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第七批元朝使者来到了日本。
话说这次的使节团核心有五人，正使叫杜世忠，官居礼部侍郎，虽然他是个蒙古人，但却无限热爱汉文化，偶像是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临出发之前还自信满满地跟元世祖表示，自己一定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东邻拱手来降。
然后一行人坐船过海，在今天山口县这个位置登了陆，接着当地的日本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这五人渡海而来有何贵干？
杜世忠说我是奉了我们大皇帝的命令来日本送国书的。
国书？什么国书？该不会是让我们日本对你们蒙古称臣吧？
日本官员问道。
杜世忠并未否认，但却跟了一句，大意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总之元朝跟日本的差距是人都看得明白，何必作无用的挣扎呢。
日本人听了也没多说话，只是表示兹事体大，容我禀报了镰仓的幕府之后再作计较。
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左右，镰仓那边来信了，说是请杜大人劳驾，走一趟关东。
杜世忠以为北条时宗要见他，便高高兴兴地领着手下随着日本人一块儿上了路。
当年九月，他们被带到了镰仓附近，但是没有见到任何幕府高官，而是被直接拉去了一个叫龙之口的地方。
龙之口就是如今神奈川县的江之岛，如果看过太宰治的《狂言之神》就应该知道那个地方。
而在镰仓时代，那儿还是一个有名的行刑之地，闻名关东八省的龙口刑场就在那里。
北条时宗压根就没想见元朝使者，而且还下了杀令，他准备跟忽必烈抗争到底。
说起来这杜世忠也是条汉子，刀架在脖子上了却毫无惧色，只是先吟了一首辞世诗，然后对刀斧手说道：“转告你们的北条大人，我这次来，是有心想救日本。”
说完，慨然赴死。
由于那个年头通讯极为不发达，再加上幕府灭口工作做得好，以至于杜世忠的死讯一连好几年都没传回大都，而忽必烈还以为那家伙在海上沉船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又加派了一拨使者过去。
这次的使节团团长叫周福。
周福出海的时间是公元1279年，差不多就在他走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五月，在中国南海岸爆发了宋元之间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此战中，左丞相陆秀夫抱着年仅七岁的大宋末代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至此，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南宋帝国，虽经多年抗战但终究无法力敌，被元朝灭了。
有野史称北条时宗闻讯后悲怆不已，亲自全身缟素以表哀痛。
虽然这事很不可考，但此时日本人的心情想来也的确不会太好，毕竟大家伙都知道，这南宋一走，接下来就该轮着自己了。
再说周福他们上岸的地方是博多，接待的日本官员轻车熟路地就猜到了他的来意，在确认之后，非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还客客气气地给他安排了住处，表示等镰仓来了消息就立刻带他去见将军。数日后，博多方面还特地安排了筵席，说是给元朝使节团接风。
宴会上，日本人一边吃一边表示，你们大元太客气了，派那么多人过来，上次那拨还没走呢，这回一拨又来了。
对了，上回那个，是你们礼部的侍郎吧？
周福一听连连点头，对对对，您也知道杜世忠杜侍郎哪？他自从去了日本之后就没回来，大家还以为碰上海难了呢，这不，皇上就让我代替他接着来和你们幕府谈了。
说着，还把随身携带的文书交给了日本官员，上面果然是忽必烈写的信，要求北条时宗即刻称臣。
日本官员读完，很真诚地对周福表示，我奉了幕府的命令，这就带你们去见杜世忠大人。
不得不说这人相当守信用，话音刚落，一群五大三粗的武士就全副武装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周福等人捆了起来。
然后就地斩首。
这一回消息走得挺快，没几天就传回大都了，结果当然是天下震惊。
据说忽必烈当时就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怒目圆睁眼角都快裂了。
那年头敢这么招蒙古人的，说实话，没有。
其实杜世忠、周福两拨人这次来，尽管确实是要日本俯首称臣，可也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程度，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外交这种事情，实际上本质跟小菜场买卖没甚差别，你开三块钱一斤我觉得不满意还到两块五，你要觉得你日本跟我大元称臣亏得慌，那光纳个贡也行啊。
虽然这只是推测，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当时不杀杜世忠和周福，那至少还有商量的余地，毕竟上一回打仗蒙古人是无果而回，这多少算是个筹码。可现在人一杀，那就真的什么都没的说了。
而且还连杀两回，你这是摆明了欺负元朝没发明长途电话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应该有两个。
首先，北条时宗压根就不承认元朝。
在他眼里，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别说称霸了亚欧，就算南北两极都归了他们管那也是蛮夷之邦，想要日本臣服，不可能。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能代表正统中华的，只有大宋。哪怕是只剩下半壁江南甚至是一个孤岛了，可大哥还是大哥。
更何况南宋新灭，此时各地都在搞着各种反元复宋的活动，谁知道赵家王朝会不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
那么多年下来，周边那么多国家里头，也就日本跟中国的友谊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友谊，因为这是一种出自平等的交往，不称臣不纳贡，但却互相认可。虽然打过不少主意干过不少缺德昧良的事儿，但到底还是要远胜过那些朝秦暮楚只想占便宜的主儿。
其实这跟人与人交往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谁会把一个自己发达了就跟在屁股后面唤大爷，自己落魄了立刻翻脸当不认识的家伙认作朋友。反而是那些不卑不亢一直把你当对手，同时彼此之间孽缘不断的家伙，倒真有可能跟你成为兄弟，而且真的到了危难时刻，肯出手相帮的，往往还就是这种人。
其次的一个原因是，时宗根本就不怕蒙古人。
这里的不怕，是在对各种情报分析之后作出的理性判断。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低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虽然当时元朝看着很强，但实际上水分不少。比如南宋灭亡后，各地反元动乱此起彼伏，局势相当不稳；再比如高丽虽然早十几年前就称臣了，可不久之后他们国内就爆发了反元起义，称“三别抄起义”，这股反抗力量直到文永十年（公元1273年）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而且民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反蒙情绪；再比如安南，也就是越南，虽然地方不大，可短小而精悍，同时处处效仿中华，非常不把蒙古放在眼里。
总而言之，元朝的处境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强，而且蒙古大军虽然强悍，可毕竟他们的水战不擅长，渡海而来本来就已经输人一筹了，再加上经过上次的那场文永之役，日本人已经对蒙古军的战略战术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北条时宗自信，如果蒙古人敢再来，那就再在博多湾会他一会，争个高下。
中国人打仗，习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日本人打仗，粮草可以不动，但情报必须得先行。
不过这回运气不大好，碰上的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坚信即便国内局势还未能完全稳定，但腾出手来打个日本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更何况这位东面的邻居接二连三地欺人太甚，不给点教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在南宋灭亡后的第二个月，他就命令高丽造战船九百艘，接着又下旨，征调原先南宋土地上的船工船匠，在江南各地的造船厂里赶制军用船只。
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元朝方面设立了日本行省，做好了正式将列岛纳入版图的准备。
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忽必烈一声令下，十五万大军挥师东进，目标日本。
元军总共分两路，一路叫东路军，从朝鲜半岛出发，人数五万，战船九百艘，由高丽士兵、蒙古士兵以及北方汉人士兵组成，领兵大将是我们认识的：忻都、洪茶丘以及金方庆。
另一路叫江南军，自宁波出发，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全都是南宋的降军。领兵大将阿拉罕、范文虎，其中，阿拉罕是全军主帅，南宋降将范文虎则是江南军的实际总指挥。
江南军除了打仗之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在战后继续驻军日本，一边充当占领军，一边还要屯田，所以他们除了身携打仗必需的武器之外，还带了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一看就是要准备扎根日本，轰轰烈烈地在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
其实忽必烈考虑得还是挺周到的：你日本不是跟南宋好么，那就让南宋的士兵来管着你们吧。
当年五月，东路军熟门熟路地跨过了对马海峡，先登对马岛，再过壹岐屿，虽然结果跟上次没差别，这两个岛都被顺利地拿了下来，但大军所碰到的抵抗程度，却较之七年前要强了许多，尤其在对马岛，打了整整快一个星期才打下来，而且还战死了好几名部将。
拿下壹岐之后，根据元世祖忽必烈的作战计划，东路军应该是稍作停歇，等路途较远的江南军到了之后，合并一处共同攻打九州本岛。
但忻都觉得没必要。这地方他七年前就来过，不敢夸了如指掌的海口，但至少是熟门熟路，而且当年他带着蒙古子弟兵短短数日就打到了大宰府门口，现如今实在没必要把唾手可得的军功章分给那些南宋降兵一半。
所以，忻将军当场作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定：不等江南军，直接开赴博多湾，以最快的速度打进九州本岛。
这一天，忻都站在船前豪情万丈。
可当大军突入博多湾后，他傻眼了。
出现在自己跟前的，不再是七年前的那一片辽阔的海滩，而是一堵高高耸起的石墙。
这正是镰仓幕府准备了多年的破敌之策。
话说文永之役后，深知蒙古人必然会来第二次的北条时宗便作出了最高指示：在下一次决战中，一定不能让元军上岸，务必要在海上消灭敌军。
因为他知道，一旦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踏上了陆地，那么兴许日本从此便再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但若是在海上开打的话，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而要想不让敌军上岸，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岸边围上一圈坚壁，等到打起来的时候再辅以各种远程武器，如此一来，敌船连靠近恐怕都很难做到了。
就这样，日本人在九州北海岸每一处可能成为对方登陆点的地方修建起了石墙，这些石墙最长处延绵二十多公里，高三米，厚两米，就那个时代的生产水平而言，算是了不得的防御工事了。
果然，当元军五万大军上千艘战船浩浩荡荡开到博多湾时，面对那又长又厚的石墙，当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虽然也曾硬着头皮强攻了数次，但回回都被站在高墙之上的日本弓弩手给射得死伤一片，只得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考虑到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六月六日，主帅忻都决定，放弃自九州本岛登陆，全军调头，将目标改为志贺岛。
志贺岛位于博多湾北部，面积不足六平方公里，之所以要打这个小岛，是因为每当海水退潮的时候，那里会露出一段陆地连接九州本岛，而此时又恰逢退潮期，故而忻都瞄准了机会，准备就此打开突破口。
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这主要由于链接志贺岛跟九州本岛之间的那条路非常狭窄，只能同时并排走三四个人，这显然不适合习惯大集团作战的蒙古人，相反倒是大大便宜了爱好单打独斗的镰仓武士，所以几场仗打下来元军死伤上千，就连副帅洪茶丘都被逼得弃马而逃，只躲在船上再也不敢出战。
不仅如此，每到深更半夜时，日本人还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举着火把来搞偷袭，也不在乎多大战果，每回就是放几把火，杀几个人便算完，但一晚上能来好几次，弄得元军根本没法睡觉。
不得已，忻都只好下令五万大军退回船上，为了防止日本人得寸进尺开船来夜袭，他还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将大船在外围上一圈权当城墙，以保护圈内的诸小船，同时再安排人日夜巡逻，稍有风吹草动就死命放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