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莉萨这周带来了很多蘑菇，还有两大块松露，这是她丈夫吉安卡罗特意送的礼物，磨碎后放在她做的煎蛋饼里。他们的小狗在森林里玩得不亦乐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早上的聚会，但是我没去成。我在冷风中受了凉，去年的咳嗽又复发了，而且更加严重，不久在画室里我就会需要使用加热器。我怀念这样的短途旅行。我迷恋森林揭开面纱时的低语以及狗狗刨坑时古老的土地泛起的清香。
斜坡上的橄榄树林几乎结满了果实，我能看到树叶婆娑——墨绿、浅绿还有银色。不久它们就会集结成网。也许我应该陪着吉安卡罗和其他人出去散散心，我应该尽量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伴随着身体瘫痪会出现一种脑部瘫痪，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有人得过这种病，他们是智力超群的人，曾经思维敏捷，但后来他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凝视着眼前空气中一些微小的、毫不重要的细节或幻影。这是我最担心的。我发现香烟是集中注意力的最好方法，但这样会和特莉萨发生争执。她更喜欢让我吃她做的早饭而不是吸烟。她强烈地坚信吸烟有害健康，并且试图清除塞拉彼得鲁齐的烟草。最近我发现她不愿意再买香烟。她常常发誓说她不认识新的香烟包装，而且也没必要再买香烟。她会把购物清单举到空中，就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在她监护的老人面前挥动。
这就像演话剧，因为太熟悉了，我可以站在一旁欣赏他们的表演。希奥尔希奥伸出他的手指，他是个很好斗的人。他说自己每周需要一定数量的香烟。他头脑聪明，不会忘记要求这种必需品。然后他从特莉萨手中抢过清单，从清单上画掉所有能在厨房桌子上看到的东西，特莉萨挑衅地站在旁边，双臂交叉，她说抽烟没门。之后他就抗议，不能搞独裁，这是懒散邋遢！是蓄意破坏！她喊道，他怎么能说她懒散邋遢呢？她是一个品格高尚、干净整洁的女人。这样就陷入了僵局。他会换另一种策略。他说自己已经在工作中依赖香烟四十多年了，他得维持这种形象，当拜访者登门时，他们希望看到他们的艺术家佝偻在冬天的大衣里，戴着破旧的铜边眼镜，手里永远不变地夹着一根香烟，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这就是他无力的辩白。
最终专制的特莉萨让步了。她把盒子巧妙地藏匿在自己的围裙后面。希奥尔希奥沉默着狠狠地抽着烟，用力咬着烟蒂。
一会儿，为了让她再跟自己说话，他谈起了一些不适宜的话题，比如说她老公读的满篇宣传的报纸，她儿子的军队服役，季节的交替带来的欢乐，她追击蜥蜴的路线选择。她回应道，如果他愿意，她只希望能安静地做家务。他便悄悄地溜进了画室。
秋天，蜥蜴都换上了显眼的绿色外衣。它们从一切温暖的地方获取热量，在百叶窗凹槽的动物毛中以及扫帚柄旁寻找庇护所。给我留点地方，小朋友们！特莉萨，请对像我们这样的平常生物给予怜悯。很明显，特莉萨和我互相隐瞒。争吵脱离不开抽烟，咳嗽时我偶尔会咳出鲜血，她希望我能去看看医生，她坚持说这不是一种季节性的疾病。我猜想她是看到了香烟包装上的警示语，被吓到了。
清晨，我听到风声唤醒了黎明，然后打开收音机。我喜欢欣赏新风格的音乐和歌剧。我始终对国内大事以及离婚话题的辩论很感兴趣。报道是悲观的——整个世界苦不堪言，难以忍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还有分歧，这是我们的羞耻，只有到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耻辱才能消失。
一天中很多的工作是伴随着收音机的声音完成的，比如说读书，日记记录，寄给银行或者安东尼奥的信函，或者写信回复。我在罗勒属植物上放玻璃罩的时候也在听——收音机就固定在窗台上，电台调节器也调好了。即便当收音机被关掉的时候，我还是能听到里面的声音，但那声音仅仅是特莉萨责骂蜥蜴趴在天花板上却不受重力的影响，她用笤帚怎么也够不到，或者抱怨她上了年纪的受监护人在扶手椅上打盹，把奶酪皮掉到餐柜的抽屉里。我在画室的时候会听体育新闻。
尽管拂晓时分我不会加入松露狗狗在森林的活动，可是这周我去了学校。我应该注意到，我是被哄骗到那里教课的，现在失去了自由。去年春天的一个周四，学校的女校长邀请我去给她的一个班作演讲，我到那里时，她把我送回家，解释说很多孩子因为感冒缺课了。接下来的一周，我又去了学校，她再次把我送回家，给了我另一个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好像那天是假期。她坚持说我们应该再试一次。第三周，我比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到校都早，教授绘画草图和解剖。到那时，我已经习惯了步行去小镇，孩子们也喜欢我的课，鲁索夫人请我以后每周四都来教课。我再次试图取消以后的课程，她非常恼火，说责任和社会贡献对于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考虑到我们国家的传承，我应该引导这些年轻的头脑向着有益的方向发展。她说，无论教育还是艺术都应该忘却经济利益。我想她知道我和前政府的关系，我曾在研究院执教，以及我辞职的原因。她精通这个国家的历史，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而且很有主见，这点毫无疑问。我们没有机会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猜想，和这里大多数人一样，她可能是个共产主义者。
直到记住所有孩子的名字，我才开始上课。他们按照字母表的顺序就坐，这样很方便。他们精神集中时，非常安静，对我而言这也是短暂的平静时间。他们画得很棒。孩子们对天赋没有概念，直到大人告诉他们，在此之前，他们不会感到任何的威胁和恐惧。有时候，妈妈们来学校门口接孩子，她们看了画就问为什么让孩子素描树根、小石头，而不是去画家人肖像或者小戴维。我告诉他们，课堂上选择这些材料很恰当，然后把他们送走。
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天生有眼疾，她眼镜的度数甚至比我的还高，眼镜把鼻梁都压出了红印。她看东西很困难，据预测，到成年时她会失明，然而她看上去并不害怕。她的左眼疾患很严重，大小只有右眼的一半，眼睑常常自动闭上。
我们永远不会真正觉察到我们能从失去中得到什么恩赐。
安妮特有一种天赋，能发现看不见的东西。站在花的面前，她能很好地识别出界线和颜色。她先是进行分割，然后在形式上进行融合。她是个真正的印象派画家，她天生的表达工具就是水彩画。从她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敏捷的理解力——我花费了六年的时间才学到这种技巧。仿佛她已经从现实的传统中获得了解放，从而能去搜寻更为真实的本质。孩子们对她并不友善，但她从不浪费能看到的每一天。除了这个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安妮特的白色牡丹花安放在花瓶里，白纸翻开的地方到处弥漫着花香。
彼得再次给我写信，请教阴影的本质问题。阴影是在学院需要半个学期的时间学习的课题。他告诉我他沿着东北海岸线绘画，他去那里看望生病的父亲，天气很冷。彼得想象着将海滩上的每块岩石都人性化，他说从岩石的细微处能看出各自的性格，在它们的外表下有什么东西在窥视着他。他绘画时戴着手套。当浪花涌来时，他的手指几乎不能弯曲，心中想着这么潮湿的英国空气是否有一天会让自己得风湿病。我应该让他知道，当他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不论敬爱的祖国天气多好，都会患上风湿病。
他在来信中再次寻求提示。他在大学的书店里找到了一本《声音》，他引用索菲西的话，“正是通过静物，人们才真正明白绘画的精髓”。居然是我的朋友索菲西，我好长时间没有想起他了。我想象着彼得伸出了他冰冷的双手。他比其他人走得都远，那些人也许更容易来到这里，到达这座山，谈论这个话题。那些人从首都赶火车，来这里问及我瓶子的问题，或者打电话给博洛尼亚代理处的安东尼奥打听我的健康情况。从另一个遥远的国度，从一份带着深深折痕的旧杂志（毫无疑问，这份杂志已经被很多人传阅），传来的是他的好奇心。
彼得在他的同学中被指责为脱离现代社会，有人警告他说他已经被贴上了“过时”的标签。朋友啊，我是多么理解这种控诉啊！甚至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人把这种观念加诸我身上。
静物写生难道只是垂死事物的表征？难道这种抒情严谨的风格是多余的？人们告诉我，在其他地方艺术家将颜料罐与心灵相连接，表达着自由的灵魂。上周一个年轻记者再次告诉我这些话，就像我是一个穴居山洞的人，久不见光。当然，我告诉他，这就像教士焚香时的烟，既不是谜语也不是虚构。
这是一个抽象主义和原子裂变的时代。然而，正如彼得写到的，这无尽的海岸线远比欣赏它的人要伟大得多。他提出，如果我把手放在他的信上，我也许能感受到北部海洋的寒冷，我可能也需要戴上手套。也许他是“惊人的现实”的一个粉丝。他在闲暇时间研究安吉利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怀着崇敬走在朝圣的路上。他正在为去意大利而攒钱。他晚上打工，负责清洁爱乐乐团剧场的贵宾区。我想象着他在大海的映衬下像个海边的隐士。我想象着他的岩石画像。棒极了！彼得，棒极了！
我收集了《声音》现存的所有版本。它的出版还不到十年，单次印数也仅有一千份，但是影响却很广泛，其中的观点，就像几千只鸟一样，已经飞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勇敢的编辑的理论打开了很多人的头脑。从这样一个充满敌意时代的怨恨中解脱出来！睁开双眼，远离仇杀！激进些，谦恭些，了解历史，拥抱明晰的未来。现在没有类似的论坛，没有独立的声音，没有全面的探究，我为此难过。煽动家和精英们大行其道，好像我们不想去理解艺术，也不想去保护它的完整性。那些编辑是最杰出的思想家，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出色的人才。一些书已经破破烂烂，书页严重磨损，字迹也模糊了。
今天我重新摆放了桌上的物品。我想安东尼奥会喜欢这不同的对称美，我的选择会让他惊讶。下午的阳光很好。如果我能在下雪之前完成一幅新的作品，也许我会和安东尼奥在博洛尼亚度过一段时间。事实是这里的冬天对上年纪的人非常不友好，而且距我上次旅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这里有统一的小客车，火车也以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经过，上面的法西斯标志已经不见了。我可以带着行李箱登上开往撒丁岛的渡船或者预定梵蒂冈市的房间。我得知霍华德·休斯在罗马的一个飞机库拥有一架飞机，油总是加得满满的。我想我能离开，去看看我们国家更多的风景。距离我上次去那里参加双年展，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喜欢亚得里亚海的咸鱼，在热油里用沉沉的石头把它们压住，直到咸鱼变得嫩软，鱼骨头能被拔得干干净净。不是兰特而是特莉萨可能会问问市场的小贩儿我们快速的火车从达尔马提亚清澈的绿波中带来了什么东西，然后她可能会用他们提供的东西烤制扁扁的玉米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