个啥？………他们按照一亩地五百元的价格，包这块地，因为这块地肥沃，人家才肯出这个价。换了别处，最多也就值个三百元。”
我急了，慌忙问：“才给那么点儿！他们打算包多少年？”
嫂子答道：“五年。”
我问：“你说这样包出去，吃亏不吃亏？”
嫂子一脸正色道：“依我说不吃亏，你看吧，这一亩地租五百元，我们家的五亩地一年就能挣两千五百元，你算算，你种庄稼，一季能赚多少？依我说，不少了！”
我想想也是，两千五百多元真不算什么钱，才相当于我表弟在广州打工一个月的工钱，才相当于我一篇小说的稿费，才相当于我们在雍城请朋友吃五桌餐的费用……两千五百元，一个非常普通甚至非常渺小的数字，在今天这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代，真的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对于堂兄一家来说，它真的能上升到两千多元的经济高度。这样看来，我自然也就理解了一个想退休的堂兄了，理解了嫂子她们对堂兄的嘲笑声了，更理解了对这块肥沃的土地的万般不舍和无奈了。
“堂兄，你真的想退休吗？”我迎着“隆隆”开过来的拖拉机高声问堂兄。
“你说说。”堂兄紧贴着前方一条犁线，急匆匆甩下了一句话：“我不退休行吗？”没有等到说完，人已经出去老远了。
我无法回答堂兄，即使和他面对面、眼对眼底喝酒聊天，我一时也会想不出什么话来的，更何况针对这么深刻的问题。
堂兄嫂子气得“哼”了一声，反问道：“你……退休！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退到哪里去？”
是啊，堂兄这辈子真的无休可退，反过来想想，中国的农民能退休吗？
不能！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人都可以退休，只有农民不退休，他们将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劳动到死，他们把打下来的粮食一车车送到城里，但事实上，他们又是这个社会收入最低的人、最穷的人……如果有一天，农民都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都不种庄稼了，也就是中国的农民都退休以后，我们吃什么？我很难想象在这个拥有约数千年农耕史的国家，大片的土地被农民放弃后的可怕后果，更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堂兄这一辈人对于土地的不舍！
地，终于犁完了，堂兄和嫂子慌忙擦着犁刀上的黑土。土的墒情不怎么好，有些板结的黑土坷垃，稍稍大一点的，大约两块砖头那么大，用脚使劲踩几下也踩不开。我只好挑出其中的一块，两脚各自踩了黑土坷垃的两头，猛地跳起来，落下去，落下一瞬，我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集中在了脚上，使劲压下……压下……土坷垃裂成了三四瓣。这一幕，被许多小孩看见了，嫌我身上没有劲，捂住嘴偷笑。
堂兄不知什么时候已走了过来，和我一起蹲在大片大片的黑土坷垃里，随便拣起了一块，端详了很久很久，然后一点点开始掰它，好像在掰一个白面馍馍一样，左一块，右一块，上一撮，下一撮，越来越细小，一朵朵，一片片，宛如下大雪。这时，堂兄不说话，两眼紧盯着手里的黑东西，时间仿佛不存在了，全世界只剩下了堂兄一个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天说黑就黑了，隐隐约约之间，只看见前面晃动着三三两两的人影、牛影、架子车、拖拉机时不时颠簸着的轮廓。我摸着回村子的路，凭着印象向前摸，只是想抢先一步到家。
归途中，听见几个村民“唧唧喳喳”的声音，好像在议论土地包出去划不划算的问题，好像全都是“包出去拉倒”之类的想法。
归途中，好像他们有人辨别出了是我的脚步声，就有人在后边喊：“薛教授、大作家，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的，最近咱村好多人都把地包出去了。你老伴的地包出去了吧？”
堂兄悄悄拿胳膊肘子捣了捣我，意思是别出声，小步前进。我也捣捣堂兄，狠狠扯了他的袖子……。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然而，我担心到家之后，那块几乎被堂兄掰碎的土地，明天还是不是属于他们家呢？
夜阑人静，我的脑海里翻腾不已，想起五拐子说的话：“你们城里人很厉害哦，吃农民种的这些菜竟然不得病？”
是啊，如今的农村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农民不吃自己种的菜。那些形状规则，色泽鲜亮，没有虫眼的蔬菜被一车车运进城里，而农民自己吃的菜明显有点形象不佳。
农作物有没有用过药，只有种植者自己清楚，但用药的原因谁都明白，“为了生存，为了轻松，为了赚钱”。市场经济中的不二法则，让农民更像商人。
农村已经变样，虽然都通上了水泥路，但春天少了蜜蜂，夏天少了蛙声，秋天少了虫鸣。如果连土地都没有生命了，人还会健康吗？
我常想，当人们吃着一桌饭菜时，你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被种出来的。除草剂让土地寸草不生，杀虫剂将昆虫赶尽杀绝，取代昆虫授粉的是激素，而化肥彻底改变了土地的酸碱度。因此，当你将饭菜夹入口中的时候，你可能是凶手、试验品或受害者。难怪人们不厌其烦地说，我国人口众多，只有更高产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正被低得离谱的菜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纷纷想要逃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高产似乎都是重要的，否则就会有人饿肚子，就会有人亏本。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化肥、农药进入中国，彻底颠覆了农民的耕种方式。除草剂会危害孩子们的神经系统，引起智力障碍，但它带来的好处却让农民无法抗拒。它意味着每天至少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与农业无关的事情，因为除杂草也是田间最辛苦的劳动项目之一。与除草剂相比，杀虫剂的种类就更多了，因为虫子的生殖交替速度极快，在杀虫剂的筛选下它们也飞快地变化着，这似乎大大加快了杀虫剂更新换代的速度，它们的毒性一代比一代强，持续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危机。因为我们太爱没有虫眼的“干净”蔬菜，而农民又大憎恶虫子带来的减产。
相比之下，化肥似乎听起来温和一些，但就土地本身来说，它所造成的灾难绝不亚于前两者。在我的印象中，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发现氮、磷、钾是植物最重要的营养素，这个惊人的发现造就了浓缩这三种元素的化肥，它们让作物长得更快，叶子更绿更肥嫩，施过化肥的植物就像是喝过兴奋剂一样疯长，增产幅度甚至高达十倍。然而化肥所带来的农作物高产，却大幅度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价值。这使现代人虽然不乏食物，却大都缺乏微量元素。对农民而言，增产更大的危害在于农产品大幅贬值，人们回不到以往的农耕生活方式，只能进一步追逐极度高产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让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有一种化合物的到来比前几种更晚一些，它叫“催熟剂”，是一种类雌性激素，它会作用于花的雌蕊并造成“假授粉”的效果，使茄果和瓜类在没有昆虫的情况下也能结出漂亮的果子来。人们使用它，是以往农药的使用让田间不再有足够多的虫子为花朵授粉，反季节种植更需要依赖非自然的授粉方式，而催熟后形成的果实往往嫩且无籽，倍受人们的青睐。遗憾的是，这类激素对人体同样会产生作用，造成孩子早熟、男性女性化，并使更多女性患上癌症。
当我们把这些“神奇发明”用在农产品上，并使产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我们却完全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高产了。农民的收入没有比以前更高，人们的健康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还产生了土地的退化、水资源的枯竭、生态链断裂、重度污染等许许多多环境问题。这就像我看过的蕾切尔。卡逊《静静的春天》里描绘的场景：农药泛滥，昆虫肢解，土壤板结，花草带毒，水质败坏，殃及鱼虾，鸟禽瘫痪，走兽灭绝，世界上只剩下自私的人类，一片寂静与所谓的自由到来了。
我常想，自然之物，自有自然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回归“自然农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不是单纯的“有机种植”，因注重与自然的协调适应和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为食物安全问题而忧心忡忡，不必为发臭的土地和河水而烦恼，也无须为选择怎样的农药而绞尽脑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