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国朝野中，饮酒风行，经常因饮酒荒政误事，所以朝廷三令五申限制朝官贪酒。熙宁即位之初，便曾“诏公私禁酒”。公元1160年，海陵王诏令“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世宗帝还身体力行，倡导节俭。他说：“如宴饮之多，近惟太子生日及岁元尝饮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饮之，亦未尝致醉。”
辽国皇帝、臣僚中，酗酒者不乏其人，有的也曾因酒酿成大祸。辽世宗就是因本人与群臣酗酒而被害，穆宗更是以嗜酒而闻名的君王。《契丹国志》卷五载：穆宗年少时，好游戏，不重视国事，每个晚上都要喝酒，喝到第二天早上睡觉，中午才起来，于是，国人称他为“睡王”。由于辽代朝野饮酒盛行，浪费大量粮食，事变不断出现。朝廷也曾诏令限酒、禁酒。如兴宗即位，诏令“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遇婚丧，须经有关部门的特批方可酿造。
西夏国对酒业的控制，是不是也因为这方面呢？是不是也曾有英雄，帝王因为饮酒，误了国事，或者败了仗，送了自己的性命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夏人在接待其他国家的使臣时，也像辽国、金国、宋国那样，以酒为好，歌舞助兴。
我们相信，在西夏人使用的兵器中，没有一样是钝的……
时尚的夏剑
“剑”是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防身兵器。它的出现比戈、斧、钺要晚一些。它直身，尖锋，两边有刃，后接短柄，常配有剑鞘，一般单手握持，主要用于击刺，古人称之为“直兵”。在中国，最早用剑的是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商民族使用的是一种曲柄式短剑，此类剑的剑身短小，一般只用于随身佩带。东周以后，青铜剑的发展步入成熟、鼎盛时期，乃是贵族和士人的必备之物。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业更加繁荣，鄂尔多斯饰有动物纹的青铜短剑，塑造了中国独特的青铜文化。
西夏的刀剑制造非常出色，锻造水平很高，个个都是精良的武器。李元昊统治西夏的时候，宋朝使节来会见李元昊，就听到厅东侧有千百人在铸造兵器之声，可以想象到当时铸造的规模，精良的武器就是从一座座兵器机构中制造出来的。对于善于用兵的李元昊来说，经常举兵奋战，刀、剑、枪、甲的需求更为迫切，武器的好坏对作战有重要影响，他是不会放过这个关键的。流誉当时的“夏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十分名贵，宋朝文学家苏轼曾给予很高评价。据说北宋末代皇帝本人也随身佩带“夏国剑”。西夏帝陵中出土的一把长达一米多的铁剑，全剑身长就有88厘米，尽管剑体已经锈蚀，但作为帝陵的陪葬物，说明当初就是一把名贵的长剑。
宋朝曾经禁止向西夏出售金属，控制西夏的兵器，虽然出现过兵器短缺的情况，但不影响党项人对兵器的爱好。
党项民族自古擅长骑射、狩猎、征战，自然离不开良弓劲弩。史书记载：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竹牛就是牦牛，西夏盛产牦牛，而牦牛角则是制弓的极好原料。这种弓不仅性能良好，而且美观耐用，也可以当作一种艺术品。当然弓一般还是用“柳干皮弦所制”。文献又记载，西夏都城兴州出良马，被中原购得，每张弓值数百千。当时宋朝曾有人买到10余张西夏弓，作为礼物送给权臣童贯，可见其名贵。
党项人还擅长制作机械性质较为复杂、威力很大的神臂弓。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熙宁年间，李定献了一张弓，能射三百步，能穿透好几层木片，被称为“神臂弓”的，就是最好的利器。据说李定本是党项羌的酋长，后来投靠了宋朝，做了官。这个人曾领兵与西夏作战，对武器十分熟悉。这种质地精良的神臂弓，中原久已失传，李定投靠宋朝后，就成了宋朝的兵器中重要的一种。
在兵器制造方面，西夏也注意学习宋朝的先进技术。早在李德明时期，西夏就想利用宋朝的武器装备自己。公元1009年，李德明派往宋朝的使臣白守贵请求买宋朝的弓弩，没得到许可，而这位使臣没辜负李德明的心愿，他在宋朝京师开封仿造了军器带回西夏。公元1012年，宋朝曾下诏禁止武器外传，李元昊欲变被动为主动，多次发兵攻打宋朝，从战场上夺取宋朝的兵器，以补西夏兵器之缺，然后握着这些兵器再攻打宋朝。
“甲胄”是指用来护身的金属衣帽，最先出现的是胄，就是一种金属帽子，它出自对“戈”类勾啄性杀伤武器的需要而做的。田况在《兵策》中说西夏的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驽可入”。西夏陵园中，出土了大量甲片，制作非常精细，它们厚薄均匀，孔眼划一，印证了史书上所载的内容并不是虚构的。
对于进攻性武器的制造，是西夏统治者不可轻视的，于是两军对阵时一种旋风炮使西夏军队得心应手。这种炮装置在骆驼鞍上，可以发射如拳大的石头。这是一种可以活动的、具有相当威力的武器。据说在乾顺时期，西夏部队进攻宋朝的平夏城，使用了一种攻城高车，名叫“对垒”，能运载数百人，攻城时填壕堑而进。那时，宋朝战将郭成防御有方，加上突然起了大风，把“对垒”刮倒，平夏城才侥幸脱险。
至于其他的利器有多少，分别用在哪种战争中，无从揣度，但我们相信，在西夏人使用的兵器中，没有一样是钝的。
100多年里战马嘶叫声过后，从边塞中，传来凄凄哀哀的歌声……
歌舞边陲
据说身任节度使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接受了唐僖宗全套鼓吹，共有3架，大架用1530人，法架用781人，小架用816人，有金钲、节鼓、大鼓等10余种乐器。此种说法可能有些水分，但也说明党项人爱好音乐的程度。
党项羌人以往使用的乐器非常简单，仅有琵琶、箫、笛等，但在我国历史上，羌笛是久负盛名的。婉转悠扬，扣人心弦的羌笛声，就为汉族诗人所欣赏。王之涣的乐府《山寨》：“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五代时，党项人常与中原有贸易往来，在市井中“醉则联袂歌其土风”，可知党项人是擅长歌舞的。党项族的音乐依然留着唐朝遗风。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义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李元昊继承王位，认为中原的音乐不足以效法，就改变“唐宋之缛节繁音”，“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在全国流行，但羌笛依然是主旋律，李元昊攻宋朝时，范仲淹身任边帅，他作的《渔家傲》一词中，也写出“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词句，为兄弟民族的相互之争而发出深深的感慨，足见从羌笛奏出的乐曲，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直到公元1148年，西夏乐官李元儒参酌汉族乐书更定音律，重新把夏乐推向高度汉化的境地。
在宋代，西夏人喜欢汉族音乐。宋神宗元丰四年，沈括作过几十首“凯歌”令士卒歌唱，其中一曲就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有一则记事，说西夏境内有井水的地方，都能听见歌柳词。柳词，就是指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柳咏作的词，他的词作情致绵永，意义显豁，既受汉族人民欣赏，也迎得西夏农牧民的喜欢，从这些可以看出，在西夏，无论是汉歌的流行，或者是柳词的广传，无疑都是与汉族音乐相配合，形成独特的民族氛围。
西夏文化的侧重面往往随着政治的变迁而改变，音乐也不例外。惠宗秉常是一个爱好汉族文化的皇帝。公元1082年，宋经略司传述情报说：“夏国主秉常在李郎君的所说中，招诱汉界娼妇、乐人。”说明汉族音乐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欣赏。
崇宗时也很注重音乐，宗室子弟仁忠、仁礼二人都精通蕃汉文字，有才思，而且善歌咏。崇宗在晚年时，作《灵芝歌》并与大臣相唱和，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音乐之盛。
一些西夏人能直接用汉语唱歌，这和当时不少党项人、汉人能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有密切关系。民间曲调《五更调》在汉族地区流传很早，敦煌曲子中有《五更调》，西夏也受此影响，在黑水城已经发现了西夏文的《五更调》。
和唐代时请来粟特乐伎为宫廷歌舞助兴一样，宋神宗也曾召见宋夏边境米脂寨投降的党项乐人42名，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看来，就连宋朝皇帝也要欣赏当时的西夏音乐。
当然西夏政府也为此专设了蕃、汉乐人院，属五品。
西夏汉文《杂字》揭开了西夏、戏曲、舞蹈的一页。之中所提到了影戏，就是皮影戏，在中原有很长的历史，流行于宋代。西夏还是上演这种皮影戏。杂剧在晚唐文献中已见其名；在宋、金都很兴盛，到宋代时已有280种杂剧。在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的戏曲残本，这是西夏人爱好戏曲的一个过程。
有一种名叫《柘枝舞》的，原本是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流行于唐代，由两人舞蹈。宋代时发展成人数众多的队舞，名《柘枝队舞》，西夏便吸收了这一民族舞蹈。
曲破盛于唐宋，尤其宋代更为流行，常在宫廷大宴时同其他节目轮番演出，这种舞蹈节奏紧快，奔放洒脱，一边唱，一边舞。西夏流行的也是曲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