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中的一些大臣赶紧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不多日，成都王颖意气风发的来到洛阳。
皇帝下诏，以成都王为丞相。大晋其实并不专设“丞相”一职。专权的赵王伦，成都王颖其实是自封丞相，以前我们说的丞相张华、王戎、东海王越等，他们的正式官名为“中书监”，也就是孙秀所获的最高官名。
这回由成都王的长史卢志来做中书监，东海王越只得了个尚书令。后朝又认为中书监权力太大，不再设。尚书令又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
成都王把持朝政，第一件就是废掉羊皇后。成都王起兵的借口就是羊后家族擅权，蛊惑天子继嗣，才有了那位小太子。再次重申李含的那份诏书是真得，是羊后等人硬说成假的。
再以李含的诏书为据，废掉皇太子司马覃。不过还好，还做他的清河王。文武百官早知会如此，也都敢怒而不敢言。
没过几日，河间王的奏章到了洛阳，表请封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河间王和东海王是皇族远支，皇位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们俩儿。所以他俩儿对皇位，没有前四位王爷那种当仁不让的渴望。（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
于是“皇帝”加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督中外军事，丞相如故。
成都王坐上皇太弟之位，自认为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竟带着人马回邺城了。而自己设的那个中书监卢志，就根本没来洛阳。中书监是实权丞相，哪有中书监不在国都之理。
成都王是八王之乱中获得执政地位的最年轻的一个王爷，在三次出兵京城都获胜的情况下，仅有二十五岁的成都王开始目空一切。
志得意满的成都王率领着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出了洛阳城，向邺城进发。
朝中文武百官在尚书东海王的率领下，送行三十余里，看着成都王大军的背影，黄门郎潘滔侧身对东海王说：“成都王年轻气盛，他这一走是把万里江山拱手让人。”
东海王一惊，抬头看向潘滔，潘滔又说：“其上策应留在京师执政，中策应把天子、三公也带走。”
东海王思索片刻，说道：“当年曹操也是把汉献帝留在京师，自己在邺城另起一摊；司马昭也是把皇帝留在京师，自己另起一摊。这样大臣们看不到皇帝，只能全听他的，之后也就习惯或自然了，这是架空天子的好计谋嘛。”
潘滔回答道：“曹操、司马昭都是在征讨多年，掌控天下以后才能这样做的，掌控不了天下，也就很难遥控京师。”
东海王点点头。
潘滔又说：“幸好他留下来看守京师的是石超，要是张方那样的凶角色，也很麻烦。”
东海王越没有回语，而是对身后发令道：“皇太弟已远去，我们回城吧。”
之后的几个月里，一切政令均出自邺城，连宰相（中书监）都在邺城办公，京师洛阳真成了“甩手掌柜”。小的政令，宰相卢志在邺城就直接发出去了，需要皇帝盖章的，快马送入洛阳，石超直接拿进宫，傻皇帝随手就盖章了。
三公重臣们没有行政权（行政权在中书监手里），他们只有建议权，可邺城在千里之外，你怎么和成都王沟通？三公、重臣这才发现，他们是被抛弃的一群人。这个时候，即使有心和成都王合作的朝中大臣、名士也对成都王心凉了。
很明显，将来成都王做了天子，只会用邺城的官员。在那个士族社会里，被统治者抛弃，不止是官员一人的损失，而是整个家族被边缘化，这就太可怕了。
留在京师洛阳的全是士族“大家”，将他们抛弃就等于站在了士族的对立面。史书曰：“皇太弟，大失众望。”说白了，就是大失士族众望。
在魏晋南北朝，士族是统治阶级，一个大士族家中同时在朝野做官的就有数十人，执政者可以诛杀或抛弃任何一个家族，但不能接二连三的诛杀。当士族认为，执政者是在杀整个士族阶级，那么最终完蛋的是执政者自身。后来的东晋、南朝之刘宋、南齐就是因此亡国。即使开国君主也不行，因为他们也是在士族的合作下完成建国的。（如果奥巴马下令把全国的头十大富翁全逮起来，第二天在牢房里抽烟得一定是奥巴马自己）
成都王不仅自己回邺城，还将主管全国政务的‘中书监’也带回邺城，这样所有政令均可在邺城发出。即使需要皇帝印章的，也只需要快马拿回皇宫，由皇上盖上印章，立即发向全国。这样一来，朝中大士族以裴、王、荀为首，比如像王戎、王衍、荀藩、荀组、裴宪等，他们不要说参政议政，连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发的，发的什么公文都不知道。洛阳还有天下名士乐广、傅袛、郭象，大士族重臣几十家，成都王这样做，就等于抛弃了大士族。他就站在了大士族的对立面，而天下太守、刺史，均出自这些大族之家。成都王将政务移向邺城，等于得罪了天下名士！
这就是为什么半年前，还被天下士族捧为只有古代才有的古之明君的成都王，短短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块人人喊打的臭豆腐。
现在网上和书籍中还有很多写晋朝的书，人们怀着新奇的心情去欣赏，但往往看到成都王这里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因为走到这里，按我们以前的历史理论，已不能解释成都王的失败原因。虽然史书上说，他在京城中杀了一些人，但他杀了谁呢？史书上一个名字也给不出来。这说明他并没有杀一个士族名家，而赵王伦、齐王囧却杀了一片，像张华、裴頠、解氏兄弟、孟观等等。
成都王颖就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士族虽然表面上好似闲云野鹤，比如前任中书监王戎。那是因为在士族统治下，他们的工作都可以由僚佐来完成，他们什么事都不想干，所谓无为之治。但是你若罢免了他们的参政、议政权，那就彻底把他们得罪了。
成都王将中书监这一好比宰相的官职也带到了邺城，封给了他的主要谋士卢志，这一动作迫使士族被迫参与到八王之乱中。在此之前，基本是皇族在闹，而士族回避。
士族统治社会下，成都王颖在邺城建立行台（临时中央政府），等于彻底的站到了大士族的对立面，这是天下士族群起而反对之的主要原因。这是成都王失败的首要原因，这是由当时那个时代所决定的。
而那个时代在今天，甚至在一千多年的封建史上都是很难明确读懂的。因为这个时代在中国只出现了这么短短的几百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有文化的人都也不太了解两晋故事，但是魏晋名士，却是小有一点文学知识往往都知道。王衍天下名士，众望所归，其威望之高就不是后代文坛领袖可比的。比如后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那个不比他有文化，有文章。
我们没有读过王衍一篇文章，他也没有留下一首诗歌。可是王衍是九品中正制中的大中正，一句话让你升天，一句话让你入地。你即使家财万贯，良田千顷，才华横溢，被他评个七品劣士，你也只有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这是他们威望高的主要原因。这样看，王衍的威望比苏轼在宋朝的威望高出上百倍，就可以理解了。
从成都王司马颖执政开始到整个南朝结束，我们已不能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一段历史。
再次引用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虽然史料很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古代学者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只有出现一些学者，他既有微观功力，又有宏观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史学，又有精深的理论修养，还能把全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尽收眼底。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