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盛世危言》，毛泽东开始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唤起了自己的爱国热情。
读《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他了解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况。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读过之后的情况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读《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
瓜分之危险》等维新启蒙读物
《盛世危言》分别是什么样的书？这些书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书又给毛泽东什么样的影响？
毛泽东从8岁到13岁期间读了五年的私塾，他在私塾里接受过较正规的教育，像《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认字书都读过，也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不少四书五经等儒家正统的东西，还读过一些他喜欢的“造反的故事”书——《精忠岳传》、《水浒》、《隋唐》、《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这时的毛泽东早已经具备了独立阅读的能力。
随着读书范围的扩大，毛泽东认定在私塾里读的那些陈腐的经书是无用的。13岁那年便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他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读书学习，而是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一点使他的父亲很烦恼，他父亲一直希望他熟读经书。他父亲曾与别人之间引起了一场诉讼事件，当时就是因为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使毛泽东的父亲败诉。这场诉讼失败之后，毛泽东的父亲让毛泽东熟读经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但辍学在家的毛泽东在劳动后的闲暇之时，并没有去读父亲要他读的经书。当时清王朝正在垂死挣扎之中，各种救国思潮正在涌动。所以，在这期间毛泽东读的却是大量的有关国家大事的书。
毛泽东读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后，他对作者针对国势日衰的状况而提出的一些富国强兵主张是非常赞同的。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与此同时也读到了从表哥处借来的影响他一生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前，宣传维新改革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从他自己取的一个别号“杞忧生”可以看出他的忧国之心。
郑观应一生未做官，既是“洋商”，又是“官商”。他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在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熟悉了西方情况，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他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主张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
他一方面批评了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另一方面，又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又不从事本国政治变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
他主张变革以御外侮。他要求开议院，制宪法，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办学堂，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总之，他力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西方各国展开“商战”，以挽回权利。
毛泽东当年读过的《盛世危言》和毛泽东的还书便条。
1862年，郑观应写成了《救时揭要》，后增订以后，改名《易言》刊行，1893年，再次增补修订，最终定名《盛世危言》。
他在《盛世危言》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1884年，湘军著名将领彭玉麟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
在当时读书人极少的情况下，《盛世危言》的各种版本翻刻发行10余万本，可见其对于当时的中国影响之深。正因为它巨大的影响力，才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
戊戌变法前几年，总理衙门曾印《盛世危言》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对朝野上下影响深远。
郑观应主张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富强之本”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虽然具备了当时人所不能具备的先进精神，但他不敢摆脱旧的封建体制，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不可行。不过，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拿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前人，毕竟，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了。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拥有坚船利炮，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培养大量的新式人才。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在书中写道：“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读了又读，他完全被书中所描述的变革前景与作者的爱国热忱感动了。
后来，毛泽东又读到了一本小册子《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
毛泽东曾这样谈到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关于《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提到一种说法认为这本书是毛泽东从外婆家借来，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从李漱清处借来。但只是都未提及作者和出版时间。由于毛泽东本人特意提到这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且多数数书籍和文章均认为这本书的书名是《论中国有被列强分反之危险》，少数提到的书名是《列强瓜分之危险》，至于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时间，待考。
这两本书使毛泽东初次接触到社会政治问题，使他开始经常思考起祖国的现状和前途。
那么，要拯救国家，靠什么呢？
毛泽东在《盛世危言》中找出了出路与答案：“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这本超越时代激进无比的书，对于在封闭的山村长大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让他感到顿开茅塞，新鲜无比，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重新激发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当时他父亲对恢复学业是极力反对的，为此他们父子之间发生了口角，最后一气之下毛泽东从家里出走。
经过抗争，毛泽东终于又获得了上学的权利。复学的要求得到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于1910秋，毛泽东去外婆家附近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那是一所教学内容激进的新式学堂。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是个乡间儒士，他的次子文运昌（字咏昌），也就是借《盛世危言》给毛泽东的那个表兄，就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毛泽东上这个学校就是由文运昌推荐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只读了半年书，便去了长沙。先后在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后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即进入一师。虽然学校换了几所，但在文运昌处所借的《盛世危言》等书却携带在身，不时翻阅。
1915年2月24日，趁寒假期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母家向舅父舅母拜年。他顺便带来了《盛世危言》等书，要把它还给文运昌表兄。由于文运昌不在，又因为两书借阅太久，有所损毁，毛泽东便留下了一张“还书条”，以示歉意，“还书条”的内容如下：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刊》损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盛世危言》中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不但使毛泽东重新恢复了学业，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后来的执政思想。他非常重视各种形式的教育，从党内教育、社会教育到学校教育。
青年的毛泽东就办过工人夜校。
虽然，他更重视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就非常重视宣传教育，他把红军当作播种机，走到哪里，把党的思想传授到那里。
执政以后，他更是重视教育。
不但学校教育是免费的，就连社会教育也是免费的。
他办各种扫盲班，甚至把普通的农民和工人都列为了教育的对象。普及于广大农村的扫盲班，更是把教育办到了田间地头。
现在，虽然公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了，教育更加普及了，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基本国策还是任重而道远。
目前，教育功利化、产业化问题严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严重，贫穷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些先知先觉者的以教育救国、富国的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只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经有所不同而已。
正是《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才使少年毛泽东第一次了解到韶山以外的清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第一次唤起了他的民族危机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觉悟，从而又恢复了自己的学业，直到影响到后来他的一生。我们无法想像，不上学的毛泽东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如果毛泽东不上学，他肯定不可能成就后来那么大的丰功伟业，而中国如果缺少了毛泽东，很难想像是个什么样子。从以上意义来说，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命运的两本书。
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对毛泽东
早期的救国思想有什么影响？
《新民丛报》是怎样的刊物？毛泽东是何时读到它的？它何以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给毛泽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1910年，毛泽东进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后来这样向斯诺描述他在湖南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新民丛报》对他的影响。
那么，《新民丛报》是怎样的刊物，对毛泽东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力主变法，他们代表了维新改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维新变法运动不过百日就失败了，谭嗣同等参与戊戌变法的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贫弱落后，不只是因为政府腐败，更因为国民“散弱”，而后者是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决心致力于中国国民的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1901年末，《清议报》停刊后不久，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
梁启超主张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还发表了一系列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些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被介绍到国内，对于长期受封建文化观念束缚的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通俗易懂的文风使梁启超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显然超过了严复。此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面世。此时，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可说是独步青史。毫无疑问，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许多近代名人，如朱执信、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许许多多名人，都曾经深受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的核心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新民说”。他用《新民说》这个总题目，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梁启超虽然没有拿起武器革命，但他的这些文章，确实为推翻清王朝起到了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理论准备作用。
说起毛泽东如何得来的《新民丛报》，不能不提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按母亲叔伯兄弟的总排序。如果按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亲兄妹排序，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亲二舅。）的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