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自己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鸿门宴（戴敦邦）
鸿门宴上，波诡云谲，风浪迭起。范增亡刘心切，先“数目项王”，继而“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敦促项王清除心腹大患。然而刚愎自用而又优柔寡断的西楚霸王“默然不应”。无奈之下，范增只得授计项庄，假以舞剑助酒兴，伺机击沛公于座。一时间，刀光剑影。风云突变，沛公性命情同一发系千钧。刘邦危在旦夕，张良趋出告急。张良话未及出口，樊哙便从其匆匆之步履中察觉鸿门宴上早已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焦虑关切之情不由冲口而出：“今日之事何如？”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有的是一种机警、一份责任、一颗赤胆忠心。当得知“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樊哙迫不及待请命：“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寥寥十字，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其性急、其情切、其心忠，跃然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了樊哙与刘邦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君臣之谊。
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形成司马迁自己的学说。如果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史记》在史学、文学上的巨大成就的精当褒赞，那么司马迁自己所说的这15个字则是他本人对《史记》内容的概括评价。
《史记》艺术风格之美在纵横几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以传神妙笔，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一桩桩雄奇悲壮、婉丽缠绵的事件场面，达到了史学的严谨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书中的角色，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写法也不同，但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忍辱复仇的勾践；志得意满、欷歔悲歌的刘邦；功高盖世、蒙冤千古的韩信；坚贞豪迈、奋身蹈义的田横；王陵母劝子忠心事主，不惜伏剑而死；卫太子事亲至孝，不逆父命求生；侯嬴行年70犹迭献奇计，一心报国；甘罗年仅12已挟策说赵，立取五城；伯夷孤奋激烈；蔺相如智勇磊落。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秾纤柔婉，备极风流妩媚之妙；述项羽壮怀激烈、惊天动地之后，与虞姬离别时，呜咽悱恻，柔肠寸断。无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具有与主人公共呼吸、同生死的强大感染力。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具有紧张、热烈、粗犷的特点，各种想象不到的惨事、奇事、怪事、神秘事及风云变幻的大事纷至沓来，交互迭出，读来令人惊心骇目，魂悸魄动。
寓论断于叙事，是《史记》记人记事的一个基本手法。它往往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例如，《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与时进退、以谄谀得势的小人。文章一开始，主人公叔孙通就以一个马屁精的身份登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攻势凌厉，秦二世召博士儒臣问如何是好，有三十多人主张发兵平叛，二世恼了。叔孙通却上前说天下太平，不必用兵，因为上有明君，下有法令，谁敢造反？陈涉不过一伙偷鸡摸狗的小毛贼，何足挂齿。于是二世龙颜大悦，当场赏给他帛20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叔孙通回到宿舍，诸生问他：“先生的话怎么这等谄媚？”不久叔孙通就投降了起义军。他喜欢穿儒服，然而刘邦非常讨厌儒生，叔孙通便改穿短衣，刘邦很高兴。刘邦当皇帝后，叔孙通替他制定朝廷礼仪，到鲁国一带寻找儒生。有两位儒生不肯跟他走，当面骂道：“你事奉的主子已经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奉承得到亲贵。你自己去吧，不要污损我们的人格！”通过简单的白描，借别人的话，就把叔孙通蝇营狗苟、固宠邀荣的嘴脸刻画得一清二楚。
《史记》还常常捕捉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李斯列传》开篇说：李斯年轻时，在郡里当小吏，常看见官衙厕所中的老鼠吃秽物。每逢有人或狗走近的时候，鼠就惊慌恐惧。后来，李斯走进仓库，发现仓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大屋檐的屋子里，用不着担忧人或狗走近。于是李斯叹息说：“一个人的贤能或者不肖，好像老鼠一般，就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这样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著名政治家的传记上，似乎有点浪费笔墨，但我们在看完全篇之后，便会明白，李斯一生都在为活在好的环境里而钻营，老鼠的故事实际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和他的全部人生观。
《史记》的传记还善于运用扬抑法和对比法来造成文势的波澜，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淮阴侯列传》中，先写韩信乞食漂母，胯下受辱，以及投奔项羽、刘邦等，处处不得志，给人以很窝囊无能的印象。拜将之后，波涛骤起，写他向刘邦阐明天下大势，表现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又通过一系列战役，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最后写他拒绝蒯通劝说，对汉朝忠心耿耿，说明他的思想品质也是无可指责的。从思想到行动，全面铺开，层层深入地塑造主人公的高大形象。文章跌宕有姿，引人入胜。
熔史学、文学于一炉，《史记》不仅作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绝唱而彪炳千古，而且在文学史上成了一脉相传的传记散文主流。它所记载的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特别是它那简洁明练、通俗生动的语言，更成为历代散文大家们揣摩效法的典范。
二、“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韩、柳、欧、苏
（一）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弘扬儒学，排斥佛老。他拥戴统一，反对割据；主张仁政，抨击时弊；弘扬师道，奖掖人才。他倡导和发起了“古文运动”，大力提倡秦汉以前的“古文”，并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树立了一代文风：强调文以明道，以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而以文为明道的手段；主张学古创新，反对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学养，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不平则鸣，他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后人尊称他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百代文宗”。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
他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原道》《论佛骨表》《原性》从不同角度提倡儒道，反对佛老。《师说》倡导师道，抨击世俗。论证严密，层次分明，犀利透辟；论证之文有理有据，雄辩务实，切中时弊。《进学解》《杂说》等不平之文，讥讽时弊，寓庄于谐。
他的记叙文多为传记，他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他的抒情文，常用祭文、书信、赠序等体裁。《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祭十二郎文》，追叙兄嫂养育之恩及他与十二郎的患难经历，絮絮道来，如泣如诉，令人肝肠寸断。
（二）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成就与韩愈其名，并称“韩柳”。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逝于任所。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一起代表着唐代散文最高成就。“深”是其散文最大特点，“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使柳君集》），命意深，蕴涵深，牢骚深。他的散文大致为五类。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和骚体杂文等五类，而游记成就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