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可他们三个一度关系融洽。为此她还曾搬过去好更亲近些。如今她却对吉姆·布朗纳冷语有加。她最后在这儿住的半年间，聊起的全是他酗酒等诸般恶习。他一定反感她多嘴多舌，我怀疑，所以才对她发泄了一点不满，然后那就变成导火索了。”
“非常感谢，库欣小姐，”福尔摩斯一边讲一边起身鞠躬，“您的妹妹莎拉住——我记得您提过，在沃灵顿新街是吗？我很遗憾您被卷入这场风波当中，正如您说的，对此您无能为力，再会。”
一辆马车正从我们眼前经过，福尔摩斯叫住了它。
“去沃灵顿多远？”他问道。
“只有一里路，先生。”
“很好。跳上来，华生。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这桩案子很简单，不过还差一两个关键细节就全盘皆通了。车夫，路过电报局的时候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封短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将帽子盖住脸不让太阳晒着。车夫在一所房子前收住缰绳，看起来很像我们刚才待过的那一栋。我的同伴吩咐他等在这儿，便要伸手去叩门环，就在这时门却开了，一位神情黯淡的年轻绅士走出来，一身黑装，礼帽闪闪发亮。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道。
“莎拉·库欣小姐病得厉害，”对方说，“从昨天到现在，她一直处在严重的脑疾之中。作为她的健康顾问，我不能擅自允许别人去打扰她。我看您还是过十天再来造访吧。”他带上手套，关起大门，随后顺街离去。
“哼，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说着，笑眯眯地。
“多半她不能或许是不愿跟你多谈。”
“我不指望她说什么。只要见见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了预期的一切。——送我们去一家像样的饭店，车夫！——用过午餐后，我们再上警局拜会老朋友莱斯垂德。”
我们共享了一顿美食，席间，福尔摩斯一个劲儿地聊小提琴的事，得意地炫耀他如何购得那把斯特拉迪瓦里琴，至少价值五百几尼，却仅花了五十五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贩子手中买下。他又谈到帕格尼尼，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对我讲述这位奇才的种种轶闻，我们待了足有一个钟头。下午已快过去，灼热的阳光渐渐退却，步入柔和的黄昏，此时我们来到警局。莱斯垂德正在门口等候。
“您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撕开后，扫了几眼，便摺作一团丢进口袋。“很顺利。”他说。
“您有所发现吗？”
“我已查明一切！”
“什么！”莱斯垂德惊讶地望着他，“您在开玩笑。”
“我素来严谨。这里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命案，而我相信眼下我已掌握了它的每个环节。”
“那么凶手是谁？”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面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莱斯垂德。
“那就是名字，”他说，“您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到他。可我很希望您根本不要提及本人同此案有任何瓜葛，因为我只想介入那些确有难度的案件。走吧，华生。”我们迈步朝车站去了，留下喜出望外的莱斯垂德，仍在瞧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闲聊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是这样的，正如你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记载的调查方式，我们被迫从案发结果逆溯犯罪动机。我已写信给莱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缺欠的资料，而这些情况只有等捕获凶手以后才能得到。他来查办绝对可靠，尽管他毫无推理能力，可一旦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会像一头斗牛犬那样顽强到底。嗯，确实，也正是这股倔劲，为他谋得苏格兰场的高位。”
“这么说，你还没有结案？”我问道。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知道谁是血案的凶手，尽管还有一位受害人依旧在回避我们。当然，你应该也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我推测这个吉姆·布朗纳，利物浦海轮上的乘务员，就是你的嫌犯对吗？”
“噢，这还用猜。”
“可我还是不能确定，除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迹象外。”
“恰相反，在我而言一清二楚。让我大概梳理一下吧。乍逢此案，你记得，我们完全没有头绪，可这倒也不坏。我们不作任何假想，只须一心一意观察，继而分析判断。我们最先看到什么？一位和蔼可敬的女士，瞧上去绝对不可能牵涉任何诡秘。接着出现一幅照片透露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念头立即闪过，那盒子很可能要寄予其中的某位。当时我把这个想法搁置起来，以待小心求证。随后我们走进花园，如你所知，在一个黄色的小盒子里我们目睹了那些异物。”
“那种质地的绳子只有轮船上的修帆工才用得到，随即一丝海水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注意到绳结是水手们流行的打法，包裹应该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而且那只男性耳朵穿过洞，这在水手当中较其他工种更为普遍。因此我相当肯定，这场悲剧里的全部男演员都将在海员中间物色。”
“当我开始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发现是寄给Ｓ·库欣小姐的。那么，年长的这位当然是库欣小姐。但尽管名字的首字母是‘Ｓ’，也同样有可能代表另外的一个妹妹。要是这样，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基础上着手调查。于是我回到屋里打算消除这个疑团。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一定存在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原因是，我刚好看见某个东西令我大吃一惊，同时它也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
“作为医生，你很清楚，华生，人体上没有哪部分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每只耳朵通常都与众不同，绝无例外。就在去年的人类学期刊上，你可看到由我执笔的两篇薄论。据此，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内的耳朵，并仔细记录下它们的生理特征。不难想象我是多么惊奇，当面对库欣小姐时，陡然发现她的耳朵同我刚刚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竟如此吻合。这件事绝非凑巧。耳翼都很短，耳垂上部的曲度都很大，内耳软骨的卷褶也都相同。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是同一只耳朵。”
“当下我就明白这个观察极其重要。很明显受害人是她的直系亲属，可能还是非常近的血缘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家庭，而你记得她立刻讲出来一些极有价值的情况。”
“首先，她的妹妹名叫莎拉，而她们的住址不久前还都是相同的，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听说那个乘务员娶了三妹，并且得知他一度同莎拉小姐关系暧昧，她还因此去利物浦接近布朗纳一家，但后来一次争吵又把他们分开了。这场冷战断绝一切通信已达数月，因此倘若布朗纳有必要寄包裹给莎拉小姐，他当然会填上旧址。”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乘务员，情绪毛躁，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能常与妻子厮守而舍弃了一份肥缺——结果又时时忍不住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遭毒手，而且有一个男人——假定是海员——也同时被杀害了。嫉妒，不用说，可以立即充当犯罪的动机。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些罪证寄给莎拉·库欣小姐呢？或许是因为她住在利物浦期间，曾涉身招惹了某些是非，并且最终导致一场悲剧。你知道这条航线上的轮船会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所以，假定是布朗纳作案，又立即登上他的‘五朔节’号，那么他能够寄出那可怕包裹的第一个码头正是贝尔法斯特。”
“说到这里显然有第二种可能的答案，虽然我觉得极不妥帖，但在继续深入之前我决定先把它解释明白。也许有一个失意的情人杀害了布朗纳夫妇，而那只男人耳朵大概是属于丈夫的。这种推测存在不少缺陷，但确有可能。所以我拍了电报给利物浦警方的朋友阿尔加，请他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离港。后来，我俩就去沃灵顿拜访莎拉小姐了。”
“首先，我很好奇，这个家族的耳型在她身上遗传了多少。其次，当然，她还可能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可对此我不抱有什么希望。她准在头天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闹得满城风雨，而只有她自己晓得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真的愿意站在正义一边，她可能早就跟警方联系了。不过，我们自然也理当拜访，于是就去了。我们得悉，从包裹到达的消息散开后，她就一病不起，头疼脑热，非常严重。这样一来就更清楚了：她了解包裹的全部含义。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协助。”
“然而，我们实际上并不依赖她的帮忙。我直接联系阿尔加请他将结果发送过来，谜底正在警局等着我们。整起风波尘埃落定。布朗纳太太家门紧闭超过三天，邻居们以为她到南方探亲去了。运输事务所证实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估计轮船将在明晚抵达泰晤士河。等布朗纳一到就会碰上迟钝但却果决的莱斯垂德，并且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得悉全部详情。”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落空。两天后他收到一件大邮包，装有探长的一封便笺和一叠打字稿，足有好几大张。
“莱斯垂德已经拘捕他了，”福尔摩斯说，瞟我一眼，“听听他说些什么吧，多半会引起你的兴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