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天生头脑好，会经营，再加上仗义疏财、有情有义的侠客性格，使得王直很快就在这个圈子里越做越大。数年工夫，他就成了东亚海域说一不二的大哥级人物，当时要想在亚洲海面上做生意，那就必须得按照王直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不然压根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虽然日子是过得风风火火，但这终究是不为大明朝所容的勾当，所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1年），王直应当时日本北九州大名松浦隆信之邀请，将大本营移至了肥前国的平户，也就是今日的长崎县平户市，这样至少不会隔三岔五地被明朝的剿倭部队围剿，好歹也能得个清静。
尽管在明朝那帮人眼里，王直堪称罪大恶极，但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人。
这当然是因为王直会做生意。
当时正值战国乱世，到处都在打仗，打得日本都没富余劳动力当倭寇了，结果天降这么一号人物，不光一手掌控着中日两国之间绝大部分的走私市场，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商队，要是能为己所用，一年能赚多少钱哪？
说实话，松浦隆信之所以肯把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重要港口的平户让给王直做据点，其动机正是在于想让对方帮自己走私挣钱，也正因为王直在日本人提供的根据地搞走私，才会被后世的一些人认为是汉奸。
平心而论，这是王直的错吗？他倒是想给大明王朝赚外汇升GDP，可大明朝是怎么对他的？三番五次出兵剿杀也就罢了，还派人抓了他留在中国的家人。
不过王直被日本人铭记于心的最大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他是海贼王，而是因为他和一件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大事件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件事发生在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夏天的种子岛上。
种子岛位于萨摩（鹿儿岛）东部，因为这个岛自镰仓时代起，就是掌管着萨摩的豪族岛津家家臣——种子岛氏的领地，故而得名种子岛。
此时种子岛家的当主，是一个叫种子岛惠时的人。
某日，种子岛惠时正在家中办公，突然有人前来报告，说岛上来了一条船。
种子岛惠时觉得很莫名，对于一个在大海中的小岛来说，岸边有船靠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什么好来特地报告的？
家臣说这船倒是不怪，就是上面走下来的两个人，浑身是毛、满面凶光不说，而且这毛还是红的，鼻子长得宛若天狗。
自种子岛有人居住以来，各种海中的生物倒是见过不少，但像这位家臣这么描述的家伙却还是第一次听到，于是种子岛惠时当即就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
当然，由于听起来似乎有些危险，他带上了十几名家臣同往。
他们跑到岸边，只见几艘怪模怪样的船像是搁浅了一样斜靠在岸边，船上的人也已经走了下来，站在沙滩上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为首的二人穿着有蕾丝和刺绣装饰的怪模怪样的衣服，活像是身上套了几个南瓜。两人的手背上都长着绒毛，毛发浓密卷曲，胡子和头发都是绛红色的，皮肤白里透着赤红，长鼻子高鼻梁，确实如同传说中的妖怪天狗。
种子岛惠时自守此岛以来，见过的人，碰上的船可谓是不计其数，不过这副模样的人倒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心里面不禁有点毛毛的，脚步也不由得停了下来。对方倒是很坦然，一看到来了人，便一面微笑一面走了过来。
面对这群相貌怪异宛若妖怪的家伙，种子岛惠时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和他们一起微笑，还是拔刀斩妖除魔。正在他站在那儿寻思的当口，船上又走下来一个约摸40岁，穿着大明服饰的男子。模样倒和日本人并无区别，只见他轻轻地和那两位怪客说了几句之后，便径直朝着日本人的方向走来。
正在众人心生疑惑，都在猜疑这人是谁的时候，来人却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指，在沙滩上写下四个汉字：大明五峰。
五峰这个名字，简单而言就是王直的代号，在日本九州岛那一片，往往比他的真名更有知名度。
所以种子岛惠时连忙行礼说久仰久仰，王直也赶忙还礼说哪里哪里。
寒暄过后双方进入正题，王直告诉惠时，自己的这几艘船是商船，装的都是西洋玩意儿，准备去长崎贩卖，没想到从南往北走的时候碰上了风暴，搁浅了。
至于那几个长相怪异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都是南蛮人，来自葡国。
当时日本习惯把西洋各国称为南蛮，葡国就是葡萄牙。
“既是如此，就请不必客气。在敝处多住些时日，需要修复船只也可尽管开口。”种子岛惠时在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后表现得很热情，还专门安排了家臣西村织部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于是这帮外国人就在种子岛上住了下来。
几天后，船修好了，风浪也过了，那就该继续走路做生意去了。
临走之前，兴许是觉得麻烦人家那么几天有些不好意思，所以那几个葡萄牙人决定给点什么以示感谢。
只见他们从船舱里拿出两根色泽黝黑的铁杆递了过来，那铁杆后边是个小角度弯曲的手把，前边是个中空的的铁管，模样和它的主人一样古怪。
“这是要做些什么？”惠时不解地问道。
“此物在我大明国被称之为火龙枪。只要填上火药和弹丸，扣动扳机，无需高超武技，即使是妇孺也可轻易杀伤敌人。”王直从葡萄牙人手中拿过其中一根边比划边说着，“就像这样倒入火药、铅丸，用下边的小棒捅进去……”
他说着单手托起枪托的前半部，身子微微倾斜，瞄住远处二十步开外一块巨大礁石的隆起部位。随着扣动扳机的机械声，众人只听见“砰”的巨响，面前一阵灰烟飘过。再看那块礁石，原先隆起的位置，现在只留下一块刚刚暴露出来的青灰色伤痕。种子岛的人们不禁瞠目结舌，连见多识广的惠时也整个人愣在了一边。
“怎么样，东西不错吧？”王直问道。
种子岛惠时点头表示不错。
“阁下要吗？”
萨摩那地方挺穷的，因为土地质量不好的关系，同样大小的土地，收成只有日本其他地方的六成左右。所以种子岛惠时小声问，要多少钱。
王直表示，既然你款待了我们那么久，我们再抬你的价也实在是显得不够意思，多少钱你随便开，这边绝没二话，哪怕你就说一文钱，只要拿出那枚铜板，两支枪连着火药子弹你拿走，没事儿。
种子岛惠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大概想了约有五分钟，他开口了：“黄金千两一杆，如何？”
王直顿时傻了，他之所以会说价格你随便开，其实等于就是想把这两杆枪送给对方，结果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结果，一时间他本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留你们，本是尽地主之谊的分内之事。”种子岛惠时说道，“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收取谢礼的打算，你这两杆东西，我是真心想要，故而才平心估价，倒不是我钱多，只不过若是给少了，实在是有愧这么好的东西。”
王直无话可说，当场拍板成交。
这就是着名的“铁炮传来事件”。
铁炮被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就在列岛掀起了一股军事革命，这种武器被大量仿制改良然后投入到战争中，因为其不容置疑的杀伤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甚至连后来整个亚洲的局势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或许是连王直本人都未必能想得到的吧。
同时让他没想到的，还有自己的命运。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和前几任大不相同的是，胡宗宪上台之后，一改之前以剿为主的抗倭政策，搞起了宽抚和劝降。
对象有且只有一个，那便是王直。
曾有幕僚质疑，说我们当年费了那么大工夫都没能把他怎么样，现在却叫他来投降，这可能吗？
胡宗宪点点头，表示此人必然来降。
原因是胡宗宪明白，王直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商人，即便是被大家唤作海贼王，可说良心话，自打出道以来，这人几乎就没干过烧杀抢掠的海贼勾当。他的唯一梦想就是做生意赚大钱，虽然是自称“徽王”，可真要说他想铁了心和大明朝对抗似乎也不太现实，因为真要打起来，王直耗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必定会毁于战火，这绝非是他想看到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出特使蒋洲、陈可愿前往日本，游说王直。
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在为期数日的会谈之后，王直果然答应了投降，而他开出的条件大致只有两个：一是理所当然地要求明朝方面给出免罪承诺；二是“乞贡互市”。就是希望能够开放市场，大家一起做生意。
他确实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着想的爱国商人。
对于王直提出的那两个条件，胡宗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其实胡宗宪也是安徽人，因为出身，使得他和当时明朝着名的走私团伙——徽商集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又何尝不希望开放海禁，让商人们放开手脚做生意，让百姓们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兑现承诺，前来投降。他先是率千余人的船队来到了舟山群岛的岑港，接着只带两名心腹，只身离船上岸，以示诚意。
再接着，被当场擒获于杭州。
毁约诱捕，这当然不是胡宗宪的本意，只不过来自于朝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北京的阁老们只知道王直是个恶贯满盈的大海盗，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不说，还屡屡犯我大明海禁，实在是罪不可恕，本该千刀万剐。
虽然这些大人们从来都没考虑过海禁对于老百姓所造成的苦难，而胡宗宪也曾试图顶住压力留王直一条性命，但还没开口就听得谣言四起，说他收了倭寇白银十万两的贿赂，有通倭之嫌，所以他只得罢手。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经过两年的唇枪舌剑，胡宗宪最终没能保住王直。在杭州法场，等待王直的，是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大刀。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王直将头上的金簪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爷俩相拥而泣。
一代海贼王，最终却落得个跪地受戮的结局，不可谓不凄惨。
据说王直在杭州被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难逃一死了。当时他仰天长叹，说其实我死了不要紧，只可惜东南沿海从此要永无宁日了。原话是：“吾死无碍，只苦了两浙百姓。”
然后在场的一个明朝官员听完，愤愤然地说你也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兴许你死了之后，你的那些党徒们就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了呢。
王直听了这话就苦笑了，说你们如果真那么想要他们散去倒也不难，不过不是杀我，而是解除大明的海禁。
海禁在那时属基本国策，说解除海禁几乎就等同于反动言论，但毕竟考虑到对方人之将死，所以那官员也没有太过激的反应，只是问了一句：何以见得？
“解除海禁，寇就会变商；不解海禁，那么商也会变寇。”
听过此言，爱国官员无言以对，默然不语。
试想，如果王直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了那个时代的葡萄牙或是荷兰等西洋列国，那么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算了，不想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