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秘密档案
·全名：沃尔特·比尔德·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生卒年月：1895年10月-1961年8月
·效力总统：杜鲁门
·党派：民主党
·在任时间：1950年8月21日-1953年2月9日
·离任后：担任副国务卿
·经历揭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欧洲战区参谋长，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
新官上任三把火
由于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到1950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情报失误，希伦科特引咎辞职，结束了两年多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生涯。紧接着，杜鲁门任命沃尔特·史密斯为新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史密斯行伍出身，脾气暴躁，处事果断，具有极右的政治倾向，这也是杜鲁门最为看重的一点。
1950年，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动了一场反共运动，指控一些政府官员、军官，以及新闻、科技和文艺界的某些公众人物为共产党或亲共分子，还指挥一个“非美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与审判，在美国掀起了疯狂的反共浪潮。中央情报局自然没有被麦卡锡忽略，他主张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清查左翼分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杜鲁门任命极右翼分子史密斯担任中情局长。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登陆，介入朝鲜内战，朝鲜战争由此爆发。让美国军方始料不及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当年6月出兵援助朝鲜，使得“联合国军”连遭重创。如此大的一件事情，中央情报局竟没有对中国军方的行动做出丝毫预测，致使其遭到美国政府、美国情报界以及美国民众的强烈批评。史密斯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杜鲁门便要求他搜集有关苏联及中国的情报，并对情报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显然，杜鲁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兵朝鲜吓怕了，担心中国会再次进行突然的军事行动。
史密斯领命之后，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将工作重心放在搜集苏联和中国的情报方面。虽然在这方面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风格从原来的缩手缩脚变得锋芒毕露。史密斯以清晰明确的思路及高效有力的组织领导，使中央情报局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情报组织。史密斯上任不久，就把原本由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的政策协调处的领导权拿到了手中，并且邀请中央情报局非正式顾问艾伦·杜勒斯担任中情局负责隐蔽行动工作的副局长。有了杜勒斯的领导，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能力大大增强。
史密斯还扩充了人员。他刚上任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总人数为5000人；到了1955年，发展到1.5万人，同时在国内外还有上万名不在编制的情报人员。
史密斯还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三个新机构。一个是国家情报评估委员会和情报评估办公室。该机构的职责是作评估报告。这个机构是应杜鲁门总统的要求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变之前中央情报局不能提供权威性的形势评估的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史密斯专门从哈佛大学请来了曾担任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处长的威廉·兰格，来担任情报评估办公室主任。兰格还是一位精通欧洲史的专家，在兰格的领导下，情报评估办公室拿出的每一份评估报告都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继兰格之后，由谢尔曼·肯特主持情报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他也是一位欧洲史专家。为了确保呈送给总统的评估报告能够完全反映中央情报局的观点，史密斯规定其他情报机构的不同意见只能作为脚注附在评估报告中，以达到让中央情报局的观点影响总统的目的。此外，史密斯大力鼓励情报评估办公室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除了干好分内的工作，还要撰写一些政府没有提出要求的报告，并开展预先研究以备不时之需。另一个机构是研究与报告办公室，主要职责是监视、搜集并呈报有关苏联集团的经济发展情况。第三个机构是情报处，主要职责是生产情报成品。
在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汇报方面，史密斯要求把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情报作为重点，还要求各部门大力搜集相关国家的经济、心理和图像情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作出科学预测，使情报分析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此外，史密斯还把中央情报局原来各自为政、分头从事隐蔽行动的政策协调处和特殊行动处合并，成立了计划处，也就是后来的行动处。史密斯还制定了中情局每日报告制度。每日报告与索尔斯时期的《每日情报摘要》不同，每日报告的内容是中央情报局独自搜集、整理、研究分析并作出解释的综合情报。
当时，冷战刚刚开始，中央情报局搜集的为总统服务、为美国政府决策服务的情报，对局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史密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为适应美国政府“遏制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将隐蔽行动和研究分析两个重点业务领域大大拓展。
这时的中央情报局其实是朝着多诺万设想的中央情报机构的方向发展。在三年的时间里，史密斯为中央情报局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明确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方向。到1953年，中央情报局已发展成为涉及隐蔽行动、谍报活动及情报分析的，拥有众多业务领域和情报职能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央情报机构。史密斯为中央情报局确立的基本架构和组织规模，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了苏联人的当
尽管中情局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还是出现过重大失误。
在实施隐蔽行动中，中情局曾陷入苏联方面设置的圈套，被苏联人捉弄了一把。
事情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说起。当时，美国与英国派军用飞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侦察飞行，还支持这些国家的反政府分子的活动。在几次侦察飞行之后，美国空军开始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在飞机上安装电子仪器进行拍照及无线电窃听等情报搜集活动。
1949年9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在美国情报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遍全世界。美国迫切地感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并急切地想了解有关苏联的更多的情报。1949年9月，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中央情报局向乌克兰空投了两名经过训练的乌克兰籍特工。这一行动早在三年前便开始策划，目的是在苏联后方建立一个活跃的抵抗运动组织，以使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发生局势动荡。一旦发生战争，还可以利用这个抵抗运动组织进行里应外合。
这个计划由中央情报局具体实施。史密斯认为，中央情报局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他先为中央情报局争取到了大量资金，然后授意主管隐蔽行动的杜勒斯放手大干。杜勒斯命令负责实施隐蔽行动的政策协调处与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以及苏联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的流亡组织频繁接触，并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美元与黄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展所谓抵抗运动。当时，中央情报局是以项目的多少来论功行赏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发动的行动人员及组织项目的数量来评定功绩，由此，形成了内部的恶性竞争。1952年一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在一个东欧国家就有四十多项不同的隐蔽行动在同时进行，这无疑使行动与组织暴露的风险增大了。
这个时候，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始采取反制西方渗透的措施，在国内实行全民户口登记制度。事实证明，这一措施十分有效。实行全民户口登记制度之后，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变得非常严密。中央情报局也大大低估了苏联及东欧的反间谍能力。早在1947年，苏联便发现并摸清了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波兰“自由独立军”的底细并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中央情报局对此却毫不知情。
1952年，一名波兰人来到伦敦，与中央情报局的人取得了联系。他声称是“自由独立军”的成员，要求中情局提供经费与装备支持。杜勒斯得知后，立即对此人进行了甄别，虽然对此人所言的真实性有一定的怀疑，但无论是隐蔽行动处东欧科，还是杜勒斯，抑或是局长史密斯，都认为对“自由独立军”的支持必须尽快进行，以确保这个组织能够早日开展“抵抗运动”。于是，应这个“抵抗组织”的要求，中情局为其空投了大量黄金与武器装备。随后，中情局不断收到波兰间谍利用电台、隐显墨水以及其他传统的间谍方法送出的情况报告，也有这个组织的人来当面汇报行动进展情况。眼看中情局在波兰的隐蔽行动有了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史密斯还是杜勒斯，都十分兴奋。因为这个“自由独立军”是中情局直接打入苏联集团的第一支隐蔽行动力量，根据情报资料显示，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反政府组织。史密斯与杜勒斯坚信中央情报局已经在波兰建立了强大的地下组织，因而对这个“自由独立军”提出的没完没了的增加经费与增派间谍的要求一一应允，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黄金分批送到波兰。在史密斯与杜勒斯看来，就算他们有过分索要经费的嫌疑，也只不过是说明这些人较为贪婪罢了，只要把他们喂饱了，总可以收到成效的。然而，“自由独立军”接下来提出的要求，使史密斯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提出向波兰空投一位美国将军，以鼓舞“自由独立军”的士气。中央情报局研究与评估处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认为这是苏联方面设下的圈套。
1952年年底，研究与评估处的这一看法得到了证实：波兰广播电台披露了中央情报局支持“自由独立军”进行反政府与间谍活动的细节情况。这让中央情报局大吃一惊，更让史密斯与杜勒斯无地自容。
原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苏联与波兰的情报部门联手设下的圈套。波兰情报部门派出一个间谍到伦敦与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使得反政府的波兰流亡者得到消息后便返回波兰。他们一回国，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波兰情报部门控制利用。这一行动让苏联与波兰情报部门获得了四个好处：第一，诱使反政府流亡者回国并将其抓捕；第二，充分了解了美国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企图；第三，骗取了中央情报局的大量黄金；第四，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利用反政府组织搞乱苏联集团的阴谋。在“自由独立军”事件后不久，史密斯便离开了中央情报局，被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助理国务卿，他与艾森豪威尔是老搭档了。继任者是同样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艾伦·杜勒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