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摊上香味最浓烈的要属百合花了，那种香味很迷人而且让人捉摸不透。马塞洛叔叔对于他能成功地在温室里栽培这些植物感到自豪，他培育的这些花在这里的土壤中很难生存。安妮特拿百合花时必须倍加小心，因为它的花粉很容易撒，轻轻一碰就会把自己的衣服或顾客的衣服弄脏。正值旺季的百合花热情奔放，向所有事物吐露它们的芳香。那种香味久久弥漫着，像女高音一样，盖住了其他花的香味。当安妮特弯腰凑近时，它刺痛了安妮特的鼻梁，使她的手和脖子感到酥软，那种感觉就像马塞洛叔叔给她尝了一口尼西诺酒。
那些买百合花的客人有种梦幻者的气质。他们叹气，他们唱歌哼小曲，他们无意地发出声响，好像在享受着一盘美食，他们也会调情。他们周围似乎有种特殊的爱的气场。或许，若真是像她母亲所说的那样，花是上帝的恩赐的话，百合花和贞洁的玫瑰各有其不同的用处。白色百合象征着喜讯和优雅，比如天使传递给圣母玛利亚的喜讯。但是香水百合和老虎花生龙活虎，还带有异域风情，其形其色让人得到感官上的快感，其芬芳令人迷醉。
她母亲不把百合花留在卡斯特贝克，但留着其他的花。她觉得那样过于铺张，不太妥当。她说百合花太贵，浪费不起。
白色百合花放在教堂，其他的只配放在妓院。她母亲对很多事情都感到不满。她不满安妮特蓬乱、不服帖的发辫，不满花摊不公道的租金，不满议会和政府搜刮钱财的行为。她对萨拉盖特总统和政客的情妇们颇有微词。她在道德观念上有着坚定的立场，然而常常足不出户，她并不亲自去调查意大利的腐败，而更喜欢在饭桌上读些有关腐败的新闻。
毛里奇奥给她报纸和时尚杂志，可她却不屑一顾。安妮特经常让母亲读给她听，但她不喜欢读出声来，仅仅评价一下事情的可怕，不忠的行为，女演员和唇膏，全国有成千上万台冰箱，但是他们自己家却没有冰箱可用。“我们很潇洒，”马塞洛叔叔说，“花儿没受苦，我们又怎么会受苦呢？你不想要一台电视机吗，罗萨丽娅？”
马塞洛叔叔把他生命中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了温室和苗圃里，托马索说，他开始学习分数了。有时马塞洛叔叔睡在花园里葡萄架中间的简陋小床上，有时他就睡在卡斯特贝克。他回来吃饭时，手指脏兮兮的，这让安妮特的母亲很不高兴。他还会与他们分享他对培育新的杂交花的想法，经常带着杂交花的草图回来给他们看，安妮特希望她能看见这些画。马塞洛叔叔打算用化学抑制剂和烹饪器来培育他设想得天马行空的杂交品种，他想把钟状花冠和花瓣的颜色颠倒过来。“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吗？如果花的颜色跟英国报春花一样那该有多美啊。
这么亮的颜色，像个小天使或小精灵。”
他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一台显微镜，他把显微镜放在温室的办公室里，不让毛里奇奥用，因为他毛手毛脚的，但是安妮特可以在马塞洛叔叔的帮助下调节显微镜。当毛里挖土块挖水槽的时候，安妮特和叔叔就开始探索植物神秘微妙的美，他俩的头凑在显微镜旁，马塞洛叔叔的头发贴着安妮特的脸颊。她看不清镜台上切割的植物切片，切片上的细纹太小太复杂，鸢尾花的植物膜发出的光太强烈。但是她的叔叔会把眼睛凑到目镜旁，给她描述标本的形态，他那长满硬皮的手放在安妮特的手上调整焦距。他长长的中指慢慢地转动焦距。他告诉她，玻璃镜片上是细腻的丝状物，像星星一样聚集在一起的花粉，植物组织，红色素和生斑点的裂缝。这些他所描述的东西对安妮特来说就像毛里看的太空电影里的外星人，像那些潮湿的、长着卷须、后背隆起的生物一样，它们决心找到人类，和他们繁衍后代，开辟新的殖民地，这是好莱坞电影中常有的情节。
观察完毕后，马塞洛叔叔用一块放在显微镜盒里的专用擦布把孔径、镜片和镜台擦干净，然后就把仪器收起来放在书桌底下。
马塞洛叔叔说起英国园艺家用榛子柔荑花序和卷心菜、康乃馨和郁金香做杂交实验时，满怀敬意。对安妮特来说那些英国人的姓就和两百年前做的实验一样不同寻常：菲尔柴尔德、多布斯、温特沃斯、米勒、莫尔兰。为了让她叔叔高兴，她把名单背了下来并加上了“马塞洛·塔布洛尼”。办公室墙上贴着英国花园小精灵的画和照片，这些都是骗局。马塞洛叔叔说他见过小精灵躲在草堆里，但是毛里一大声唱流行歌它们就吓跑了。
每次他给安妮特扎完辫子系丝带时总是慢条斯理、手法娴熟，正如他细心地从一株植物的雄蕊上刮下花粉放到另一种植物的雌蕊上。他给花移植。他等待。他浇水。他满怀希望。在其中一个玻璃温室里，他有个培养杂交植物的实验室。它们是他培育的孩子们，他告诉安妮特，他像父亲一样爱着它们，当它们无法存活时他就很伤心。
吃午饭或晚饭时，安妮特的母亲有时会提出大胆的建议，其中很多都被马塞洛叔叔否决了，比如让万寿菊和仙客来杂交，苹果树和酸橙树杂交，南瓜和绿皮西葫芦杂交。“罗萨，如果你来温室的话，我会让你看正确的杂交过程，”他告诉她，“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去过了。过去你不是每天都去那里看我哥哥吗？”当他说到这的时候，房间变得安静起来，只能听到托马索在吹泡泡和毛里从沙锅里倒出最后的汤。“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她说，“你把我错当成别人了，马塞洛。”然后马塞洛叔叔就会低声耳语：“有时我们必须收起悲伤，想想我们的好运。你又不是修女。”“上帝没给我选择，他是我唯一的选项。”她说，她的声音像菊苣一样苦涩。
安妮特很难理解这样的争论。当她母亲和叔叔说话时好像有股奇怪的气流，他们可能在下棋或玩牌。她问毛里为什么他们总不能谈到一起去，毛里说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他说总有一天会爆炸，接着他们可能会有另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
“混血的！”他笑着说，对自己开的玩笑很满意。安妮特咯咯笑，虽然她不知道他确切的意思。在她的脑海中她把托马索想象成一个拥有热带花朵血统的婴儿，在他的脚趾下和肚脐上长着绿色的嫩芽。当他哭泣时，他的舌头会变成一根有斑点的蓝色导管，上面有黏黏的树液。
罗萨丽娅·塔布洛尼每天都在床边，或在厨房里她外祖母的珊瑚念珠下祈祷。她全神贯注地祈祷，忘了在锅里给托马索煮的牛奶和炉子上的咖啡。她经常祷告，但很少去教堂。她不参加节日庆祝和游行，不会在露天广场的树下帮忙准备葡萄汁，或是和其他女人一起参加十月的节日。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她是不会出门的——比如要参加一次宗教旅行，比如发烧了怎么也好不了，直到她不得不披上披巾准备好面对她所必须面对的一切。然后她便大步向前，晃着胳膊，关节都开始膨胀变白，好像皮肤就要炸开一样。她去见门卡罗尼神甫，去告诉那些卖杂志和书的小贩们不准卖给他的小儿子渎神的书刊，或去她姐姐家，或注视着通往公墓的路。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在卡斯特贝克的房间里准备结婚用的喷雾，裁剪卖给裁缝的丝绸，编织葬礼用的花圈。有时候安妮特希望她母亲去圣洛伦佐教堂，她那份非同寻常的怒气冲冲的虔诚会让所有接受祈祷的神灵退缩，她会要求贝斯提亚不要恶狠狠地看着她女儿。她想象着她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圣坛前，砍下那张邪恶的面孔，然后把它烧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她母亲可不像现在这样不善交际。梳妆台上挂着一个相框，照片上的她正在和安妮特的父亲跳舞。她穿着一件波蕾若女式短夹克和一条现在看已经过时了的裙子，头发长而柔顺。他们紧紧地拉着手，表情投入而深情。旁边有另外一张她跳芭蕾舞的照片，在她身后坐着一排穿深色礼服、戴高帽子的外交官和尊贵的嘉宾。当安妮特还小的时候，她父亲说在他们订婚之前，她母亲就去过奥地利和德国，而且曾给皇室成员表演过。安妮特是多么希望能看到她母亲跳舞。她经常走进卧室举起照片，依次把它们贴到脸前。衣橱里传来她母亲的旧衣服和旧衬裙的味道，还有醋和烈性酒的味道，桌子上放着她那本金边的《圣经》。
安妮特不知道她母亲能否从失去丈夫的阴影中走出来。她还穿着一直盖到脚踝的黑长裙，就像牧师盖住肩膀的披肩布一样。她会很投入地跟上帝诉说她所遭遇的不幸，感到生活索然无味。马塞洛叔叔说这么年轻的女人老穿着这样的裙子是对青春的侮辱，她是想把自己藏在黑色长裙里。
安妮特母亲的眼睛有点近视。她不戴眼镜，甚至不将它用链子挂在脖子上，但是她能看见东西。她看到无尽的黑色海洋，她女儿随时可能会被它卷走。她女儿每天都可能会遭遇攻击，或者是集市上的茄子会涌向她把她淹没，或者是有南方人埋伏在人行道的洞里，再或者是有陌生人吻她占她便宜。她不能容忍女儿对这些事情的好奇心。“你问够了没有？”当安妮特问起茄子如何脱落，修路工人为什么没把洞补上，问起贝斯提亚会不会从镀金的画框里爬出来，穿过街道而不被任何人发现，他是否有小公鸡那样深红色的垂肉或是长着像圣·弗朗西斯的狼那样土色的眼睛时，她就会说：“你只要答应我提高防范意识，别惹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
安妮特答应了，也尽量做到最好。但是当她带回家里的鱼鱼鳞上有指纹时她母亲总会发现。“你要小心不要乱摸东西，”
她说，“那样你就穿帮了。”毛里和安妮特在院子里跳舞，他手摸着她的臀部，把她像钟一样摇时，她就会敲窗户或者干脆把窗户打开，说：“还需要我告诉你几遍。”当她头疼时，整个房子恨不得都要憋着不出声，所有人都必须踮着脚走路，低声细语。安妮特必须走到厨房里的碗橱边找到装有甘菊花液的锡罐。她母亲躺在毛线被下后，她必须把棉毛巾浸泡在草绿色的液体中，然后把毛巾放在母亲的额头上，轻轻地往下按。她听到她母亲在哭泣。“我好累，”她嘀咕着，“我孤苦伶仃一个人，身边有那么多回忆。别的母亲都有女儿帮忙，别的女人都有丈夫为女儿做嫁衣，我到底还有什么盼头？”
“让我多帮点忙吧，”安妮特边说边搅着液体中漂浮着的花梗，“我知道面粉和鸡蛋放在哪儿。”但是她母亲还是继续哭泣，她实在很难被安抚。“我没事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去教堂吧，给你爸爸的坟上带些花去，告诉他我们很想他。”
在她还没有完全看不见时，安妮特会看着她母亲坐在梳妆台前，给自己身上抹油。她会看她梳头发、修眉毛，把中间的眉毛拔掉，这样两条眉毛就不会连在一起了。她觉得她是最美的。在最后发病，眼前的暴风雪压迫神经之前，她还是能看到几束光的。她可以扭头看到这个女人优雅、庄重的一颦一笑。
他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如果她抬头看对了地方，她就会看见她母亲的十字架挂在乳沟前。阳光发出微光照着十字架，像一根点燃在安妮特脑袋里的火柴。“你那样点头的时候，”她母亲说，“看上去很愚蠢。眼睛是不是变糟了，安妮特？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医生，问他能不能给你配副墨镜？”“好啊，这样她就可以唱蓝调了。”毛里说。
她十岁的时候，每天晚上都需要往眼睛里上药。安妮特想象着这种液体把渐渐出现在她瞳孔上的白霜融化，就像卡斯特贝克冬天窗玻璃上的冰花逐渐融化一样。她母亲扶住她的下巴往眼睛里注入药水的时候，她会努力忍住不动，尽量在液体注入眼睛的瞬间不眨眼睛。但她总会眨眼睛，一眨眼睛她的睫毛就会把液体挤出来流到脸颊上。随后他们只能再试一次，安妮特朝上看，把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睁得很大，像一只小鸟一样。
即使在安妮特还能看见的时候，有时她也不能确定身边的事物，物体的边缘摇晃不定还会变形。有时她转动脑袋也看不清事物的影像，这时就要靠询问别人来证实了。“我今天是穿了件蓝上衣吗？”她会问她母亲，“那边有只猫躺在屋顶上吗？毛里正和马塞洛叔叔穿过花园吗？是托马索倒立在墙边吗？”“是，是，是！”她母亲就会厉声回答。或者，如果她正好头疼而且又累又生气的话，就会说：“不是，安妮特，那是个死东西，你会庆幸你看不见它。”或者会说：“那是个邪恶的东西，快把头转过去。”又或者会说：“那是野兽，快走。”然后安妮特就会遮住脸，像迷失的小猫一样低声叫着，匆匆走过街道。
但是在学校里，当希奥尔希奥先生教学生打草图、着色的时候，他告诉她她画的花真的很棒。他说，这些画包含了静物画的灵魂，都是小小的奇迹。他告诉她她的名字是个法文名，有一个伟大的法国画家渐渐丧失了他的视力，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创造出微妙、富有创意的画作。安妮特很喜欢希奥尔希奥先生也戴着厚厚的眼镜，就像弗洛里奥医生给她配的那副一样。每当他走进教室他都会对她微笑，用手推推眼镜，好像在跟她说，看，今天我们都戴着一个荒谬的玩意儿。他不介意她得把头转个弧线或者圆圈才能找到他们要画的东西，或是看到他白衬衫上的蓝背带。他身上有烟味，好像秋天的篝火一样，他很睿智而且心地善良。“记住，”他跟她说，“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心灵的眼睛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