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故事都证实，有意或无意的主动接触国王和他的所有物所产生恐怖的结果。“在新西兰，有一次，一位国王在吃完饭后将残肴弃置在路旁。就在他刚走不久，一位饥饿的奴隶发现了这些剩菜，于是，他没问清楚即囫囵吞下。就在这时，一位惊恐的旁观者告诉他，那些食物乃属于一位国王的。”本来，他是一位强壮且勇敢的青年，可是“当他听完了这恐怖的消息后，全身开始抽筋且胃部发生激烈的绞痛，这种症状一直延续到当天傍晚，他终于因不治死亡了。”
“一位毛利族妇女在吃了来自于某个被禁忌地方的水果后，人们宣称：她将被杀死，因为她已冒犯了国王的神圣灵魂。这件事情发生在下午，就在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她已经去世了。”
“有一次，一位毛利族酋长的打火匣就曾经杀死了好几位族民。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位毛利族人捡到了这位首领丢失的打火匣，并用它来点燃烟斗。当他们闻知匣子的原主人时，个个都吓死了。”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想像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这些领袖和僧侣们必须加以隔离——也就是在他们周围附上障碍使人难以接近。而这种用来制止禁忌感染的方法，也就渐渐地演变成为现在所通行的宫廷仪式了。
不过，这种禁忌的主要部分可能并不是来自对统治者们的预防，对于这些尊贵人物釆取特殊措施的另个理由：防止被他们被恐吓成暴力所伤害。这才是禁忌和宫廷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有必要保护君王不受可能的危险的危害，是因为对其臣民而言，无论是祸是福，他都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必须感谢统治者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以使地上的水果生长，赐给他们风使帆船驰抵海岸，甚至于赐给他们能够安置双脚的大地。”
野蛮民族的统治者具有某种赐予幸福的权力和能力，而这一特征通常只有神明才具有，在稍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只有那些奴颜婢膝的朝臣才会虚情假义地吹捧其主子具有这种权力和能力。
也许，我们会对这些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还需要那么严谨的保护来防止被人所伤害而感到奇怪。而且，这种对待尊贵领袖的方式也并不是野蛮民族惟一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些民族同时觉得需要监视他们的国王，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效地行使其权力。虽然他们自以为绝对相信领袖的人格，可是在围绕着他的禁忌仪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还有不信任的成分存在。“像我们所误认为的，在早期的专制政体中，民众是为统治者而存在的，这种想法是不确实的。”弗雷泽写道：“相反，统治者是为了民众而存在，他的生命价值只有当他处于那个位置以控制自然并造福民众时才能得到体现。只要他失去了这种能力，那么，所有对他的照顾、忠心和特权都将突然地离他而去。同时，对他的向心力也将变为一种怨恨和诅咒了。他被羞辱地罢免，生命能够勉强保全已经是极为幸运了。一位统治者在某一个时刻里能够像神一般地享受特权，可是，在下一个时刻里，他也可能像罪犯般地被处死。这种突然的改变与他的地位有关。他们认为统治者就是他们的神和守护者，如果他不能胜任这种神圣的责任时，那么他必须退位给具有这种能力的其他首领。他只要能够不断满足族民的要求，那么就可继续履行他的义务。所以，一位统治者常被困扰在一连串的仪式中。这些细密的禁忌其目的并不是在增加他个人的威望或使他过得舒适，最重要的是在于限制和防止他破坏自然的和谐，从而导致了全族的祸害。这些限制不只控制了统治者的自由，同时也干扰了他的私生活，所以，这些仪式只不过是代表了族民对统治者提示他的责任和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早期日本的天皇时期，就发生了以繁复的禁忌来控制统治者的最明质例子。根据200年前的报告，天皇‘认为以脚踏地对他的威望和神圣是一种严重的侵害，所以，他必须让人扛着走路’。他甚至不能将身体暴露于室外，因为阳光照到天皇的头上仍然被认为对他的尊贵有损伤。天皇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是神圣不时侵犯的，他不能任意修剪头发和鬓须，甚至于指甲。为了防止太脏，人们只好在夜晚当他熟睡后才小心地对他加以清洗。他们认为只有在熟睡后的清洗才不至于妨害他的威严和圣洁。在古代，他甚至被要求每天早晨戴上皇冠静坐在王座上数小时，就像石膏像一样凝固不动，因为他们深信只有保持静止才能保证王朝的和平。如果他的头转向某一个方向，或者不停地注视领土的某一部分，那么就表示国家将遭受战争、饥荒、火灾和其他极端不幸的祸害。”
有些民族加于统治者的禁忌和他们对谋杀犯的处罚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在西非的下几内亚，僧王独居在森林里，人们禁止他接触妇女或离开房间。事实上，他甚至于不能离开座椅而只能坐着睡觉，因为人们认为只要他躺下来，那么，风将静止，而航行也将受阻了。他负责调节候，他通常总是使大气压力保持一个正常而舒适的状况。在洛安格的国王，禁忌繁杂的程度刚好和他的权力成正比。对于王位的继承人则往往从小即被加上这些禁忌，而禁忌的数量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等到他正式继位时，他也差不多被这些禁忌窒息而亡。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描述与国王和僧侣们的威严有关的禁忌。我只想再说一下在禁忌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在行动自由和饮食方面的种种限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属于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民族加诸他们统治者身上的禁忌仪式。
古罗马人就曾在当时最伟大的太阳神祭司身上强加了无数的禁忌，他“不准接触或骑上马匹，不准看见别人携带武器，不准戴上完好的戒指，不准在外衣上打任何结饰；……不准接触面粉或发酵的面包，不准抚摸或甚至叫出山羊、狗、生肉、豆类和常春藤之类的名称；……他的头发只能由自由人（非奴隶）以青铜制成的剪刀加以修剪，同时，剪下后的头发和指甲必须被埋藏在幸运树底下；……他不准接触死人；……不准将身体未经遮盖而暴露于室外”等等。“他的妻子，除了受到相似的禁忌外，还要加上其他的禁忌，她不准在那种称为希腊式的阶梯上连跨三级，不准在菜个特殊的节日梳理头发，她的鞋子不准用自然死亡的动物皮，而必须利用献祭杀死的兽类的皮来制作；如果她听见雷声，那么她将成为禁忌，除非她奉献出用以赎罪的祭品。”
古爱尔兰的国王曾经被加上了许多有趣的禁忌。要是这些禁忌都被一一遵守了，那么所有的祝福将降临整个国家；可是如果破坏了它们，那么国家将面临无数的灾难。这些禁忌完整地记录在《权利宣言》里面。这部书最早的两次手抄本可追溯到1390年至1418年间。这些禁忌详尽备至，包括了在某一个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所从事的特殊行为。例如，国王在一星期的某一天不准停留在某一个市镇里，不准在一天的某一个时辰跨过某一条河流，不准在同一平原上连续扎营9天，等等。
许多野蛮民族加诸统治者身上的禁忌，具有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在原始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并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象征，那些被指定为统治者的人们常想尽办法来逃避人们的拥戴。例如，在柬埔寨有水火王的地力，人们常常必须强迫王位继承人接受王位的荣耀。在纽埃或野人岛（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珊瑚岛），他们的君主政体被迫取消了，因为没有人肯担任这个危险的职务。“在西非的某些地方，当国王死后，常举行一种秘密的首脑会议来指定王位的继承人。被指定为继承的人将突然被人挟持而禁闭在房间里，一直等到他同意接受王位为止。有时候继承者经常用各种借口逃避这种被赋予的权力。相传有一位凶猛的首领就全身布满了武装，断然地拒绝了任何尝试以暴力将他塞向王座的企图。”“在狮子山国的土著人就曾因为族民拒绝当国王的力量太激烈了，以至于族里的人民只好选择异族来当他们的国王。”
弗雷泽将这些情况总结后，认为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原初的僧王（上古时代为政教合一——译者注）的权力慢慢地分化为精神上和世俗性的权力。国王，由于他的地位太神圣崇高了，所以他不能参与日常事物的执行，因此，大权旁落于那些不具王名（他们也乐得要君王之荣耀）而具有实权的人士的手中。这些掌握实权的人也就无形中成为暂时的统治者了。至于前面所说的精神上的领袖们仍然存在于被加上禁忌的国王身上。这种演变方式，我们可以在悠远的古代日本史中得到证实。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对原始民族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类关系是矛盾和复杂的。统治者享有最高的荣耀，这可由人民对他的禁忌充分显现出来。他们是可从事或享有一般人列为禁忌事物的尊贵一群，然而，针对着他们的自由，我们将发现他们同样地被一般人能幸免的禁忌所控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反差（几乎是一种矛盾）：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被赋予较大的自由和较严厉的禁忌。人们认为他们拥有神秘的力量而使人民不敢侵犯他的身体或财物，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利益又都是经由类似的接触而来。整个过程初看似乎充满了矛盾，不过，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将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由国王采取主动的接触是具有治病和保护的功效，而所有认为危险的几乎都是那些非法接触国卫和他的所有物的行动，也许，这些行动会引发人民侵犯性的冲动，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统治者既被认为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具有强大的力暈，可楚，奇怪的是他居然需要严密的保护，就像他的无限力量竟然无法保护他自身的安全一样。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怀疑统治者是否有效地使用了他的魔力，因此，便采取了监视的方式。加于统治者身上的所有禁忌仪式，都是针对他自身的安全和防止他伤害人民这两种目的的。
也许，以下述的方式来说明野蛮民族对待统治者的复杂态度是恰当的。基于迷信或其他因素，使族民们因心里不同的冲动而对国王产生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每一种冲动又常独自转化成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于是，各种矛盾现象就得以产生。说来也凑巧，这种存在于野蛮社会的冲突居然和高等文化社会中所崇信的宗教信仰或“忠诚”一样，很少为人所怀疑或受到困扰。
我们可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技术慢慢地剖析这些包含于禁忌下的各种冲动。如果我们对记录的事实加以分析，将惊奇地发现，它们就像构成神经症的部分症状一样。在禁忌仪式中，我们发觉有一种过分忧虑情绪的存在。这种过分的忧虑在神经症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对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研究的重心所在。我们早已洞悉了强迫性神经症的原因，在那些病人的心里除了具有优势的情爱之外，同时在潜意识里还并存了一种敌视的感情。这种感情构成了典型的矛盾情感状态。由于敌对感情被情爱的无限增强所压抑，于是，它产生了忧虑和强迫性的动作，因为它必须不断地与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那种敌对感情抗争。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很淸楚地从研究中为这种过分忧虑的情爱找到证明，就如母亲和儿女或者热恋中情人的过分情爱关怀一样。要是我们把这种看法延伸到对统治者权威的解释上，将发现人民在对他崇拜将他们偶像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种强烈的敌视。这也正是我们一直想找出的矛盾情感现象。由于对统治者不信任而所加上的禁忌，其实也是潜意识里敌视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这种类似的冲突我们早已在前述的例子中明确地讨论过了。我们从弗雷泽的书中得知，狮子山国的野蛮民族“在推选国王后的加冕当晚，他们保有鞭打他的权利。这种传统的表示善意的方式，有时候常使恐惧的国王在登上王座后不久即死亡。所以，当他们讨厌一个人或想摆脱他时，即推戴他为国王”。不过，即使在这种明显的例子里，敌视仍然必须借着仪式来进行。
受害妄想是神经症中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它总是在一个原始民族对统治者的态度中表现出来。在这种病人的思想里，常将某一个人的能力加以夸大，并提高他的权力到一种不能想像的程度，这样可以使病人对许多不满意的事物和经验很方便地推到他的身上去。原始民族对待他们的领袖正出于如上面所说的方式，他们将领袖看成能呼风唤雨、调节气候，然后又常借着大自然（天）的不如人意（他们将狩猎或收成不好归罪于大自然的愤怒）而将他罢黜或处死。他们的这种幻想方式，正如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一样：儿子们对父亲的能力常估计过高，而且在不信任中突带了钦慕。当一位妄想症的病人将某个熟人视为“迫害者”时，他是将这个人抬举到父亲之列；是将这个人置于要对自己的一切不幸负全部责任的位置上。因此，野蛮民族和神经症之间的第二个相同之点是：大多数野蛮民族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小孩对待父亲态度的转化。
不过，禁忌仪式本身就是把禁忌和神经症之间列为相似的最有力的支持。这些仪式无疑使我们了解到它的双重意义和它们那种情感矛盾冲动的延伸。它们不仅将国王提升到远超过一般人的地位，同时，也使他的存在和所负的责任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了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同的两种冲动的对立性。强迫性的动作“表面上”是就我们意识部分来说，而“事实上”则是就深藏于潜意识部分而言的。就如同加于国王身上的禁忌仪式，“表面上”看来是最高的荣誉和具有保护作用，可是，“事实上”它是一种对他凌驾于他人之上所做的惩罚，一种全体族民对他的共同报复。我们可以由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潘萨统治他岛屿时那种宫廷式的繁复性来加以证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现代的国王和统治者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我们将发现有许多人赞成这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