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9月过去一半，北京凉了下来，白天还是晒，烈日下这个城市让我陌生，还好一入夜就进入秋天。我下班回家总是十点以后，只穿衬衫微微觉得寒，小区里的紫茉莉开了，不怎么香，但空气中还是能闻到花朵的存在。我喜欢这种花，一不小心就会长到漫山遍野，比野草还旺盛的生命力，我羡慕那种无需控制的自由，我太习惯于控制，开始是强迫自己，后来变成本能。
前几天法官给我打电话通知案件的宣判时间，我立刻意识到那天是陈吟的生日，26岁，过了25岁就是真正成年的女人，我不大能接受这一点，我想紧紧抓住那个小包子不放。
我从来没有为她庆祝过生日，七年里每到这天，我就早早关掉手机，怕自己忍不住会拨出电话。只有在纽约那一年，可能因为飞得太远，我允许自己放纵了一把。
那天我去唐人街的超市买油盐酱醋和便宜蔬菜，因为想走路，在42街就出了地铁，沿着百老汇路一路往南走，纽约还很热，我走了半个小时，浑身是汗，现在再坐地铁，又是2。5美元，我想了想，还是继续往欠前走。
走到30街附近，有几个吉普赛女人在路边卖那些神神鬼鬼的饰品，我不知道怎么看中一个万圣节面具，做得很精致，镶嵌着一根长长的孔雀羽毛，她开口就是65美元，这笔钱够我买一周的菜，还包括果汁和牛奶。我想讲下来一点，但她是个女巫，心里有个水晶球，看到我无论如何会买下它，最后只让了五块钱，我掏出三张二十美元，把面具小心翼翼拿在手里。这是我给陈吟的生日礼物，虽然我并没有送给她，这个面具多衬她，戴上和摘下都能颠倒众生。
我当然知道陈吟是个颠倒众生的姑娘，她长得美，又是那种没有侵略性的美，永远落落大方，永远让人像在冬日里喝下一杯温暖而不滚烫的柚子茶，很甜，却不算甜得腻心。
那天在便宜坊其实我早就看到她，我的位置正对着包间门，上烤鸭的时候她和那个男孩子刚走进大厅，男孩子很高，她只到他的肩膀，他低下头去和她说话，她抬头笑了笑，侧面弧线是那样温柔，可以清楚看到她翘翘的小鼻头。我被这个画面刺痛，就像那天躲在她报社门口看到她和男同事一起吃廉价的鸡蛋煎饼。我有点困惑，搞不清楚谁才是陈吟现在生活的主角，那天的男同事，还是眼前这个帅气的男孩子，其实是谁也不重要，总之不会是我，不再是我。
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放在桌上的房卡，我很熟悉的标志，东方君悦，一股怒气突然涌上来，我故意大声跟边上的女客户说起陈吟，“一个记者”。还没走到车库我就后悔了，我不该这样，这样只能让陈吟在我的世界里消失得更快更彻底。
女客户明显对我有点意思，希望我送她回家，我装作抱歉地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有份重要的合同落在律所了，我得回去加个班。”
女客户走了，高跟鞋敲得很响，我没空去算这笔生意谈不下来会损失多少，我心里很乱。
我开车去了东方君悦，停在距离大门稍微远点的地方，隔了不到五分钟，就看到陈吟和那个男孩子走过来，他手里拿着好几瓶酒，她拿着一大包零食，陈吟走得慢，男孩子明显一直在配合她的步伐，进旋转门的时候，他用手轻轻护住她的肩膀。
他们进了酒店，一直没有出来，我是说，通宵没有出来。我确定这一点，因为我一直坐在车里，死死盯住酒店大门。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七年里我无数次想象过陈吟会有了别的人，事实上，她没有别的人才是不可想象的，但当这件事真的发生在眼前，我又好像被人抽走经脉，在车里动弹不得。我把车里的两包烟都抽完了，想去边上的24小时便利店买一条，但我实在没有力气挪动身体，我瘫痪了。
早上七点，我还清醒得可以立刻上庭。我终于成功地把自己挪下车，准备进大堂等她，我要和她谈谈。但谈什么呢？让她不要和看起来特别帅特别温柔的男朋友住酒店？让她回到我身边？这难道不是特别荒谬特别可笑？
我在大堂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茫然地苦苦思索这个旷世难题。思索了一会儿，陈吟和男孩子从自助餐厅走出来，他明显刚洗过澡，穿着细条纹衬衫和藏蓝色西裤，还是低头和陈吟说话，我不得不承认，陈吟和他般配极了。
我没想到陈吟会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更没想到，我会这样毫无破绽地撒谎，说自己只是约了客户在这里吃早餐。
陈吟向男孩子介绍我，说我是“远方亲戚”，我自作多情地想，也许这是报复我昨天说她是“一个记者”，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就是现在我在她那里的定位，远方亲戚，多年没有联系。
男孩子叫冯南，很普通的名字，他明显看出我和陈吟之间有什么不对，但他表现得非常大方，和我握手，看着我的眼睛，毫无闪躲退缩，也毫无恨意。他当然不恨我，陈吟站在他身边，他对全世界都会格外宽容。如果我有这个地位，我也会如此。
我看着他们出门打车，冯南为她开门，轻声和她说话，她也轻声回答，他们看起来都没有睡好，脸色苍白，但肯定和我脸色苍白的原因不那么一样，我突然觉得庆幸，庆幸自己撒了那个谎，否则我实在难以自处。
后来那段时间，我试着让自己消化这件事，每天给自己说一百遍：陈吟有了男朋友，他们看起来很幸福。
说一百遍并没有太大用处，除了让自己每天有一百次剧烈的痛苦。
但不管怎么说，我接受了这个事实，陈吟不再是我的小包子。我还是每天买报纸，还是把这视为我一天中最为私人的时刻，但她的名字渐渐消失了。也许是两个人正在休假，那个男孩子看起来会带她去欧洲，看遍博物馆，然后坐在台阶上吃法棍。
我从来没有休过假，就算在纽约我也只去过一次大都会，一次MOMA。大都会的门票是捐赠制，我只出了一美元，学生卡可以免MOMA门票，我坐在莫奈的荷花池面前发呆，只觉得连续熬夜写paper，非常非常困。我后来去了后花园，在罗丹的雕塑边上美美睡了一觉，醒过来时太阳西沉，我坐地铁回到学校，在校门吃了一个五美元的肉夹馍，然后走进图书馆，猛吸一口气开始写作业。
以前我拼命存钱去美国读书，后来我在美国拼命读书以便毕业后挣钱，后来我拼命挣钱了，却发现期望一起休假的那个人，并没有停留在原地。
就是这样，法国人喜欢什么来着，C‘estlavie。
宣判那天我没有看到陈吟，案子我算是赢了，当时合同上说好不判死刑我就能拿到一笔很大的律师费，家属期待的最好结果是死缓，但是我打成了无期。被告的儿子很高兴，当即给了我现金支票，说晚上请我去国展那边吃厉家菜。我摇摇头，说我还有事情要回律所。
其实我是没有心情，我反复打量那一堆记者，陈吟不在，她总不会一直休假。我看见她的男同事，和一个非常稚嫩的小姑娘站在一起，我终究没有忍住，走上前去问他们：“陈吟怎么没有来？”
男同事打量了我一会儿，冷冷地说：“她辞职了，以后不会来法院。”
我着急起来：“那她去了哪儿？”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决定。”
他是知道的，但他不想告诉我，陈吟告诉了他什么。我突然焦灼地想知道陈吟会怎么讲我和她的故事，但其实我没有勇气听，我怕她会讲出一个结尾，我不希望这个故事已经结尾。
他俩走了，说着急赶回报社写稿。我做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我偷偷开车到他们报社，然后等到晚上十点，那个男同事终于出来了，一个人。我突然想到，如果他坐地铁回去，我就完全白等了这大半天。
还好他打了车，我一路跟着，上次开庭后请记者们吃饭，我听到了，他和陈吟住在一个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