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使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第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被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开始是团练的捐输搜刮，后来是曾国藩督师祁门的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使徽商栖息之地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虽然历史很长，但由于没能顺应社会的发展，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退命运。
五、徽商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历史上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对促进沿江区域市镇的兴起与繁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沿江区域一些较为出名的市镇，大多兴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而发展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22~1619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徽商特别是盐商获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来说明徽商在促进都市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
唐宋年间的江苏扬州，是江南较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这里跃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正如《两淮盐法志·杂记》中所云：“淮扬天下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暨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萃居”淮扬而牟“盐荚之利”的商贾，指的不是其他商团，而是徽商。明万历《扬州府志》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藉淮扬者。”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难怪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9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中华两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也说：“扬州盐商至万历之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以歙县人居多，一般被称之为“盐商派”。他们人数众多，财雄势大。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民国《歙县志》“风土”篇指出：明清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籍商人有江、吴、黄、程、汪、徐、郑、许、曹、宋、鲍、叶等12姓人。在两淮盐政八总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扬徽商在服饰食用方面挥霍无度，同于王侯。在购园建宅，设置书院，举办诗文会（馆），藏版刻书以及营建戏馆等娱乐场所方面不惜巨资，所费动辄就数十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扬州素以园亭之盛甲江南，而这与居扬徽商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当年乾隆南巡时，扬州是主要落脚点。在乾隆来扬州之前，徽商便大兴土木，“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如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
明清时期居扬徽商促进了扬州在经济、文化、教育、市镇及园林建设诸方面的进一步繁荣。清人孔尚任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扬州在东南率先繁华，徽商是尽了大力的。
婉约的徽州
徽商以治盐业为“大者”而“藏镪百万”，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主要是指明中叶至清道光年间的事。然而，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中资格最老、时间最久、对繁荣都市影响最大的，还是茶叶、木材、典当、银号、“文房四宝”诸项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到：当时祁门县“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悉恃此。”宋代，徽州产茶地及品种增多，茶商更为活跃。明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声很大，“祁红”、“屯绿”闻名天下，国内一些大的市镇几乎都有徽州人开的茶庄。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跃，宋室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大兴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贩运去的。宋时在徽州任司户参军的范成大在《骖鸾集》中记载说：休宁人“多以种杉（木）为业”，杉木“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明代，京都皇木多由东南各省承办，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头。
典当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万历年间，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开的当铺213家。明崇祯年间，休宁人汪箕在京都设“典铺数十处”。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为数不少，较出名的要数清代绩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在内地各省设“阜康号”银号，并经营中药、丝茶，积资数万元。
因徽墨、歙砚素负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资格老、生意兴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开文”派来说，自清同治、光绪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末近百年中，国内至少半数以上省城有“胡开文”墨坊、门市部。
概而言之，历史上大凡较为繁华的都市均有徽商经营，而徽商的资本一旦渗入这些都市，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繁华。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商人资本时所断言：“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六、徽商重视信息
俗话说：“三天不预测，买卖不归行”；“按人做饭量体裁衣，望标行船预测经商。”自古以来，许多商人从自己的从商体会和前人经商致富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善于预测对于做好生意的重要意义。
商业预测就是详细地了解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变化，民众消费方式及癖好的变化，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社会风气和时局的变化等，从中发现征兆，捕捉信息，预测出供求关系变化的走势，从而组织好商品的经营。
因此，商情预测得是否准确，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掌握市场信息。
在明清时期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中，只有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才能取得成功。
徽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树立起很强的信息观念，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市场信息。主要有：利用“伙计”充当耳目，伙计除了经办具体商务外，还负有收集商业信息的责任；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互通行情。
在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徽商灵活地选择其经营地点。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海岛，从江南到塞北，从汉人的居住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徽商活动的足迹。
如歙县商人郑崇学，壮年时曾到大梁（今河南开封）经商，后来又寓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吴光裕，先是从父商于楚，后经商于广陵（今江苏扬州）；许赠，弱冠即经商于六安团山郾，后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之正阳镇经商达20余年。
梦里水乡
徽商还能根据其所掌握的市场信息，选择经营项目。如歙县商人程澧，他在决定经商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远游。通过这次市场调查，了解和掌握了天下万货之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宜做布匹生意；在扬州，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适合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不但自己更加富有，而且还带动了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又如明代徽商阮弼，他初到芜湖时，看到这里舟车辐辏，信息灵通，遂决定在此创业。当时芜湖市场的其他行业均有人经营，唯独缣帛一项无人问津，他于是决定经营此业。因是独家经营，无人竞争，阮弼获利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阮弼抓住时机，招募一批雇工，在芜湖开设染局，经营彩色缣帛，结果又大发了一笔财。
大多数徽商都能够做到“趋时观变”，“相度土宜，趋物候”，商业经营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是徽商发家致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七、徽商资本转向产业
从宏观上说，历史上徽商资本确实不曾转投到产业部门去发展资本主义；但若从微观上考察，则徽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情况又是出现过的。如单个的徽商资本就曾经转向缫丝、冶铁、浆染、造纸等行业。这里分别举例介绍如下：
据清光绪《唐栖镇志》记载，清代杭州唐栖镇缫丝业比较兴盛，有不少徽商在这里“贸丝开车”。就是说，徽商不仅在这里进行丝织品贸易，而且利用自己的资本“开车”缫丝，进行蚕丝产品的加工。
关于徽商投资冶铁业，明人汪道昆《太函集》中举出的事例不少。如，休宁人朱云治随家兄游贾福建，后“课铁冶（业）”“业大饶”，“贷诸佣人钱百万”。这位处士发了财之后，对应试科举也不感兴趣了。再如，歙人郑天镇少时曾“服贾，以铁冶起”，明弘治年间“受室（休宁）海阳新溪戴妫”，是一个先贾后儒的人物。明初，休宁人詹安，“以铁冶起富”，直到他的第四代人曾孙詹起，还仍然经营冶铁业，积资甚巨。
《汪氏统宗谱》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明嘉靖时，休宁人汪尚权“商于湖阴数年，复大募工，治铁冶。指挥百人，渐渐有序，工罔费效……，资日丰于旧”。这位徽商在外做了几年别的生意后，又把资本转投铁冶业，显然是他看到铁冶业的利润比他原来经营的行业利润要高得多。无怪乎最后“资（本）日丰于旧”。
单个的徽商资本投向浆染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明人阮弼在芜湖经营布料染色加工业。
阮弼是歙县岩寺人。他从小经商芜湖。后发现芜湖的浆染业有利可图，便将商业资本转移到这一行业。他的资本转移，不像一般商人那样搞入股分红，而是独自“立局”，招雇染匠来进行生产。由于该局加工的布料产品，一直畅销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因而获利甚丰。随着资本的积累，经营现模不断扩大，其他商人也纷纷来入股，于是他又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市镇设立了“分局”，从而形成了有组织的行业。阮弼被推为总商，即这一行业的总管事和内部调解人，以及与官方打交道的全权代表。阮弼这种“立局”组织生产的形式，显然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明清时期商业利润最高的莫过于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了；但按明人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的记载推算，明末徽州盐商的年利润率也不过333％。而到了清代，盐业的利润率就低于—些产业部门了。按有关资料记载计算，清代造纸业的年利润率高达214％。这就促使商业资本向这一行业转移。那么，徽商资本是否也曾转到过造纸业上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在纸的著名产地——江西广信府，当地人开纸厂的很少，而“富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再如，旧时常山县的造纸生意，徽商也曾参与竞争，用大生产排挤当地的小生产，以至“获利沾溉膏润。”
八、徽商重视智力的投资
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同在这一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别发达，以至人文郁起，英才济济呢？笔者以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徽商不惜财力兴办教育大有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徽商重视智力投资。
明代徽州教育就比较发达。《安徽书院志》称：“安徽之书院，……以地域分配言，则首推徽州六邑较为发达。”《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邑设有社学462所。而且，宋之紫阳书院，明之还古书院，清之东山书院，都很有特色。此外，一些名宗望族，缙申之家还广兴家族塾学之风，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教育事业，利用各种方式教育子弟，开馆助读，故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茅屋书声朗”之称。徽州大办教育，其经费从何而来？原来除了官府资助和各乡族捐助外，多半靠徽商捐资。徽商在这方面的捐资大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直接捐款；二是捐资购买学田作为办学的专项费用；三是从他们捐款的祠田、祭田中提取一部分利息，作为族内子弟的学费或应试科举之费用。如，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3 000金修紫阳书院，捐8 000金修山间书院。歙县巨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清道光八年（1828年），适绩溪著名学者胡培晕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之际，徽州墨商胡余德（第二代胡开文）捐银一千余两。清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12 300余缗缗：古时穿钱的绳子，也指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
由于明清时期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因而这一时期徽州以科举及第，“以才入仕”者盛极一时。据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六县中进士的就有618名，占同时期全国进士总数12％。在歙县就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之誉，还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
自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徽州商人在各侨寓地土著化的进程逐渐加快，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和重建宗祠，从而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徽商及其后裔社会流动的增加，极大地影响了徽商利润的流向。那么这些巨额的“在外”资金最终流向了何方呢？这恐怕还要从客居他乡的徽州商人的消费生活说起。扬州是徽州富商大贾最为集中的城市，对麇集于此的徽商群体进行分析，更具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