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阅读诸多五四运动资料，会发现很多情况并不像教科书撰写的那样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它的起因、过程、动机和结果都很复杂。有一种说法认定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林长民出力最多。时为中国赴巴黎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梁启超，将北京政府准备在和会协议上签字的信息透露给国内，同时致电国民外交协会的汪大燮、林长民，要求他们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对和谈代表施压，从而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国民外交协会是一个非官方组织，1919年2月16日成立，以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十人为理事，会员百余人，全是社会知名人士，宗旨是呼应和监督官方的外交委员会。梁启超在4月30日电文中称：“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在此之前，梁启超于1918年11月辞去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职务，携同军事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外交家刘崇杰、科学家丁文江，以及负责后勤的杨鼎甫等赴欧考察，并且以观察员的身份，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咨询顾问和援助。在接到梁启超的电报后，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于5月2日的《晨报》。同日，《晨报》还刊登了国民外交协会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稿，将签字上升到民族与国家的高度，“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请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正是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人的行动，点燃了社会不满的引线，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抗议活动。当然，对于五四运动的起因，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有说法为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一直背后支持着学生运动，借此向北京政府施压；也有看法认为是学生秘密社团所组织，其中一些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搞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亲日派，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有人叙述道，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出章宗祥，曾把事先收藏好的章宗祥照片转给团体成员看，以便在殴打时找准目标。对于五四运动中隐藏的复杂因素，当时作为北大学生重要领袖之一的傅斯年根本不知晓。在此之前的学生示威行动也相当有序，只是在到了赵家楼时，局面变得不可控，进而变成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暴力事件。学生和群众运动的不可控，以及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团体利用，这也是傅斯年退出风头正劲的学生运动，以及后来不直接参与政治的主要原因。
好在五四运动最后被捕的学生，都得到了较为宽恕的处理。6月4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终结，将许德珩等三十二名学生以骚扰罪、放火罪、伤害罪向地方审判庭提请预审。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本案被告人许德珩等三十二人被诉犯刑律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骚扰罪，及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之伤害罪，犯罪时期均在本年一月一日临时执政大赦令以前。除依照该项赦令及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应不起诉外，所应研究者即该被告等是否构成放火罪是也。查是日学生赴曹宅时，初因大门紧闭在外衅骂，迨砸毁后窗实行搭肩跨入。其时军警在场弹压。该宅西北隅火祸大起，虽警察等有目睹学生用火柴燃烧窗户之举，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供有学生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始行起火等语，究竟何人放火，该被告等三十二人有无放火行为，及起火当时该被告等是否在场，传讯当时在场弹压之保安队长李昌言、队兵关材厚等十余人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二人，均称不认识。则该被告等是否确系放火正犯，已属无从证明。况查被告等三十二人或在曹宅门外拿获；或在曹宅后门外拿获；或在曹宅附近各胡同拿获，并无一人在曹宅门内被捕者。质讯该被告等又均供称伊等是日均因人多拥挤未进曹宅等语。察该校情形尚非狡饰之辞。综上论断，许德珩等被诉放火一罪，证据均嫌不足。依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应不起诉。”
许德珩等学生被捕案以“不起诉”告终，显然是巨大的社会压力起到了决定作用。对于激进的学生运动，北京政府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还是选择了和平和宽大的方式。
五四运动给踌躇满志的北京政府以极大的压力。为了消解民众愤怒，缓和社会压力，徐世昌总统下令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职务，明确示意中国代表团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对于徐世昌的决定，倔强的段祺瑞表示不满，认为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谁也不理会段祺瑞的情绪，人们仍对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以及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的软弱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不信任。众多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北京政府的疏离和不合作。在那个多事的春天里，因为五四运动，一切都呈现出转折和波动，这个东方古国的走向，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
巴黎的失落
现在，必须回过头来，把目光聚集到在此之前的巴黎。在大洋彼岸那个着名“浪漫之都”所发生的一切，才是引爆东方帝国的导火索——1919年1月12日，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陆徵祥一行终于抵达巴黎。此时，距和会开幕只有六天时间。在巴黎，刚结束的大战迹象无所不在：到处都是缴获的大炮、德军炸弹所到之处成堆的瓦砾和用木板遮挡的窗户。林荫大道两旁成排的板栗树不时现出空缺；圣母院大教堂彩色的琉璃也因安全起见被存放起来，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玻璃；煤炭、牛奶和面包严重匮乏。至于巴黎人，男人们情绪低沉、神情悲哀，女人们却一如既往地忧郁而优雅。对于召开中的巴黎和会，当时西方舆论评价说，这时候的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参加和会的和谈者都是举足轻重的国际要人。他们天天会晤，谈判时辩论不休、争吵不断，但最终总能言归于好，因为吵架和争论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互做交易、制定条约、创建新国家和组织，甚至一起吃饭，一起去剧院看戏。因为和会从1月到6月，半年中巴黎一跃成为世界的政府、上诉法庭和国会，同时也是人们的恐惧和希望所在。
中国代表团到达之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调停人员已基本到齐。陆徵祥等人来不及欣赏巴黎的风情，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是：中国将有两个代表名额，但抵达巴黎以前得到的通知是三个。陆徵祥无法理解的是，即便按英法等国的理解，中国也不应该只有两个席位。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美、日、意等国根据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将协约国集团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五席；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指的是在战争中提供过有效助益的国家，每国三席；第三类是协约国阵营中对德绝交的国家，每国两席。按照这种原则，向欧洲提供了二十万劳工的中国应该列入第二类国家，拥有三个席位。三席变两席，是因为日本人做了手脚。后来传出的消息是，英法美等国原本将中国列入了第二类国家，不过，日本积极游说其他大国，诡称：“中国目下南北纷争未息，若定为三名，殊难分配，反起争端。不如使两方各出一名，则势力平均，自无争点云云。”这一建议得到了反感中国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支持。在五大国茶话会上，克列孟梭以东道主的身份提出此项建议，其他四国表示同意，中国的代表名额也就从三席变成了两席。陆徵祥虽然为争取名额作了巨大努力，终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中国内部的不和，很快又在巴黎的代表团中有越演越烈的倾向——和会开幕前，陆徵祥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中国代表名单，第一位是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第二位是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第三位是驻美公使顾维钧，第四位是驻英公使施肇基，第五位是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陆徵祥之所以将王正廷列为第二位，一方面是欣赏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王正廷的才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外显示中国的统一。不过，陆徵祥的安排遭到了北京政府的反对，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代表顺序调整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1919年2月20日，对调整顺序不满的施肇基首先向陆徵祥发难，逼他拿出总统更改排名的密电，指责他出尔反尔。陆徵祥不得不拿出电报方才了事。顾维钧见势不妙，以健康不佳借机离开。王正廷则火上浇油，指责顾维钧“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第二天，北京政府为平息这场风波，致电代表团承认上次更改系临时决定，最终仍以陆徵祥报送大会的次序为准，排名问题才得以解决。但此时代表团内部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同情陆徵祥，一派支持王正廷、施肇基。两派矛盾继续升级。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下3月初一次会议上极富戏剧性的情景：
“通常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施斌先生（新任代表团秘书长，系由王正廷安排进来），讲赵麟荪（王正廷的私人秘书）告诉他，王正廷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而更有趣的是，“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书生气十足的陆徵祥情急之下，干脆离团出走不知去向，让代表团内部又是一场骚动。
陆徵祥去了瑞士，以生病为由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获知事情真相后，北京政府电令代表团，授予陆徵祥决定任何问题之权力，其他代表概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擅自发表言论。然而王正廷并不甘罢休，竟然杜撰一则顾维钧即将与曹汝霖女儿结婚的假消息发往广州，旋即见诸各大报端，又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实际上顾维钧此时爱上的，是一位住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女子黄蕙兰。
巴黎和会是一个松松垮垮、马拉松似的会议，松散得让参会者以为自己在旅游和观光，而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中国代表很快发现，有关会议的决定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虽然参加会议有二十七个国家、一千多位代表，实际大部分国家代表很难坐下来进行商议，一切相关规定都是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讨论作出，其他各国外长只能在旁听屋子里听候咨询。1月27日，巴黎和会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出席会议，日本代表牧野仲显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牧野打出的牌让中国代表失色：原来早在1917年2月，英、法、意三国已经和日本签订密约，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获得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这使得一直对中国表示同情的美国，也变得哑口无言。顾维钧起而反对，指出此问题须先由中国陈述理由，再行讨论。1月28日，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山东归还出现了一线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他阐述说，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是中国人的圣地，山东落入外国统治，就像在“中国人的心脏插了一把尖刀”。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密约，内容是1918年9月，中国政府曾以山东权益为条件，与日本签订两千万日元的秘密借款合同，规定日本有权在山东筑路，有权驻军青岛、济南，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了根本改变，中日之间的密约，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被迫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给他国，因此，和会理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
比较起顾维钧英气勃发侃侃而谈，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更像是呆板的陈述，牧野一方面辩解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中国山东的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又加上英语不流利，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听他陈述。双方发言之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牧野则被冷落在一旁。顾维钧后来回忆，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3月8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说帖》，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对战败国提出要求。说帖强调：“中国政府之意愿，大要在使从前用威吓手段或用实在武力，而向中国获得之领土与权利产业，仍归还中国，并除去其政治、经济、自由发展之各种限制。”具体条件分九款：1.废止战前各约章，收回胶澳租借地及山东路矿权，并声明：为推行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拟将青岛及鲁省他处开放；2.缔结平等商约，绝除最惠国条款；3.脱离辛丑条约；4.在中国境内之官产无条件让渡；5.赔偿中国与人民之损失；6.中国政府保留权利得照大会将来议决办法提出赔偿战费之要求；7.偿还俘虏费；8.归还辛丑年掠去之中国钦天监仪器及他项美术物品；9.批准禁烟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