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湖南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之前，毛泽东正辍学在家，父亲毛顺生想让他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不乐意。他到外婆家时，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舅父一家人。当时，正在东山高小读书的文运昌也在家中，他听了毛泽东的想法后，就力主他去东山高小读书。文运昌说东山高小采用的是新书，学的是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如何先进，等等，毛泽东心动了，他决定随表哥到东山高小读新学。在众人的劝说下，毛顺生同意送毛泽东到东山高小读书。之后，毛泽东随文运昌进入了东山高小。
当时，东山高小的新书报并不多，文运昌向他推荐过两种读物，一种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前文已介绍过，另一种是梁启超主编的半月刊《新民丛报》。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他觉得《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都很新鲜，所以，他读了又读，直至熟记背诵。
毛泽东觉得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毛泽东还在该刊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三段批注道：“正式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定为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而在《新民丛报》（第四号）刊载的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一文中，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毛泽东的以上批注，是对梁启超观点的发挥。此时的毛泽东还很年轻，他就开始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的革命，显然少不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为了求得更多知识，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只读了半年书，便于1911年春天去了长沙。正是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他的文笔使他的老师感到惊奇。
而毛泽东在作文上的进步，就是受了《新民丛报》上梁启超文章的影响。梁启超的文笔，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对于梁启超的文风，毛泽东很是向往。当时，他给自己取别名“子任”，可见对梁启超仰慕的程度（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有意模仿梁启超的笔调，用类似的笔法去做文章。
这种新文体也影响到毛泽东的文风。甚至在《毛泽东选集》里，也可以发现梁启超式的句法。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中学读书时，曾经写下了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
文中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在这篇史论中，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系列重要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里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显然是非常相似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都是一个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批阅课卷的国文教员柳潜阅后，非常赞赏，打了100分，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柳潜称赞这篇文章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他还在评语中这样称赞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在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激动，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无论在湘乡驻省中学，还是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以及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虽然学校换了又换，但在文运昌处所借的《新民丛报》一书，毛泽东总是携带在身边，不时翻阅。至到1915年他才将《新民丛报》还给文运昌。
从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到在第一师范这五六年的学习中，毛泽东保存下来的读书批注、笔记和书信中，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响。
例如，1915年至1916年正处于反袁斗争时期，对于“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这个时期，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反对“筹安”。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启超又写了《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此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读书，他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
此时，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跟梁启超相似，他也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局。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毛泽东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汤芗铭在湖南曾大肆捕杀革命党，被湖南人咒为“汤屠”。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的舆论是很不相同的。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坚持多久，在此后的一些文章中，就开始对汤芗铭持谴责态度了。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也常见“参见梁启超”字样，将书中文意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互对比、相互引申，借助梁启超的观点加深对该书的理解。还有“变化民质”、“启迪民智”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多或少地受梁启超的影响。
还有，在毛泽东的一些书信中，也可以看到梁启超文章语句的影子。例如，在1917年8月23日他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引自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
更能证明梁启超对毛泽东巨大影响的，莫过于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了。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民学会。从学会命名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影响的印记，因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过一篇很长的系列文章《新民说》，曾轰动一时，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对毛泽东的明显影响。
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我们的见解，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引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而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说：“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能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而哀之。”毛泽东说的“无血革命”、“有血革命”，显然是从梁启超的“无血之破坏”、“有血之破坏”而来，只是毛泽东“无血革命”的态度，较梁启超更加鲜明更加强烈罢了。
毛泽东晚年时，毫不讳言地谈到他在青年时曾“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之深。
毛泽东从接受梁启超，到接受孙中山，再到接受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越来越革命，革命的程度越来越高，直至最后建立了他想要建立的理想的国家。毛泽东能成就他一生的伟业，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与梁启超和《新民丛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他的著作并开始崇拜他。
1949年，毛泽东在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他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他就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总导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大同书》的作者康有为。
康有为和他的《大同书》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康有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思想骨子里是反儒家的，但他又知道，如果直接反对儒家，那么自己先进的思想就不会被儒家旧思想毒害的国人接受。他深刻研究、并部分继承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然后，他披上新儒家的外衣，努力从儒家思想里找根据，并努力对儒家思想进行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本来是代表旧秩序的儒家思想却能够服务于维新变法运动，这实在是他的高明之处。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等西方文化，并结合他原来的儒家思想，描绘出他自己认为的理想的大同世界。
康有为曾经为我们道出了他写《大同书》的动机：“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可见，康有为写《大同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日本，后又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康有为《大同书》丙部去级界平民族首页。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康有为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康有为写成《大同书》以后，在很长时期内都不肯拿出来让别人看，他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35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他的弟子钱定安才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大同书》。
《大同书》全书共约20万字，30卷，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对《大同书》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概括，内容如下：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