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外面求名利，婉容一手操持这个家，洗衣，做饭，收茶园……一年一年，昔日如玉葱般的手指也渐渐磨起了老茧，只是不见丈夫回家的身影。每年，都会收到丈夫寄来的一份家书，说不久便回，不久便回，可每年，这个誓言都在重复。寂寞无助的日子里，婉容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岁。
皖南大地那随处可见的贞洁牌坊上几处风中摇曳的茅草几度枯了又荣，新安江水流淌着太多徽州女人的泪水，不知多少次地潮涨潮落。婉容仍然梳着整齐的发髻，孤零零地伫立在村口桥头，在凄风苦雨中苦苦地盼着自己丈夫的身影。那七重古老的门，锁住了女人的一生。
日子在盼望，渴望，失望中渡过一年又一年，五嫂嫂也熬成了五婆婆，仍不见丈夫回来。婉容巳记不起丈夫的模样，只把心底的一丝牵挂当作爱情来点缀。等待巳经不再是需要，而是煎熬。在婉容四十七岁时，终于含怨而死，那一刻，丈夫还是杳无音信。
后来丈夫还乡，婉容却早巳不在了。打开妆匣，里面巳积聚了二十几颗珠子。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一颗珠子一年泪啊，这里头凝结着多少相思和哀怨！
一世夫妻仅七天，这就是旧时的徽州女人。
旌德县江家老宅后面，是一座并不甚高的山，山上漫山遍野都是柿子和野核桃，而这两样也是胡适的最爱。天巳深秋，偶见大雁从上空飞过，墙上的茅草在寒风的吹拂下瑟瑟发抖，江冬秀穿了棉袄，拿根长杆在山后打核桃。
刚好一个顽童从她身边经过，向她喊道：“你别打了，糜先生不会回来吃的，他在美国娶洋女人，都生下浑身是毛的小洋人了。”这种谣言巳经在山里传遍了，却从未有人当着江冬秀的面说过。江冬秀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心中剧痛，转身拿竹竿追打这个多嘴的顽童。可惜人家跑得太快，小脚女人根本追不上，只好无奈地扔下竹竿，蹲在地上痛哭。
白天还好，江冬秀最怕的是黑暗的夜晚，黑暗得让人窒息。漫漫长夜最难熬，孤枕难眠，寂寞难耐。无奈中，抛洒出一把铜钱，吹灭油灯，俯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摸索起。复而又抛，如是三番。直到东方发白，雄鸡啼鸣。
那一年，她巳26岁，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姑娘。
听到胡适在外面娶了洋女人的流言后，老姑娘江冬秀不时到上庄来，表面上是来陪伴未来的婆婆，其实内心里是想得到胡适的消息。江冬秀的家虽说巳走下坡路，但是仍有大片良田，家中仆佣也有好几个。可是上庄的胡适家巳败落，凡事都得亲自去做，大家都在起早摸黑地干活，江冬秀自然也不好袖手旁观，每天五点就起来，喂鸡喂猪打扫庭院。有一天天还没亮，她正在院子里扫地，江村一个姓曹的表哥过来办事，看到江冬秀正在扫地，大吃一惊：“哎哟，冬秀啊，你在娘家做小姐，怎么到了婆家反倒变成了下人？”江冬秀心里正委屈，一听这话，马上哭起来：“这里全家老小都在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
可是，纸总归包不住火，江冬秀的母亲知道女儿在胡家受的委屈，就狠下心掏出私房钱给冬秀买了个叫梅香的丫环，江冬秀只要一来上庄，梅香必定陪着同来，代替冬秀在胡家干活。
终于上天被打动了，把她的如意郎君送到了她身边，她不懂他的哲学，不懂他的诗，她只是在意他。只是她比他大一岁，这种爱让人觉得更加心疼，更加迷幻。
新婚不到十天，北京的蔡元培等人就打电话叫胡适来京任教，胡适自是百不情愿，推脱之下，胡适在家又住了一个月，于1918年1月24日启程赴京。新婚的余温尚在，家里又丢下了江冬秀一个人。
我造访胡适故居的时候，特意观看了胡适和江冬秀完婚的新房。门上的“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对联早巳掉落，自是不必说。只见房间里面陈列着一架雕花大木床，床头挂着一把铜剑，卧室内还有一张四仙桌、一张三屉桌、一口大衣橱，均巳油漆斑驳。地面铺地坪，窗户高而窄，由于久不住人，显得很潮湿阴冷。
返回到宿地，刚好看到一大帮人围着电视品头论足，往近了，看见上演的正是最近热播的《徽州女人》。剧情讲述的还是深宅大院里女人的苍凉命运：女人十五出嫁，丈夫剪辫出走……十年后。丈夫杳无音信。公婆和长辈忙着为女人改嫁，丈夫的电报回来了……又是十年后。丈夫仍不归，女人绝望。小叔送来养子，她有了期盼……再过十五年。丈夫回来，带回了妻……随后响起了片尾曲，却又一次将我带到了高墙大院之中：
古宅中住着徽州女人，一年四季，紧闭着门。
夜深人静时她飞针走线，画窗映着她孤独的身影。
有谁能看到她的伤心？
凄美的脸庞挂满泪痕；有谁能听见她的叹息？
她在思念中孤独一生。
徽州女人，苦苦地等，一生一世守着缘份；徽州女人，痴痴地等，温婉静雅，不染风尘……
窗前月，相思尽染
胡同是古老北京的特色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北京的代名词。大片的四合院就分布在数不清的胡同里，京腔、京调、京味都是胡同的产物。有人说，胡同、四合院，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人们之间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再也不能在高楼大厦里体现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北京的胡同名称，非常值得人咀嚼。什么“扁担胡同”、“耳挖勺胡同”、“豆芽菜胡同”、“羊肉胡同”、“小沙果胡同”等等……后来，胡同的名字变得好听了，粗俗的逐渐变文雅了。名为“鸡爪”的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名为“牛血”的胡同改成了“留学胡同”“大哑巴胡同”，现在巳变成“大雅宝胡同”，而“钟鼓寺胡同”，原先也是“钟鼓司胡同”，因为清朝时有过一个官衙叫“钟鼓司”，就设在这里。后来因为这里有个小庙，慢慢又变成了“钟鼓寺”。
我不知道现在我面前的这个钟鼓寺胡同14号院是不是就是胡适昔日的故居，但从文献上来看，胡适的确在钟鼓寺胡同14号院同新婚夫人江冬秀度过了一段笙磬同谐的生活。
胡适回国后巳来过北京一次，结识了蔡元培等人，并被蔡校长任命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月薪三百元，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当。
初来北京的胡适住在朝阳门南竹竿巷的缎库胡同里，当时他是与高一涵合租一院，房钱不过每人每月三元。缎库胡同距天安门不远，从天安门往东走，经过高大的红色宫墙，向北拐进南池子大街，前行两三百米，就到了缎库胡同。胡同拐角一处院子木门的左上角，上面“缎库胡同8号”提示这里就是胡适初来北大的居所。
婚后独自北上的胡适，自是感伤寂寞，心头有万般滋味。就在这个小院里，他抬头仰望天空，看见鸽子成双成对在空中游戏，白羽映着蓝天，格外和气，便觉忧从中来：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此诗寄到江冬秀手里后，满心欢喜，甜蜜无限，但又觉得胡适所写乃闺中秘事，不宜为外人道也，于是在信中叮嘱胡适：“二函收到，深为欢喜。此诗从头细看一遍，再又看一遍。笑话，此诗只有夫妇说说笑话，千万不可与别人看……不过四五个月，又要相见……你我不必挂念，夫妇同到北京，日夜相见，可多多说说笑话。”
胡适体贴娇妻，为方便两人相互倾吐思念之情，于是在信中嘱咐道：“如不愿他人见了，可用纸包好，附入家信中。”后来胡适更是假借梦见母亲生病为由，赤裸裸地表露对新婚妻子的满腔关爱：“你自己的病，可好了没有？昨天我看到一书上说，女子月经来时，切不可有发怒、忧扰、气恼诸事。我想你前两个月不痛经，是因为心事宽了之故。本月又痛经，想是因为心事不宽之故。下月月经将来时，可以先扫除一切心事，再看还痛不痛。无论如何，望你写信时，也细说自己身体如何，千万要写信，不可忘记。”两周后，仍不见江冬秀来信，胡适又写信催她：“我从前有信要你写信与我，何以至今无信来。这个月月经来时，还痛经吗？千万写信寄来。”胡适还在这句话下面，划了强调语气的圈圈。后来胡适还用蜜月期二人所照的相片为饵。这些照片一共十八张，他带回北京冲洗，从二月中旬开始，就陆续把照片寄回家。他哄着江冬秀给他写信：“看见你的照片了，可好不好？你多写几封信与我，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
此前，他还写过一封更加情意缠绵的信给江冬秀：“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领略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领略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本日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怜惜你不在这里。”这封心中有隐语、也有暗示，对妻子的恋爱和思念呼之欲出，也是他们新婚最亲密、最缠绵的写照。
元宵节的第二天，胡适起床后洗脸，要照镜子，却遍寻不着，剃须刀也不见了。胡适检查之下，这才发现遭了贼，丢了好多东西。不久后胡适便搬出了缎库胡同，住进了钟鼓寺胡同，一方面是这地方距离北大更近，另一方面胡适想让江冬秀来北京，于是租下了这个院子。这院里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两间套房，与江冬秀的亲戚江朝宗住宅相隔一条巷子，房租每月二十元。
曾经拜访过胡适的毛泽东1920年7月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收件人地址是：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此时的毛泽东不知道胡适巳搬至这里了。
胡适原来的想法，是蜜月以后就把江冬秀带到北京。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母亲为他张罗婚事，忙到了生病。虽然在胡适离家之前母亲的病巳经痊愈，但在此时把母亲抛下总有些说不过去，再加上北京当时时局不稳，于是胡适把江冬秀留下，只身来到了北京。
后来胡适几番写信向母亲倾诉“我在此亦很寂寞，极想东秀能来。此人之常情”之类的话。并以暑假没时间回家为由向母亲诉苦。终于，母亲同意江冬秀来北京，5月30日，江冬秀便与侄儿思永离家，在江家小住了两日，接着由兄长耘圃带领来到北京，同行者还有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
小别胜新婚的欣喜还没有淡去，胡适就在信中对母亲俏皮地抱怨：“自东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东秀说，她奉了母命，不许我宴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这抱怨中倒有一半是欣喜和得意，而这种喜悦感似乎延续了好几年，在1920年12月17日，阴历十一月初八，是胡适的阳历生日，又刚好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胡适说这是“百年难遇的巧事”，就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为纪念：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一一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妙趣横生的一幕就发生在钟鼓寺胡同14号，而现在，我们只有在书里，在代代相传的记忆里，才能找到一星半点失去的曾经。我向本地人打听附近的一条胡同，他说没有，这地段，满大街都是写字楼了，哪有什么胡同啊。我不信，一个劲地说：肯定有，我几年前还来过。
可我始终没有找到，青砖灰瓦上，写着偌大的“拆”字，被圈了起来。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
初冬的胡同里，童年时代就有的“冰糖葫芦”一直薪火相传，幸好这段历史尚未被切割。
北大添个年青人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件极具导航意义的重大事件，北京大学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经过一番摧枯拉朽的改革与开创，如凤凰涅盘般浴火重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更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现代化的革命性进程中一面最耀眼夺目的战旗。蔡元培为北大聘请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陈独秀；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荐胡适。而正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揭开了改造、振兴北大的历史序幕。
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
胡适到北大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中国古代哲学史》讲稿，此课定一年讲完，共讲九十点钟。
按照一般腐儒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从伏羲氏开始讲起，讲一年也只能讲到《洪范》。而胡适却以截断众流的魄力，以《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把商朝以前隔断，从东周讲起，称西周为“诗人时代”。这一举动无疑惊世骇俗，学生们听了“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有人还说他是“思想造反”。
堂下学生中也不乏有几个颇有文学修养的才俊，渐渐听出些道理来，顾颉刚就找到同宿舍国文系的傅斯年，劝他也去听一听。傅斯年非常喜欢西洋书籍，节衣缩食在日本丸善株式会社邮购书。他听了胡适的课，很受启发，并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要闹。”
胡适的别样教育镇住了北大那一班深有学识的翘楚，蔡元培评价他“心灵手敏”。多少年后，冯友三在《三松堂自序》里也对胡适的哲学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此时的胡适年仅27岁，风度翩翩，校园内皆称他胡博士。他学贯中西，口才又好，所以又得了个最好的“教书匠”的雅号。
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材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年2月，胡适将一年来的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式出版。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一一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