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因国内战乱，幕府权力被大大削弱，以至于得到这一年与大明朝贡贸易勘合的，是日本的有力大名——大内家。
由于那会儿的日本还没到完全混乱的地步，因此拥有足以媲美幕府将军的大名也不多，粗略数来就两家：一家姓大内，一家姓细川，而明朝的贸易勘合也基本在这两家手里流转。
虽然老话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毕竟事关赚钱大业，因此细川家也不能由着他这么转去，在得知大内家拿了勘合之后，他们立刻决定也派出商队，前往中国参加朝贡贸易。
肯定有人会问，那么细川家没勘合怎么办？
没事儿，其实勘合是有的，只不过过期了而已。此时明朝在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而细川家手头上的勘合是之前明孝宗朱佑樘时代发放的，理论上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细川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张勘合可以用，只是看怎么个用法了。
在说过期勘合的用法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一些情况。
这事儿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日本人带着勘合，领着船队自日本出发，在宁波登陆，然后由宁波的市舶司验过勘合跟货物之后，再北上去北京朝贡以及贩卖。
换言之，只要想办法让市舶司认可了这张过期勘合，那么就能顺利地进行贸易了。
至于认可的办法也很简单，行贿呗。
当时宁波市舶司主管叫赖恩，是个太监，爱财之名远播海内，所以细川家投其所好，派出家臣宋素卿前去塞钱。
宋素卿，原名朱缟，自幼能歌善舞长相出众，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少年。他有个叔叔叫朱澄，跟日本人做生意做亏了，没钱赔，于是就把漂亮侄子抵押给了对方，算是抵债。就这样，到了日本之后的朱缟改名宋素卿，还成了细川家的家臣，同时因为长相华美做事得体，还颇受重用。
说起来宋素卿代表细川家跟明朝打交道，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永正七年（公元1510年），他就以细川家特使的身份前往北京，谒见了当时权倾大明的“站皇帝”刘瑾，同时还赠上黄金千两，刘皇帝一高兴，还赏了他飞鱼服一套。
飞鱼服，就是明朝正服的一种，隆重程度仅次于蟒袍，一般只用于够一定级别的武官和锦衣卫。将飞鱼服赐予外国使者，绝对是开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先例，但也由此可见这位宋素卿的外交能力的确不一般。
果然，在宋素卿的一番沟通和贿赂之下，宁波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一口承应，表示别说你们细川家的勘合过期了，哪怕是没勘合，咱家也让你带着货物上北京。
于是到了朝贡的那一天，细川家和大内家的商船同时出现在了浙江的海域。
开始大内家的人还挺纳闷，互相之间议论说怎么那帮家伙也来了。等到上岸之后，更让他们看不懂的情况也发生了，那就是明明没有勘合的细川家，不仅顺利过了市舶司的开仓验货，而且在例行接待外国使臣的宴会上，他们的座位还在大内家之上。
大内商团的团长叫谦道宗设，是个很聪明的和尚，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知道肯定是细川家使了钱。不过本着先礼后兵的规矩，他并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暗示市舶司主管赖恩，意思就是，赖公公我知道你收了钱了，也能理解你让没有勘合的细川家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卖东西的行为，可毕竟我们才是有勘合的正主儿，你不能那么亏待我们吧？
赖公公还没发话，细川商团团长鸾冈端佐却开始冷嘲热讽了起来，说哎哟喂，你们大内家还真把自己当成名正言顺的使节团了？别忘了真正该拿着勘合来做生意的是足利将军家，咱俩说穿了都是一路人。
谦道宗设一下子就怒了，拍案而起。
鸾冈端佐毫不示弱，一脚踢翻了眼前的小桌子。
赖恩则一边喝着酒，一边表示你们要打出去打，外面地方大。然后还给细川家发还了武器——按照当时惯例，朝贡使节团所携带的武器，需由市舶司保管。
虽然这拉偏手拉得太明显，但谦道宗设丝毫不怵，因为保管武器对日本人根本没用，他们卖的商品里就有武士刀。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双方在门外拉开了场子，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因为大内家人多势众，所以细川家没打赢，逃了。
杀得兴起的谦道宗设一边下令全员追击，一边顺手点了一把火，把市舶司的宴会厅给烧了。
最后细川家众人一路逃到绍兴，然后躲进城里死活不肯露面，而闻讯追杀过来的大内家，考虑到强行攻城实在不可取，于是只好在城下大肆劫掠枪杀了一番后扬长而去。
在抢杀的过程中，他们还打死了前来追捕的大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以及士兵百姓若干。
这就是着名的“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发生之后，整个浙江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极为重视，在查明原委之后，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后又照会日本方面，要求他们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国内的谦道宗设。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国乱世，足利将军家连勘合都被人冒领了，哪还有本事去抓大内家的人？于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后果应该讲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废除浙江、福建两处市舶司的决定，接着又一口气停了日本之后十几年的朝贡贸易。
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宁波争贡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可总体来讲这不过是一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因为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靠走私来完成的。说难听点，几百年里的明日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贸易，朝贡贸易废不废除，市舶司关不关门，都与大局无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还不如去喝西北风来得爽快。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那边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比方让倭寇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个之前说过，而要按出身成分划分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以及失业武士——俗称“浪人”。
其中，失业武士象征着整个倭寇集团的最高战斗力，曾经有五十多个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烧杀劫掠，导致中国数千军民死伤，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后明朝方面实在是没了办法，不得已出动大炮，才将其镇压下来。
说实话这样的人要是来一千个，会发生什么就真的说不定了。不过好在自战国时代之后，因为日本国内战斗力和生产力日益紧缺，从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正儿八经地开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无贼了，尽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东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绝，照样有人大规模地抢东西、放火、走私、掳人。
为什么日本人走了倭寇却还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来作乱的是谁？
答案是中国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外国人，如朝鲜人、葡萄牙人等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说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话来讲，就是：“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从者，则是其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觉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远千里从欧罗巴赶来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没辙。
也就是说，16世纪之后的倭寇，尤其是烧杀劫掠的那一批，绝大多数都是华夏同胞。
这并非瞎说。
话说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在船上当苦力，五十多天后逃走，跑到官府报案说遭倭寇绑架。
衙门老爷问他，倭寇人数多少，真倭几何？
回曰：倭寇两百余人，真倭十几个，其余的都是同胞。
两百个人里日本人二十个都不到，看来“真倭十之三”的说法还真是给了面子。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才会去当倭寇呢？
有个姓郑的明朝书生是这样记载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去参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恶霸、逃犯、被罢免的官员，还有不得志不合群的书生，乃至宗教界败类。
比如倭寇界着名代表徐海，当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这群人，却把东南沿海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几乎是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最糟糕的是，因为倭寇杀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其自己天天这么被抢被烧，不如跟着他们一块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于是纷纷加入其中，这就使得倭寇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当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时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残酷无道。
当时的东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望”。曾有一个叫谢杰的人说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而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把话说得更绝：“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认为是倭寇。
此外，他还用了“民寇一家”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那就是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将，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杀人放火的倭寇，毕竟是倭寇中的少数，大多数顶着这个名号的，不管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以干武装走私为主。
若是要在这些人里头找出一个值得一说的角色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叫王直的人。
对于这个人，评价趋向两极：喜欢的将其尊为毫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任何一名冒险家的海贼王；而讨厌的，则直接以汉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认为王直是汉奸的唯一根据，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做海贼的同时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人当汉奸，那汉奸未免也太廉价了些。
王直，生于中国安徽，据说出生时，他娘梦见天上有星星陨落怀中。他年轻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落魄，但却一身侠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又文武兼备，所以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着同乡徐惟学（徐海的叔叔）、叶宗满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帮人先是在广东打造海船，然后再坐船游走于日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走私贩卖硝黄丝绵等物品，赚了不少钱。
于是这就成了倭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