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项先民用笛、箫流露心声开始，拓跋思恭从宋朝引来了西夏人发展大型音乐的范本。李元昊改革唐宋音乐，100年后乐官李元儒把西夏音乐与汉乐融为一体，奏响了西夏沧桑的另一个侧面。100多年里战马嘶叫声过后，从边塞中，传来凄凄哀哀的歌声。
西夏妇女生那么多孩子，让他们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一个欢聚一堂的家？如果是为了家，家又在何处？
乡关何处
战争的需要让历代帝王从不控制人口，在中国的辽、西夏、金、元时期一点也没改变，他们对生儿育女大力提倡，给予重视，一方面是为了补给战争死去的人，最首者当数元代。蒙古人在大肆向南北扩张时，国内男人能上战场的几乎都在前方作战，蒙古国内经常是好几个老婆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回家；另一方面是每个民族都热爱生活，希望子孙繁茂，家族兴旺。西夏人认为儿女都有了，才能定心。
女真人重视生子，皇帝更是如此，常常在皇室内产子时，祭奠一番，有时还大赦天下。
契丹人重视生育，以《重编燕北录》中一段有关皇太后生育的文字为据，契丹人生育时要“望日番拜，八拜”。
反映在民间时，在西夏国土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摆脱封建思想观念，他们被汉族同化，又延续着汉人的步伐，对生儿育女一样重视，因为这是壮大家族的直接办法。《西夏谚语》记载：“妇女有子金熔化。”是说妇女怀孕比什么都重要。又记载：“能养育则百子当变化，能出行则千年当出行。”看来西夏人从不在乎生多少儿女，多多益善，至于养得起还是养不起，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凄凉的场景，甚至是恶性循环。西夏多战事，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到战场上，牺牲了一茬再供一茬，家族缺顶梁柱了，再多生。而频繁的战争使国力不支，这么大的家口，生活究竟怎样？
妇女怀孕或生育的时候，人们给了她们很好的照顾，这一点，可能是西夏备受苦难的妇女唯一值得安慰的吧。妇女在怀孕期间“步沉足重，衣腹宽松”，那么就让她们“行坐安养”。而且还要注意有关事项，《圣立义海》中说：母亲在怀孕期间，对没出生的孩子要长起善念。一方面是孕妇向善，有保佑胎儿的意思；另一方面孕妇不怒，不愠，保持心平气和，就不伤胎气。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母亲这样做了，对腹中的胎儿有影响。达到胎教的效果。
注意清洁卫生，是西夏孕妇经常做的事，即便是失去自由的犯人，也按法律给予适当照顾，保持清洁的身体，让孩子顺利生产。《天盛律令》说：犯了死罪的孕妇，虽然不允许担保出去，但要安排她一处干净的牢狱，派人侍奉。判有期徒刑的孕妇，在即将生产时，派人查明情况，如果真到生产日期，可以暂时担保出去，“等产子一个月以后再推问”。
谁要是在殴打争斗中使“胎儿堕落”，肯定要受处罚，但在《天盛律令》中这一条已经残失。
孩子出生时，西夏人不像契丹人要“望日番拜，八拜”，但西夏人在高兴的同时还得让临生产的妇女记住：“养子忘命。”妇女生产时，要付出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
孩子生下来了，女真人要给孩子过满月，过百日，每年生日也要举行庆祝活动。党项人对孩子满月，百日是否重视不得而知，至少后来是重视了过生日，这主要表现在皇家。西夏称蕃于金朝后，贺金朝皇帝生日，自公元1151年后，金朝也开始贺西夏皇帝仁宗的生日，时在九月。由此可知西夏仁宗的出生在九月。由金使前来西夏贺生日的记载中还知道了桓宗生于九月，襄宗生于十二月。
以下的工作是给儿女起名、教育，然后进行成年礼俗，以15岁为界限。15岁以内的男女可以订婚，过了15岁就结婚。男的开始练武艺，女的操持好家。从这方面看，西夏人的生活太简单了，如果从另一种眼光看，党项人从部落走向一个国家，其实也是简单的。早期的党项羌处于氏族社会，各“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内迁后，部落人口增大，向奴隶制发展的时候，开始了劫掠财富，俘掠奴隶。从公元983年李继迁反宋到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大夏皇帝，是西夏奴隶制社会迅速走向封建化完成的阶段，一直到1227年，从没停止过战争。那么，西夏妇女生那么多孩子，让他们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一个欢聚一堂的家？如果是为了家，家又在何处？
189年汇集在一起的亡魂又由谁来祭奠呢？在西夏的国土上，那些幸存下来，并且傲立于历史之中的寺庙、佛塔，静静地诉说着……
亡魂的祭奠
党项人在《隋书》中出现时，他们“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天是他们亡魂的最好归宿。
后来，党项人把这种崇拜转移到鬼神的身上。《宋史》中说，党项人非常相信鬼神。西夏文字典《文海》中给鬼和神明确的分了工。什么样的鬼干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神，主持什么样的工作。
李元昊称帝后不久，就从都城兴庆府远行到西凉府祠神。直到西夏中期，多神仿佛仍盛而不衰。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曾在宋夏边界为帅的沈括，记载了当时党项人的鬼神信仰，他说：所有西夏党项族，所住的正房，常留出中间一间，用来供奉鬼神，没有人敢在这里面居住，里面有“神明”，主人只能坐在旁边。
西夏攻打延州时，监军嵬名理直中了埋伏战死了，于是他们俘获敌人后当即射杀，为嵬名理直报仇，“杀鬼招魂”。
仁宗仁孝在公元1176年甘州黑水河边立了一块碑，叫《黑水建桥敕碑》，碑文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书写。上面记载了皇帝敕告黑水河上下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希望他们重加神力，密运神威，使水患永息，桥道久长。
西夏人认为得到的鬼神的呵护，人就可以得益成名。
西夏人希望得到鬼神呵护的同时，也希望得到佛的呵护。自从凉、魏经隋、唐以来，佛教在河西、陇右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对迁到这一地区的党项族有着潜移默化和直接继承的关系。于是，党项族开始信起了佛教。佛教既可以加强统治，也可以安抚民心。尽管西夏并不排斥党项民族原始宗教和道教，但佛教始终是西夏的第一宗教。西夏建国初期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将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番大藏经”，共有820部，3579卷。可见他们对佛教的重视。
西夏人倡导佛教，于是在西夏寺庙林立，信徒广布。于是，对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影殿的保护列上了《天盛律令》。西夏庞大的法师、侣僧，为死去的西夏统治者超度亡灵，为西夏数百万人祈祷平安。
西夏的君主们都要接受封号，帝师、上师、德师等都是高僧的名号。这些封号，紧紧地套在统治者的身上，以求佛的保佑。然而，他们这么虔诚，这么费心思，佛始终没有显灵。
佛教中让人们多积德，多行善，为此西夏政府专设功德司统辖，让僧人记录所做善事。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弟子，要经过试诵经典，考核礼法，逐层报批等繁杂手续。
在西夏10位皇帝中，哪一位更信佛，哪一位做的佛事最多，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在189年的风云中，都归向了一起。重要的是那些神，由巫师们招引来，他们曾幻想借用巫术这种“超自然力”对不利的现象施加影响或进行控制。
西夏在政府设置“巫提点”一职，是专门管理佛、道教以外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仪式等问题，派遣一二名大人。西夏政府任命的巫师称为“官巫”。
占卜是巫术的又一职能，其目的是问凶吉、决疑难。占卜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它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军事上作战的行止。西夏在出兵作战之前先行占卜，用“擗算”、“咒羊”等方法决算战争的胜负。可是女真人、蒙古人出现以来，每次战争似乎都没有得到神的护佑，从襄宗安全开始的五位西夏皇帝，也没有得到佛或者神的保全。或许，在蒙古军队攻入中兴府那天起，末代皇帝李祐也像蜀国的刘禅那样，请来巫师，进行祈祷。如果真是这样，后人不会责怪他，责怪他的是当时幸存下来的党项人，而他们，都已经死去几百年了。
或许对一直活到明代以后的党项人来说，神永远没有离开他们。而西夏的生命，自从公元1227年以后就停止了。
据说，蒙古人处理党项皇室的做法，对中兴府居民异乎寻常的大屠杀，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做法“意味着为成吉思汗来世提供一支可观的卫队”，这样做的结果，敌对国王的“德行”就会转化为一种服务，侍奉他们死去的大汗并且是保护大汗的精灵。
显然死去的西夏人都不是为了祭奠成吉思汗的亡魂，但西夏人在189年中集在一起的亡魂却对死去的西夏王国作着祭奠。
189年汇集在一起的亡魂又由谁来祭奠呢？在西夏的国土上，那些幸存下来，并且傲立于历史的寺庙、佛塔，静静地诉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