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明显的特征大致可分为：精巧的村落规划，规整的平面布局，灵活的空间结构，精湛的三雕艺术，古朴的家具风格，厚重的历史渊源。
南宋迁都临安，大兴土木，筑宫殿，建园林，不仅刺激了徽商从事竹、木、漆经营，也培养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还乡，也争相在家乡建住宅、园林，修祠堂，立牌坊，兴道观、寺庙，从而形成了有徽州特色的建筑风格。现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等其明清民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徽州建筑风格。古村落选址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吉咸备，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面临街巷，粉墙黛瓦，鳞次栉比，散落在山麓或丛林之间，浓绿与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风格。同时有大量的文化建筑，如书院、楼阁、祠堂、牌坊、古塔和园林等杂陈其间，使得整个环境富有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趣。站在高处望村落，只见白墙青瓦，层层叠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有的中间高两头低，微见屋脊坡顶，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两端跌落数阶，檐角青瓦起垫飞翘。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出民居墙头与天空的轮廓线，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韵律美，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和谐。民宅多为楼房，以四水归堂的开井院落为单元，少则2~3个，多则10多个，最多达24个、36个。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增长，单元还可以不断增添、扩展和完善，符合徽人崇尚几代同堂、几房同堂的习俗。民居前后或侧旁，设有庭院和小花园，置石桌石凳，掘水井鱼池，植花卉果木、叠果木，甚至叠假山、造流泉、饰漏窗，交天合自然谐和一体。在内部装饰上力求精美，梁栋檩板无不描金绘彩，尤其是充分运用了木、砖、石雕艺术，在斗拱飞檐、窗棂、门罩屋翎、花门栏杆、神位龛座上，精雕细缕。内容有日月云涛、山水楼台等景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画面，传说故事、神话历史等戏文，还有耕织渔樵、仕学孝悌等民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活生生一部明清风情长卷，赋予原本呆滞、单调的静体以生命，使之跃跃欲动，栩栩如生。境内还保存众多的明清祠堂、牌坊，建筑风格也颇具特色，与明清民居称为“古建三绝”。矗立于县城的许国石坊、北岸吴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图》和《西湖风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凤楼”砖雕和《百马图》木雕，分别体现了徽派“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一代徽商富贾江南，造就了徽州的富庶，他们回到故乡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豪宅、花园，灵巧的徽州工匠们，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了这永垂不朽的徽州古园林。
徽商遗存的山水庄园
今日名声在外的苏州园林，其中不少名园，便是以徽派建筑为基准，有的甚至就是徽商所建，从而将徽派园林带到了他乡。
留存至今的徽派园林，著名的有位于徽州区唐模村的檀干园，关于檀干园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说是唐模村有一许氏巨商，事母至孝，老母想游玩杭州西湖，但当时关山阻隔，交通不便，难以成行，因此就不惜巨资，修了这样一个“小西湖”，供母娱乐。此种传说，从园亭布局处处摹仿西湖景观来看，是可信的。从唐模东向进村，迎面一座用青石构筑的八角亭，亭榭上下三层，四边虚阁，飞檐八角各悬铁马，亭上有两方匾额：西书“云路”，东书“沙堤”。亭左临溪，沿堤有多株数百年古樟树；亭右为一小五谷祠，下面竖有一小巧别致的青石牌坊。越亭向西数十步便是有名的《同胞翰林》石牌坊。它宏伟壮丽的建筑设计和精致的徽派石雕艺术，是附近一带石坊中所罕见的。檀干园的正门上书匾额，两旁也有两幅楹联。其一是“溪流无岁月，堤树有春秋”，另一是“今之圣地王官谷，中有诗人丁卯桥”。门内两厅，壁上嵌有《重修檀干园碑记》。碑前甬道，系白色鹅卵石砌成，甬道的尽头有小神龛，内供唐代名臣张巡、许远碑位。拾级而上，“确皋精舍”是园内的主体建筑，规模宏敞，上廊恢宏大度，气宇轩昂；下廊客室明窗，各有悬联。居舍四周杂植各种花木，陈设徽派盆景，淡雅有致。
园外长廊深处，墙下丹桂五株，冠盖笼荫。长廊中部，水榭亭亭，倚立荷塘。门作圆洞形，额题“花香洞里天”，楹联是：“沽酒好从沙口店，看花同上水心亭”。夏日良辰，邀二三佳友，凭栏观赏那些妖艳欲滴的出水芙蓉，浅酌低唱，可以乐而忘返。这便是檀干园的“外湖”。
徽派建筑图
从“花香洞里天”向北，便是湖堤卧波，拱桥横跨，情趣似苏堤而小巧胜之。湖心有“镜亭”翼然，“镜亭”虽小，结构却雅致精巧。外亭云形，周围石栏水榭。柱上长联形象地描绘了这个美丽山村和小西湖的四时景色：“喜桃露春稼，荷云夏净，桂芬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内亭入门处悬有“镜亭”二字的横额。亭壁系用大理石砌成。最足珍贵的是，亭壁镶嵌着宋、明以来，举凡苏、黄、米、蔡以及文、祝、董诸家书法碑刻18块，正、草、隶、篆诸体俱备，镌工技术精湛，可叹观止。
西行有一石桥，名“录官桥”。桥下水潭深碧，桥南百年古树，连绵掩翠，约计里许，笼罩着一半湖面和唐模村庄，“全村同在画中居”可谓名不虚传了。
七、徽商与儒家文化比较
无梦到徽州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历史上地少人稠，曾是一个商贾之乡。明代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到了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与山西商帮已在当时“称雄”，是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实力已达高峰，尤其是在两淮盐场，徽商的经济实力几乎位居诸盐商之首。徽商的成功，除有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和较好的商业道德外，善于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徽商所处的人文环境对商务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积财千万，无过读书”，仍然是当时社会心理的主流。社会意识普遍贱商，商贾居四民之末。面对传统价值观，徽商欲争得自身的社会地位，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符合时宜的价值观。于是就借用儒家文化中的“功名”二字，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功名，同样是人生的正途。新的价值观鼓励着徽商理直气壮地去参与竞争，去争取事业的成功。著名学者胡适曾把徽商喻之为“徽骆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吃苦耐劳，成帮结队，长途跋涉，不倦地追逐着“功名”，努力发展自己的商务。在清嘉（庆）、道（光）之前的几百年间，徽商十分兴盛，其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远涉重洋经商异国者，亦不乏其人。
徽商为了使自己的经商事业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没有对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改造、变通、融合，使儒家文化为自己的商业经营顺利发展服务。这种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以利实用的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八、徽商与儒商的异同
许国石坊
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徽商。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徽商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安徽人。在早几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的安徽，虽然经济上落伍了，而且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是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会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钱庄竞争不过银行，胡雪岩也斗不过现代银企经营者。那我们现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又该如何去秉承徽商优秀的传统，树立现代商人意识，并对徽商文化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再造，让其焕发生机、闪耀光芒，再次照亮我们前行的经商之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