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一个人的灵魂
众人皆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历时5000年之久，风云变幻。有多少帝王将相、仁人志士，生生死死，不一而足。芸芸众生就不用说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多数人活着只求温饱、平安耳。只有少数人，历尽艰辛，留得生前身后名。遗憾的是，死后能被人记住的也仅帝王将相与贤能之辈耳。
翻阅史书后得知：海原县，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历朝历代，官至高位或有突出贡献者几乎没有。但论职位论影响倒是确有一人，他就是任得敬。
任得敬是被史书记载的人，可见此公并非等贤之人。然而遗憾的是他被后人视为奸臣，不大光彩。
看完任得敬个人的奋斗史，我便产生了一点感想：
超常之人，必有超常之举。君子有超常之举，小人也有超常之举。区别在于，出发点不同：君子图群，小人图己。君子为公，小人为私。
我以为对任公不好定位，说是小人似不大准确，毕竟他不是狗苟蝇营之辈。单从为私计，尚说得过去。说他是奸臣，符合君臣之道的判断标准。然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为权力争夺计，不存在忠臣与奸臣。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皇位不是谁一个人的，谁一家人的。人人都有为“王者”的权力和可能。
若按小贼盗物，大贼窃国的说法，任得敬可算是一个大盗。他曾一度试图窃取西夏的疆土，想成为西夏国的皇帝。因此说，他算一个大盗。
这样说似有不敬，王位与权力上的争夺不好说个对错，可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任得敬最大的“缺点”在于，欲望太大，结果惹来杀身之祸。但也算得上一个有胆有识之人。
任公在发迹之初曾做过一件不大光彩的事：将自己17岁的女儿，献给西夏皇帝乾顺为妃，以此作为进身的资本。按说为了权与利，历朝历代做得比任得敬更出格的人，并不少见，所以任公献女为妃，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这里有一个能否被接纳而领情的问题。任公这样做，肯定是有把握的。那就是他的女儿一定是个有资本的女孩。
《西夏纪》记载：“任氏庄重寡言，御下有恩意。”庄重寡言并不等于长得美。其女到底长相如何没有记载。不过从乾顺宠爱这点来看，她必是花容月貌、腼腆羞涩、欲说还休颇让人疼爱的那种。说不上还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都懂。
我想：这女子肯定会来事，像他父亲颇有心计。不是傻乎乎的那种。作为州判的女儿肯定是见过世面的。她明白父亲的意思，也很争气，博得了皇上的欢心。
任得敬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但他更大的目标还在后头。我佩服任公的是，作为一个地位卑下的人，他是很有眼光和心计的，心中有大志，做事也不择手段。这是他的超常之处。
也许在他为西安州判的那些日子里是没人看得出来的。
宋朝的州判，算是一个小官吏，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机会来了——夏大德三年（1137），西夏军队攻打西安州，想重新控制天都山地区。夏军来势凶猛，迅速包围了西安州城。任德敬自知难以抵挡，为保全城中百姓与自家的性命，便率兵民出城投降。也许我们会责备他为何不以死相拼，杀身成仁，与夏军决一死战！但是出于对城中百姓生命的安全着想，也是权宜之计。
从中也可看出，他是一个审时度势的人，另一方面在他的个性中也缺乏一点以死相拼的血性。这不能强求。乾顺见任得敬明知事理，也很顺从，便命他权知州事。算是留任。
可是任并不安于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小的西安州判。于是派弟弟任德聪主动将自己的女儿修饰了一番献给乾顺。
上面说了，任得敬的女儿很争气，且任得敬的忠心也使皇帝十分感念。不久，乾顺皇帝将任得敬升为静州（陕西米脂县北）任防御使。
大约过了一年，任得敬知道皇帝还没有立皇后的打算，心里着急。便给皇帝的宠臣御史大夫芭里祖仁送去重礼，请他劝其皇帝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为保险其见他又贿赂朝中其他显贵及宗室执政者。终于让其女在夏大德四年（1138年）八月被立为皇后。
这样他凭着外戚的身份由防御使升至都统军，成了西夏政权的藩镇重臣。第二年，乾顺死，子仁孝继位。任氏被封为皇太后。
公元1140年，仁孝继位的第二年，契丹人萧合达趁夏境武备松弛，联络西夏境内的契丹人举兵反叛，企图重新建立辽国。
任得敬趁此机会主动上书朝廷，叛军连陷州县，各地守军望风而逃。得敬虽不才，但蒙皇恩雨露，又身为一州都统军，自当誓死效力，请皇帝恩准得敬出征。
任得敬是有眼光的，也能抓住时机。
剿灭萧合达叛乱后，任升为翔庆军都统军，并被封为西平公。不久他又率军镇压饥民起义。其资本越加雄厚。野心便极度膨胀起来。这时他企图入朝参与国政。因濮王嵬名仁忠等一班朝臣的反对，未能如愿以偿。第二年濮王死后，晋王察哥辅政。任得敬便派人进京贿赂他。由于察哥的劝说，仁孝皇帝于天盛元年（1149年）颁诏任得敬入朝辅政，被任命为尚书令。第二年升为中书令。
天盛八年（1156年），察哥死后，任升为国相。他借重权在握，把持朝政，肆无忌惮，结党营私。提拔弟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弟得恭为兴庆府尹。后又提侄子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与此同时，排挤不附庸自己的朝中官员。
御史中丞热辣公济，看不惯任的做法，于是上奏参劾任得敬为“僭越礼制，专权干政”。要求罢免他的官职。
他两次参奏，奏章却两次落到任的手中。任气愤至极，扬言要杀死热辣公济。热为免遭杀身之祸，被迫辞职回家。
天盛十二年（1160年）三月，任得敬晋爵楚王，被封为“秦晋国王”并领有“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等职。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出入仪从几乎等同皇帝。
这时仁孝皇帝才发觉养虎为患，可也没办法。而任得敬还不满足，阴谋进一步纂国，企图让仁孝皇帝居住偏远的瓜州（甘肃安西县）、沙州（敦煌），自己霸居灵州、夏州等中心地带。
天盛十七年（1165年），任役民夫10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监军司为宫殿。时间过了两年，任得敬生病，便派使者到金国求医。金派医赴夏为其治疗。愈后，任“遣使附表谢金，金皇帝认为有碍定制没有接受”。当年五月，任遣使入四川与宋相约，请发宋兵攻西夏。宋宣抚使虞允文以蜡书回报。7月，任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为西夏巡逻兵所获，仁孝怀疑他有叛国之心，密献于金国。
天盛二十一年（1169年），任攻杀藏族首领结什甬后役兵民7万修筑祈安城。他的势力越来越大。受其胁迫，仁孝不得已于天盛二十二年（1170年）分西夏国的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给任自立一国，同时派使者到金国为其册封。
金世祖完颜雍不许，退回贡献。
金世祖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把国家分给他人？这必定是专权大臣的逼迫侵夺，并非夏王本意。况且夏国已向金称蕃多年，一旦受到贼逼迫，朕作为四海之主，难道能容忍这种事情吗？如果夏国不能将任得敬治罪，便应发兵征讨。不可答应分国的请求。任求封不成，与弟得仁、得聪等密谋叛乱。
皇帝仁孝得到了其叛国的证据，依靠金国的帮助，命其弟仁友诛杀任得敬族党，才算除掉了心腹大患。
任得敬曾权倾朝野，到后来却落了个被诛杀的下场，实在可悲。其原因可归结为一点：欲望太大。说到底人的欲望都是随着其地位的不断上升而变大的。有欲望并不是坏事，问题是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如果渴望得到的东西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灾难就会随之而到。
我从任得敬身上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太张狂，有小人得志之嫌。做事草率，授人以柄。只知进不知退，更不知退是为了进。
二、遇事太急躁，没有守性。俗话说老臣谋国。他缺乏的正是老谋深算。窃国既需要有足够的势力，也需要有胆识和耐心以及慢慢经营的长远打算。他有胆识没耐心，势力也没达到火候。也就是说时机尚未成熟。
三、没有寻求到强有力的支持。使者被擒，正是他做事不周，也说明天命不济他。分国的做法太露骨，失掉了人心，扩大了打击面。
四、对身边的策反工作做得不到位。
五、其性暴戾：逼老臣、役民夫、杀饥民等等。
从任得敬身上我还得到如下的启示：学会提防。凡人有不近情理的做法，内心必有违背情理的想法和要求。舍小资而图大利，是一切小人与阴谋家惯用的伎俩。
最后我想说，任得敬之所以爬居高位，是利用了人身上共有的弱点。而他几乎也算是一个通晓人性的人。
任得敬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有，这是因为历朝历代中都有供其生存的土壤。
她更像一个贵妇，她的不幸在于父亲使她成为他仕途上的牺牲品……
王朝的缝隙
作为军事、行政的中心，西夏朝廷内部，权力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争夺除皇族之间、母党之间外，尤为突出和激烈的要算皇族与母党之间的争夺。母党由于借助皇后的势力，曾一度占有国相等重要官职，统揽朝中军政大权。如此而来，党项执政者的权力也就一度落入外戚之手。
算下来，在西夏历史上外戚专权共有3次。它们分别是没藏氏专权时代、梁太后专权时代以及任得敬专权时代。我计算了一下，没藏氏兄妹专权时间为14年，梁氏家族摄政类计达32年，而任太后之父任得敬专权为21年。3位母后的兄长、弟弟以及父亲曾分别为官国相，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们胁迫幼皇、倾轧百官、任人唯亲，或穷兵黩武，或阴谋纂国，给当时的西夏朝臣和百姓带来无穷的灾祸。
西夏历经10位君王，其中有4位都是幼年登基，权落外手，即使执政之初也是面临深渊，左右受掣，以致英年早逝，留下无尽的仇怨。比如毅宗帝谅祚继位时刚满一岁，死时为21岁。惠宗秉常8岁立位，死时为26岁。乾顺继位时年仅3岁，仁孝继位时年方十六。
西夏从建国到灭亡历时189年，仅外戚摄政的时间就有67年，从时间上看比三分之一还要多一点。并且3次外戚专权中，梁氏家族与任氏家族皆为汉族。这就是说，党项权力的中心曾一度落入汉族人之手。如果分析一下西夏国力衰弱的原因，皆与这两次外戚专权有关。尤其是梁氏专权时期，连年的征战耗尽了西夏的国力，为以后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是否可以这样说，西夏的灭亡一是败在蒙古人之手，二是坏在汉族人之手。蒙古大军的侵逼是外在因素，而汉族外戚的侵蚀是内在因素。说到底西夏外戚专权的祸根是坏在体制上。因为西夏的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皆是从汉族封建王朝脱胎而来。
几乎在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外戚专权都是不可避免的惯例。西夏朝廷同样不能避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其余的党项执政者漠然视之，袖手旁观，非也！事实上党项执政者在权力的控制与争夺中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元昊的弟弟嵬名浪迂因对梁氏姐弟摄政不满，被罢官流放。秉常帝在被梁氏幽禁之后，其亲党与各部酋长，各领所部，固守堡寨，与梁氏相对抗，一时国中大乱。梁太后死后，国相梁乙逋失去靠山，分管左右厢兵的仁多保忠与梁乙逋相对抗。公元1094年十月，梁乙逋与其女梁太后之间发生权力争夺，企图阴谋叛乱，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发觉捕杀并灭其全家。仁孝时的御史大夫热辣公济不畏淫威，曾连续参劾国相任得敬，后被迫辞职回家。
元昊称帝前后也曾面临着激烈的权力之争。元昊继位之后，立其母卫慕氏为皇太后。卫慕是银州、夏州一带强大的党项氏族，拥有一定的势力。卫慕族首领卫慕山喜以皇后为靠山，企图与元昊争夺夏国的最高统治权。公元1034年十月，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被元昊察觉。于是元昊不仅将卫慕山喜及其族人斩尽杀绝，进而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第二年，元昊为斩草除根，又杀妃子卫慕氏。
元昊“性凶鸷，多猜忌”，并且“峻诛杀，以兵法部勒诸羌”。他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即是亲近，如稍有不满也必遭罢官和杀害。元昊的从父山遇惟亮、山遇惟永兄弟，时掌左右厢兵权，因对元昊频繁进犯宋境不满，便被元昊杀害。建国之初他为削弱野利氏的势力分别将野利旺荣与野利遇乞杀害。
元昊实行“峻诛杀”的政策，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皇权，但由于无辜杀害了皇室中的一部分开国功臣，反而造成了皇权逐渐落入母族的局面。
建国之初，元昊亲率大军在连续取得三川口、好水川及定川砦战役的胜利之后，与北宋议和，夏国向宋朝“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规定，宋每年“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逢年过节以及元昊的生日，还要分别赐贡。
与此同时西夏与辽也连续进行了几次大的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从而争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西夏国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时候的元昊正值壮年，在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之后，也想享受一番帝王的生活。
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三月，元昊因与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私通，生下谅祚。故任没藏氏之兄没藏讹庞为国相。
同年五月，元昊为太子宁令哥娶妻没移氏，因见没移氏貌美，随自纳为皇后，废皇后野利氏。从此以后，元昊与没移氏在贺兰山与天都山离宫游宴作乐，将一切国事交与没藏讹庞处理。
在此期间，没藏氏与其兄密谋，欲废太子宁令哥，立谅祚为皇太子。没藏讹庞阴险狡诈。他清楚宁令哥，对其父元昊有废母、夺妻之恨，于是再三挑唆，致使宁令哥蒙生杀父之意。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7）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元昊醉酒于贺兰离宫。宁令哥趁其机会，约野利氏族人浪烈入宫行刺，结果被卫兵发觉，浪烈当场被杀。宁令哥冲进元昊寝宫，与父相撞，慌乱之中，宁令哥挥剑削去元昊的鼻子。然后仓皇逃出离宫，躲藏在没藏讹庞家。没藏讹庞本是让元昊父子两败俱伤，自己暗中取利，眼看目的已经达到，便以弑君之罪，派人将宁令哥与其母野利氏执杀。第二日，元昊因流血过多而死。
元昊死后，群臣商议，按元昊的遗嘱，立其弟委哥宁令为皇帝。没藏讹庞，因怀篡权之心，便坚决反对。他说：“委哥宁令并非元昊之子，况且也无战功，怎么能继位呢？”
在没藏讹庞的独断胁迫下，群臣只好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并立没藏氏为皇太后。没藏讹庞自立为国相，于是朝政大权便落入没藏氏之手，致使没藏讹庞“权益重，出入仪卫拟于王者”。
夏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十月，没藏氏淫逸无度引起大臣的不满，在一次外出时，被汉族宠臣李守贵半路截杀。皇后一死，没藏讹庞担心失去权力，便将其女强行嫁给九岁的谅祚帝，然后将李守贵一家斩尽杀绝。于此，权力更大，“诛杀由己，臣民咸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