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预想到的，今天真是乱成一团。我有三个护士，但是她们还没上岗就职。特莉萨坚信喝汤能够给身体带来神奇的恢复功效；弗洛里奥在一旁休息；安东尼奥知道我想工作，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但另外两个人却认为他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他的行为都是和交易沾边儿的。他们并不是想对他不友善，只是因为现在情况有些紧张。最后，大家都觉得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个不错的选择。他们把扶手椅挪到阳台的空地上，阳光暖暖地照着。我整个早上都待在那里，尽管天气很好，但是我的腿上还是盖着一条毯子。旁边的小桌上放着收音机、水果和我的香烟，遮阳伞立在我的旁边。从这里我能看见高山。我点上烟，看着书，感觉就像是在静谧的天堂，似乎永远不会有人来打扰。
特莉萨每十五分钟就会来我的小天地里看看我，好像这里就是一座了望塔。我和她说：“你忘了带上你的手枪和手枪皮套。你为什么不去花园巡视一下呢？”她觉得我是小题大做。
她重新给我盖了盖毯子，拿来了很多汤，又建议我小憩一会。
每次我都告诉她，我不想睡午觉，我又不是西班牙餐馆的老板。安东尼奥去镇里要打几个电话，我怀疑他是想逃避特莉萨的霸道和蛮横。弗洛里奥正在调试氧气瓶，因为每周要进行两次治疗，但是要把这东西抬上山去确实不容易，所以医生决定把它留在塞拉彼得鲁齐的温室花园里，以便于在我生病期间使用，或者我应该说是在我活着期间。可怜的弗洛里奥，他的腰已经不行了，没法和年轻人相比。他还要把氧气瓶搬到立式的独轮车上，可是车轮子却在路上陷进了土里，他一边推一边咒骂着，用脚踢着车轮往上走。安东尼奥过去帮忙，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弗洛里奥累得脸都发青了，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他累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弯着腰，拍着手。特莉萨走过去，递给他一杯水。我觉得他可能会中风，然后在我的脚下断气。
我吸了一些氧气，这让我神清气爽了一会儿。脸上戴着一个三角形的面罩，后面由一根带子固定。阀门打开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响声。我根本不知道吸氧对我的病情有没有帮助。现在我已经不能手术治疗了，而死亡仅仅是时间问题。可是弗洛里奥坚持说可以延长我的时间，这缓解了我的悲伤。可是特莉萨却认为我有点老年痴呆。第一股气流来得有点太猛烈，吸完氧后，我看见本尼西奥在花园里闲逛，它的头枕在爪子上。它转过身去咬自己的尾巴，好像是在咬跳蚤。我特别高兴能看到我的老伙计，我喊它的名字。特莉萨走了过来，把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弗洛里奥来调整了一下阀门，以确保瓶里的气体流得慢一点。
从表面看，我还是挺积极乐观的。除了他们的瞎操心，其他的我还是都挺满意的。不舒服是永远都存在的，症状是永远不会变的。我总是咳嗽，喘气还很重。我走起路来像是一个跛子，嗓子也总是清不干净。我睡不着，整夜整夜地躺着，但是还能忍受。我觉得我的精神稍微放松一些了，也适应了这样的状况。我的世界就要走到尽头了，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本尼西奥，它会是我最好的守护者。
我悄悄地走过去关上卧室的门，说我要休息两小时，但说真的，我其实是想工作。我总是习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在帆布上作画，之前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冥想，通常是几星期，但之后我很快就能画出来。但现在我已经在画画之初就变得很没有耐心了，即使有时是受人之托作画，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样，觉得时间紧迫。我的思想不在这里，而她经常会闯进我的脑海。这个星期我有两个采访，安东尼奥不想累垮我的身体，所以他挑选了几名声誉最好的记者，采访结束后，我就自由了。我们都知道采访的重要性。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一些问题，关于我的人生和我作品的意义。我知道他们会问我是否有遗憾，但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回答。
迪娜在我们的婚礼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蕾丝紧身胸衣，她的腰被紧紧地束起，显得朝气蓬勃。这件胸衣是从南方买来的，它聚集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有着精致的针脚。这是一个有着痛苦历史和幸福感的国家。她头戴面纱，下面的头发好像一团燃烧的藤蔓。我代表众多教徒们向救世主祈祷，求他保佑国家统一。虽然我比她年长十岁，但是仍觉得自己很年轻。在教堂里她站在我的身边，她的娇小和身上的青涩让人震惊。我想象着她赤脚踩在冰冷的石头上，好像身处险境。那是1934年，法西斯主义还没有臭名昭着，墨索里尼也还没告诉我们要全民反对犹太主义。我们以天主教的仪式举办了婚礼。十个月后，她满怀信仰，把戒指丢还给她的祖国。
我告诉她我每一天都在祈祷，祈祷她头上的珠宝发饰能掉到我的酒杯里，那样我就能引起她的注意了。我多么希望可以将它重新戴在她乌黑的秀发上，她听了之后觉得我很浪漫。她认为我很前卫，因为我总是咖啡馆里人们争论的焦点，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也并不是我的初衷。有一本杂志上称我为意大利的勒·柯布西耶，她跟我说了这件事，还说想参观一下我在学院美术馆的画室。她要看我的作品，这让我很紧张，但是她人很好，也没有对我感到失望。当她坐到我的身边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她身上有紫罗兰香水的味道。她太美了，以至于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竟然傻乎乎地研究起桌布的风格，研究那上面的红色和蓝色的方块。她在向我表示好感，而我表现得像个傻瓜。
我们婚后的第一座公寓位于博洛尼亚，紧挨着体育场。我在那里教蚀刻版画，工资不高。房子有两个房间和一堆经常发出噪声的水管，浴室是公用的而且还没有锁。所以起初，我们都很怕用这个浴室。我们必须赶在其他人醒来之前使用它，打开水龙头在里面一边洗澡，一边大声地唱着歌。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歌剧里的逃亡者。没有地方画画也没有地方做饭，所以我不得不在卧室里工作。成功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些赞助人。我卖出了更多的作品，然后我们就搬到一栋更好的房子里了。我仍然记得她在老房子里留下的欢笑声，她美妙的歌声还有水龙头里传出的滴水声；我记得我们做爱时的喘息声混杂着体育场里进球时的欢呼声。这之后，不幸就开始降临到这个国家，而我们也只能任其摆布。
可能中年时期的我很是忧郁。我太热衷于我的工作，以至于没能好好地表达对她的爱。我要怎样去面对她？也许我做得并不是很好，但我在不断地努力。她总是试着逗我开心，尽管我每天都能感到幸福，却无法向她描述我的这种感受。当我看见脸盆边上有一丝她的头发时，我都会满怀嫉妒地把它收起来，因为我不想那些来洗澡的邻居们把它缠绕在指尖玩弄。我的太太喜欢模仿那些位高权重的高官或是警官，她总是喜欢戴上我的帽子，画上胡子，她这些惟妙惟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我回顾的这些其实并无恶意。欧洲可怕的残余思想让我总是有点妄想症的倾向。也许我们太漠不关心了，都没有察觉出潜在危机。
有时候，迪娜总是缠着我。她不让我睡觉，穿着睡衣站在窗边问我一些问题，想办法来治疗我的沉默寡言，因为在她看来，我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有一次，她告诉我，我的沉默可以冻结我周围所有东西的热情和灵魂，包括壁炉、盥洗盆、装杏的碗、相册甚至是子宫。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相信我有这种能力。因为没有孩子，我一直在埋怨我的年龄。但是七年之后，我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了。因为她妈妈的盆骨不正，所以生产的过程很困难，她出生的时候就骨折了。从一出生她就不怎么进食，尽管躺在毯子里的她很可爱，可是她的体重太轻了，只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五个星期。
我很少做梦，如果做梦，我多么愿意梦到我的女儿和我的太太。如果钱可以做到的话，我会不惜一切把她们买回来的。
也许梦境是与上帝对话的媒介，也或许梦境是孤独的灵魂附在你身上的幻影，可我愿意穿遍每一个沙漠去寻找伊丽莎白。我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迪娜的生命。我愿意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放弃祖国的恩惠和庇护，只要这样做可以救回她。
我已经把这些问题想了一遍又一遍。
纵使是阳光也比不上迪娜对我们孩子的爱。虽然医生已经作了断言，但她还是不相信医学治疗只能给孩子短暂的生命。
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一起坐在医院的外面，看着那些雕塑，我觉得那些雕刻出的天使是那么的可恶。它们的眼睛凹陷而空洞，仅仅是用凿子敲凿出的深洞，而这些洞也只能做虫子的巢穴。尽管医生并不同意，但我们还是把伊丽莎白抱回了家。
孩子死了之后，迪娜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她，她掀起桌布，剥开茴香的球茎，找遍了所有可以寻找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听着巷子传出的声音，她会认为是婴儿的哭声，而事实上那只是一只猫从房顶上越过时发出的声音。有一次，她在咖啡馆的凉篷里打断了自己的手，试图在里面寻找到她的小女儿。她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走在冰面上的饿狼，挣扎着走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总是去那座新建的犹太教堂，直到有一天它被炸毁，但是她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一丝安慰。战争期间，有太多的恐惧与怀疑。犹太聚集区的祈祷间经常关闭，信仰也得不到很好的传播。直到一名犹太人在地狱街遭到射杀，博洛尼亚学者会的人们才忍无可忍地采取了反击。可能正是迪娜的信仰使她也加入其中，她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城里的反抗活动很活跃，我很清楚她一定认识不少成员，但是我们很小心而且我们的朋友也都很忠诚，牧师和军人都尽可能地给我们提供庇护。不过，有一天，当我从学院美术馆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寓大门敞开着。一位邻居告诉我这栋楼已经被搜查过了，而这座代表着中世纪文化中心的城市也已经被洗劫了。我挨个房间找，却找不到迪娜。
我之前曾把画卖给过一位政府官员，我于是联系他，向他寻求帮助。于是他向德国安全局求助，但除此之外他也爱莫能助。后来，他在一个流放名单上发现了她的名字。我还记得我和他坐在一家位于双塔区冷清的咖啡馆里，在这个地方，迪娜度过了她的童年。我还记得当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拽住了我的袖子。他说，这并不是我们伟大体制的目的，这不符合我们的构想。我说，我知道，但我们也永远都不会得到原谅。
她被带走之后，我就深深地体会到拒绝去相信明明知道已经是事实的事情的感受。我就体会到明明知道是对的却要去反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了。我终于理解了当迪娜听到巷子里传出的婴儿哭泣声时心中那种绝望和不顾一切。我理解了悲伤，那种无法估量、也永不完结的悲伤。当她走遍大街小巷寻找伊丽莎白的时候，我本应该拿上一支步枪陪在她身边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安东尼奥卖出的我的自画像的价格已经翻了两番。这些画很珍贵，它们是解开秘密的最好线索。我已经经历过人间的悲剧，这就够了。许多经历都通过我的作品精准地表现出来，面部细腻的表情，它们画得是如此逼真，一点都不像是静物。最后一幅自画像是我在二十年前完成的，正是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而画像中没有一点英雄气概。
彼得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好像是在庆祝我能从悲伤的回忆中走出来。他现在在美国，而且他结婚了！多么让人愉快的事情。我很开心能和他们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彼得用“惊人”来形容太平洋，它真的是太浩瀚了。他在信中写道，警察们都骑着高大的骏马，就和埃尔金的大理石雕像一样。他在一间糟糕的旅馆住了五个晚上，那家旅馆的床单都破了，走廊里还乱七八糟地摆了许多东西。他还看到了泛美联盟的壁画。这是一次精彩的冒险之旅，开拓了视野。
我很幸运能从朋友那里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虽然我是一位隐居者，可是几年来我收到了很多具有异国风情的礼物，有从日本寄来的竹刀，从澳洲寄来的黑色浮石，安东尼奥还曾给我带来了一些来自巴伐利亚的木雕古董。事实上，我还是很希望彼得能选择来意大利，来佛罗伦萨旅游，参观一下弗拉·安吉利科的作品，甚至来这幽静的山里看看我。能握着彼此的手，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我会很愿意为他冲一杯咖啡，再带他到我的画室看看。去年，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包路易斯安那的咖啡，现在在过滤器的小罐里还剩下几勺，和菊苣叶掺在一起喝，味道有些酸，但还挺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保存着，安东尼奥从镇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品尝这最后的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