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商富贵不还乡
外国人眼中的徽州
徽州有一句俗谚称：“宁发徽州，不发当地。”说的是旧时徽商在外，盈利不留外地，将所得利润均带回家乡添置产业或举办公益事业。其实，这可能是一句很老的谚语，或仅仅反映叶落归根的一种愿望。明嘉靖、隆庆时人王世贞就曾指出：“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
清代以来，由于两淮盐商中山、陕商人的势力逐渐衰微，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又无法在两淮“商籍”中占据一席之地，故此，应试者中两淮“商籍”者寥寥。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政府就裁撤了“商籍”，并把它并入民籍，不再有所区别。
于是徽商又打起“入籍”的主意。因为“商籍”仅是“附籍”的一种，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户籍，而“入籍”或者说“占籍”则是一种永久性的户籍。然“占籍”与“商籍”的情形大不相同。由于科举考试注重本籍，因而“占籍”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当时规定：只有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20年以上者，才可以入籍当地。
也正因为这一规定，徽商所到之处，竞相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清康熙年间，一些富裕的徽商纷纷在仪征、扬州、苏州、淮安、芜湖、杭州、松江乃至南昌、汉口、北京等地安家落户，他们不仅把全家人口带去，甚至将其祖父、父亲的遗骸也迁往他乡，这正是为了入籍侨寓地。除了寻求墓地外，徽商还大量购买田宅，而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所谓“九州四海皆歙（县）客，即寄籍者（已经入籍侨寓地）十之五、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由此亦可看出徽商为入籍所做的种种努力。
徽州是一个移民高输出的地区，早在明代，天下的大都会如北京、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各省会，其次如苏州、松江、淮安和扬州各府，临清、济宁诸州，仪征、芜湖各县，瓜州、景德各镇，处处都留下徽商的足迹。及至清代，外出经商之风逾演逾炽。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扬州大盐商中徽籍占据了一大半，列在《两淮盐法志》上的盐商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了60名，其余由山西、陕西盐商各占10名。
徽商的家族观念很重，一人在外经商站住脚，便会有众多的族众去投靠，有的甚至全家迁往。16世纪之后的扬州，几乎完全成了徽商的第二个家乡。徽州的大姓家族，如汪氏、程氏、洪氏、潘氏、黄氏等，都在扬州落户，繁衍子孙，人丁兴旺。这些大姓宗族都聚居于此，并且有了相当大的规模，甚至在侨寓地的宗族成员的人数超过了祖籍地。
明清时期，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由祠堂、家谱和族田连接起来。清儒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中就曾记载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徽商事迹：程联槐，字三台，先世从徽州迁江夏，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他，五代人同居共处，关系和睦。联槐见族众人多，便决定建宗祠、立祭田、修族谱来把大家联合起来。这是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和祭田的一个显著例子。
家谱是联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它通过明族属、叙昭穆、辨亲疏、示劝惩而达到“尊祖、敬宗、睦族”的目的。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的族谱，流传至今的仍有很多。如《迁（无）锡许氏宗谱》、《戴氏迁杭（州）族谱》、《黄氏自徽迁润（镇江）宗谱》、《吴氏自徽迁润（镇江）宗谱》等等。
与族谱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宗祠的重建。宗祠是一个家族的标志，也是一个家族的圣殿。它的建立，既是宗族成员聚居和繁衍的结果，又是大批资金维持的结果。在客居处重建宗祠，这是徽籍商人特别重视的事情，为此花费巨款也毫不吝惜。他们在徽州的家乡仍然有祖先的基地，委托族人管理，并定期回乡扫墓。后来，随着岁月流逝，回乡的次数也渐渐减少，这与他们在客居地重建宗祠有着重要关系。
随着户籍的迁出及在客居地的族谱续写和宗祠重修、重建，这些侨寓徽商与祖籍地的联系日益松弛，逐渐走上了侨寓土著化的道路。
二、不吝巨金建园林
徽园内的徽式楼房
园林是综合的建筑艺术，其主要功能是修身养性，闲适自娱，贯注文人学士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高雅意境。盐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因此他们不吝巨金建造园林别馆。
当时在扬州的徽籍三大盐商各自拥有三大闻名遐迩的名园，即江春的康山草堂，汪懋麟的百尺醒桐阁，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即当今的街南书屋，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雨两明轩、七峰草堂等景点），史称“后先媲美，鼎峙而三”。可惜这三座园林的当年风貌，只能在故纸堆里显示一斑。幸好现代学者翻检出当年记载盐商张氏“容园”的有关文字：
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竹簟，冬则锦貂帷，书画鼎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古玩无真膺，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吏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金钗十二，环倚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唯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冠钗莫辨。只见金壁照耀，五色光明，与人影花枝迷离凌乱而已。
这是一幅典型的盐商园林住宅的生活长卷，有此园林美景，就有与此配套的诗书琴画，梨园戏曲，美酒佳人，华灯星灿等。如果将《红楼梦》的一班人马放置其中，那么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大观园了。
大盐商汪氏的南园已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等美景，汪氏还不满足，便设法买来江南太湖石九块，大的高如屋顶，小的有一臂之长。其石“瘦、皱、透、漏”，大洞小洞相穿，别有情趣。有的放置“海桐书屋”，有的立于“澄空宇”，有的在“玉玲珑馆”安置，有的搁放于“雨花庵”。汪氏为之取名为“九峰园”。
扬州私人园林讲究“奇思妙想”，又不失含蓄淡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当时扬州艺术界所追求的“奇”、“瘦”、“巧”等意境，已被融于园林艺术之中。
大盐商有的是钱，建造园林时往往不惜重金邀聘名人大家进行策划。在扬州徐凝门街花园巷东首有一座“双槐园”，是徽商吴家龙的产业，据说是清朝丹青大师石涛的创意。他还亲手搬石造型，堆成一座假山，即为如今“片石山房”中的有名景点。如今还保存着假山和楠木厅，假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修复，主峰高10米，临池而立；片石奇特，腹藏石屋，故有“片石山房”之称。池南岸有水榭三楹，与假山主峰相对。石涛曾有诗曰：
白云迷古洞，流水心澹然，半壁好书屋，知是隐真仙。
从此诗便可窥寻石涛当年对园林艺术的一番构思，即把环境与人“合二为一”，景中出情，情中显景，达到“清高出世”的意境。
也有人从扬州园林建筑中感受到文人“妙笔生花的匠意”，其“结构如才子笔”。有的直接说道：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松工匠断断不能也。
由此不难理解扬州素有“翰墨西林”之称。而这都与“贾而好儒”的徽商的某些嗜好有关。即使不是“满腹经纶”的徽商也不甘落后，追求时尚就是追求“奇灵”的园林风格。
三、捐资兴教不惜财
徽州语境
歙县大盐商曾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基于这种认识，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很多盐商家中都有私塾，专门聘请一些学者来家中坐馆教书。
大盐商鲍志道的弟弟鲍方陶，幼时家中贫穷，但酷好读书。当发现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童幼读物如《论语》、《孟子》等并非善本时，他曾央求家乡的富贵人家重新刊刻这些著作，却遭到断然拒绝。后来，全家移入扬州经营盐业，稍稍富裕时，鲍方陶便着手对《论语》、《孟子》精心校勘，并刊刻，然后将这优良版本分发到各盐商的家塾中收藏。家塾是家庭专门用来教育自己子女的学校。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客居他乡的徽州商人常请当地比较有名的教师来家塾中上课，虽然所花费用较多，但他们并不吝惜。
除了私塾外，徽籍商人还热衷于捐资建书院，用来普及和提高一方学子们的文化水平。我国书院始于唐代，宋元以来，书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徽商对书院的支持，为地方官吏所称道：“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士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愿光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