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远在古时，面具已出现在人们生活中，至汉代已大量用于娱乐。我们知道1936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墟发掘古物，即掘到一些铜面具、铜兜鏊等考古实物，也证明了面具起源甚早。
但是，面具源头究竟在那里？这还是一个有趣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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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与藏族文化密切相连。面具，藏语中称“巴”，主要用于各种民间表演活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劳动、娱乐有着直接的关系，遍及西藏各地。到了清代，藏戏广泛普及到民间，其剧目、流派更加丰富多彩。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在面具中得了具体的表现。面具多设色，不同的色彩象征不同的角色特征，如深红色象征国王，浅红色代表大臣，黄色象征活佛，蓝色代表反面人物，而半黑半白象征两面派等。
奇特的悬棺是如何放置的
在我国南方许多地区，分布着一种奇特的悬棺。比如四川珙县的僰人悬棺、重庆大宁河小三峡内的大宁河悬棺。在重庆大宁河共发现7处悬棺群，总计300多具，其中棺木保存完整的有70多具。悬棺距河面最低的有30米，最高的有500米；从岩顶到悬棺也有300多米，每具悬棺差不多重达千斤。
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的高崖绝壁上。这些棺材是怎样安置到如此“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的呢？
对此，人们有三种推测：一为栈道说，即通过平行的桩孔，联桩铺道而放置；二为下索说，即先将棺木运上山，然后用绳索捆着棺材从山顶向下放置；三为上攀说，即距地面较近的棺材，可能由人工攀登悬置而成。
真相究竟如何？看来还得等专家继续研究。此外，古人为什么要将棺材安放在悬崖之上，是保护先人尸体，不让人兽侵犯，还是另有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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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有奇怪的悬棺葬俗，西藏地区也有着该地区独有的天葬。天葬，又称鸟葬，是用于一般的农牧民和普通人的葬俗。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喂食鹫鹰。鹫鹰食后飞上天空，这时藏民就认为死者顺利升天。藏族佛教信徒们认为，天葬寄托着一种升上“天堂”的愿望。在西藏地区的每个地方都有执行天葬的场地，即天葬场，还有专人（天葬师）从事此业。
黄鹤楼“黄鹤”二字从何而来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景”之称，与湖南岳阳楼、江西膝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传说是孙权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筑城为守，建楼以了望。到了唐朝，其军事性质减弱，该楼逐渐演变为名胜景点，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到此游览做诗。唐代诗人崔颢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以及李白的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使崔颢的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更使黄鹤楼名声大噪。
那么，这些名人口中称呼的“黄鹤”二字又是从何得来呢？
有一本叫做《极恩录》的书中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黄鹤楼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一位道士常来店里喝酒，但经常拖欠酒钱，辛氏倒不因为他不付钱就有任何怠慢，依然每天提供给他酒喝。为了感谢她的千杯之恩，道士有一次临行前在壁上画了一只鹤，并且说它能够下来为来客起舞助兴。从此这家酒店宾客盈门，生意兴隆，辛氏也因此攒下了一大笔财富。过了10年，道士复来，取笛吹奏，跨上黄鹤直上云天。辛氏后来在这块地上盖起楼宇，起初叫“辛氏楼”，后来为了纪念这位道士以及他的仙鹤，将其改名为“黄鹤楼”。另外一本《报应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虽然“黄鹤”二字的真实来由仍没有考证结果，但这样一个故事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辛氏为人正直，没有嫌贫爱富，最终得到仙人帮助，收获了一笔财富。
简短的三个字和简单的一个神话故事，却映照出中华古代文化中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如今黄鹤楼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游客，轻轻诉说着好人有好报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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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的原址在武昌蛇山黄鹤楼矶头，相传始建于公元223年。历史上黄鹤楼屡建屡毁，最后一次被毁是在1884年。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重建黄鹤楼时，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上。武汉是“百湖之市”，在壮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显得格外突出，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梅子山、龟山、蛇山、洪山、珞珈山、磨山、喻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是武汉的地理龙脉，黄鹤楼恰好位于巨龙的腰上。骑龙在天，乘势而为，选址在此，暗露玄机。
《洛神赋》中的洛神到底指谁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如此优美的句子出自三国时期才子曹植的名篇《洛神赋》当中，曹植用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语句，勾勒出一幅梦幻的画面，描写了男主人公与洛神宓妃之间的真挚爱情，以及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的伤感。
《洛神赋》原名《感鄄赋》，是曹植在被封为鄄城王的第二年所作。这本没有什么令人遐想的。但是在古代“甄”与“鄄”两字互通，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将这篇赋与曹植本人的经历联系起来，而这些经历，都与魏文帝曹丕的妃子甄氏有关。
相传甄氏乃中山无极人，自幼貌美聪慧，建安年间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后来曹军出兵攻打袁军，甄氏成为曹军的俘虏，被曹丕纳为妃子。此时，十多岁的曹植不像父亲、兄长那样喜好征战，于是得以与甄后朝夕相处，并生出一段情谊。时光流逝，甄后由于色衰失宠，加上郭后的挑拨，最终惨死。据说死时以糠塞口，以发遮面，十分凄惨。甄后死的那年，曹植进洛阳朝见哥哥，并与甄后的儿子太子曹叡一起吃饭，心中无比酸楚。饭后，曹丕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仿佛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虽然这只是南柯一梦，曹植依然心潮翻涌，遂创作出这一篇旷世奇文。
看到这，没有人不被曹植对其嫂的真挚感情所打动。不过转念一想，曹植与曹丕的兄弟关系原本就因为政治斗争而剑拔弩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写作《感鄄赋》，曹植岂不是色胆包天，不要脑袋了吗？何况，在当时社会，图谋兄妻被认为是“禽兽之恶行”，向来“遵纪守法”的曹植又怎么可能逾越这道鸿沟呢？
或许，曹植作《洛神赋》本无它意，但人们感动于他和甄氏的爱情悲剧，于是口口相传，将洛神赋中的女神宓妃套用在了甄氏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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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汉唐时期赋与诗常常并举连称，在一些时期，人们对赋的推崇甚于诗。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赋这种文体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一是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是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是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其中，骈偶和藻饰更是汉赋的重要特征。汉代的司马相如写着的《子虚赋》、《上林赋》更是赋中的代表佳作。
十二生肖是如何产生的
凡是中国人，都知道十二生肖，且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属相。所谓十二生肖，即是指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十二生肖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黄帝要选12个动物担任宫廷侍卫，动物纷纷报名，猫让老鼠代替自己报名，老鼠第一个把自己报上了，却没报猫，所以十二生肖中没排上猫。民间故事很难令人相信，但如果说这12种动物是古代部族崇拜的图腾，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另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华夏民族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纪年法相互融合的结果。在尧舜时代，就开始使用甲乙丙丁等10个天干符号和子丑寅卯等12个地支符号，本来没有以动物配地支的纪年法，而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很多事物都以动物来表示或指代，因此创造了以动物来纪年的方法，在汉代，两者相互结合产生了十二生肖。
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十二时辰的概念，把黄道附近的天空分成十二等份，由东向西配以十二支，用于纪年。由于古时候图腾崇拜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把各种自然现象同动物形状和别的神奇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十二生肖。
还有人认为，十二生肖产生于印度，是由印度传入的，比较印度的十二生肖，只是狮子在中国改成了老虎，金翅鸟在中国改成了鸡，确实有很大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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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学者郭沫若曾专门撰写考古学论着《释支干》，首先提出了中国与印度在十二生肖制度上的联系以及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关于十二生肖，郭沫若总结自己的见解，认为“此有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即干支纪年虽为中华创制，但十二生肖却有可能是后来输入的。不过，郭沫若在论证时用了“殆”、“疑”等不确定的词语，说明他自己对这一论断也是没有十足把握的。
《兰亭集序》是不是由后人伪造的
相传东晋“书圣”王羲之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挥毫泼墨写成《兰亭集序》，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不少书法家争相临摹效仿的对象。《兰亭集序》中使用的行书更是被赞“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酷爱该帖，生前命人拓印数份，死时也叮嘱要携帖而去。现今流传下来的便是《兰亭集序》的多个拓本。
在《兰亭集序》传世的1000多年中，虽然有人针对该帖提出过个别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质疑王羲之是这篇杰作的作者。不过，以郭沫若先生的《以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三大真伪》为导火索，学术界对《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又再一次热闹起来，《兰亭集序》乃后人伪作的说法也浮出水面。
从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琨墓志》中可以发现，这些墓志上使用的字体还是隶书。王羲之与王兴之、谢琨都是同时期的人，而这篇帖作于王兴之夫妇去世5年以后，为何字体突然变成了唐代常用的楷书了呢？不光字体上有巨大的疑问，在文章内容上，前半段表达了王羲之与侄同游的兴高采烈，开朗豁达的气氛跃然纸上，但同时间写作的后半段却突现悲观情绪。“临文嗟悼”、“悲夫”等词汇也与前文和王羲之本人的性格有太大的出入。
看到这，也许你也一样充满许多疑问，要证实王羲之的作者身份，我们要考虑的还有更多。首先，《兰亭集序》历经千年，受到了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等众多名家的推崇，他们难道看不出其中的疑点吗？看来《兰亭集序》还是经受住了名家犀利目光的考验的。再者，《兰亭集序》是明显的东晋之风的体现，那时的读书人许多无法进入官僚阶级，只好三五成群找个风景秀丽之处，纵酒写作罢了。如此具有时代特征背景的作品又怎可能是后世伪作呢？
看来，想要攻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者的身份，还需要有更多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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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怀疑《兰亭集序》真伪的是晚清光绪年间广东顺德的李文田。他在为汪中旧藏的《定武兰亭》所写跋文中提出了三大可疑：一疑，所传《兰亭集序》之书法与晋碑“笔意”有异。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集序》并非梁以前之《兰亭集序》；二疑，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是仿照石季伦《金谷序》创作《兰亭集序》的，与《世说新语》所载的王羲之《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唐以后相传的《兰亭集序》则多了自“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下一百多字；三疑，如果说《世说新语》所引或经删节，因此比王羲之原文要简略些，但今看到的《兰亭集序》却比原文多许多字，注释者有删节前人文章之权，却绝无增添原文之理，其文不可信，其字则更难信。
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中国大众的眼里，观音菩萨始终是一位美丽端庄、大慈大悲，以无边法力普救一切众生的佛教女神。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观音脚踏仰莲花座，左手执净瓶，右手持柳枝，面露微笑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我们原来都以为观音是位女性，殊不知，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观音的形象却是位有些威猛的男神，他往往上身裸露，手执莲花，半透明的袈裟自腰间下垂，覆盖臀部和大腿，头戴冠冕，颈挂项圈，手套臂环、镯子等饰物。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观音在“移民”中国的过程中变性了呢？
其实，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男相，在河北平泉出土的北魏太和年间的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形象粗犷威武，衣饰朴素，显然是一位男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观世音的形象竟越发阴柔了，最初的“威猛丈夫”形象早已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慈悲祥和、面带母性般微笑的女菩萨。
要追究其中的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相传唐太宗即位后，认为真龙天子只能有一个，于是暗示创作者将菩萨的男相改为女相；为避唐太宗名字中的“世”字，观世音也被更名为观音了。二是唐代女性地位明显提升（尤其是在武则天掌权时期），艺术家把对女性的崇慕之情移植到观音雕像上也不足为奇。于是，观音像从此固定为体态婀娜、神态妩媚、服饰华丽、富有风韵的女相形象了。
如此说来，一位印度来的威猛菩萨变成了一位中国化的女性菩萨，既由于观音信仰的普遍流行，又由于观音自身内在的特点，更不乏中国民众的现实需要心理、中土的文化传统以及唐时政治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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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华经》的描述已体现出观音这一形象身上许多潜在的女性因素。经中记载，观音拥有三十三种化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毗沙门身、小王身、长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罗门身、比丘身、比丘尼身、优婆塞身、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妇女身、童男身、童女身、天身、龙身、夜叉身、乾闼婆身、阿修罗身、迎接罗身、紧那罗身、摩睺罗迦身、执金刚身。在这三十三种化身中，至少有比丘尼、优婆夷、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婆罗门妇女、童女这7种化身包含有明显的女性形象。
舍利真的是修行的结晶吗
舍利是指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舍利二字是由印度语翻译而来，原意是遗留物或遗骨。佛教认为，舍利是一个人通过戒、定、慧的修持，再加上自身极大的愿力所得来的，十分难得和宝贵，许多修行有果的高僧在火化后都会出现舍利。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十分迫切地想知道舍利到底为何物，难道舍利真的是修行修出来的结晶吗？这些各异的珠状遗骨要怎么科学地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