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竣，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曾国藩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的人，则是他治人之术中的难题之一。他主张在治人贪欲心理上下工夫，是一有用之招。
曾国藩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绝不容忍私欲膨胀。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曾国藩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大奸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敗坏，竞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0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查问，找出问題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顸先说明的。
为了竣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七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查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查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竣法治世，才能做一个清淸白白的人。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锋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采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询，也只是革去那婆特别差的人。
战国晚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法”的角度，对君臣吏等的不同职能，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是处势、任法和用术三者并举。
（1）处势
韩非十分重视势的威力，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淫，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君主失去威势，也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工具，就不免会丧国辱身。因此，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严守势位，“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荨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要求君主严守势位，意在鼓动他们独揽大权，“威不贰错（通“措”。置立），制（权力）不共门”，不给下臣提供取而代之的机会。
（2）任法
韩非认为，仁政或暴政，都于国不利，“仁暴者，皆亡国者也”。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推行法治。用他的话说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偏私）。”“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释法术而心治（任凭胸臆处事），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随意估测），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半数准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那么什么是法呢？韩非回答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韩非主张，立法首先应当以普通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根据，“察士（明察之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其次，还应当将法令制定得详备具体，“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因为如同圣人之书写得简约会引起弟子们的歧见和争执一样，法令制定得省略必然要导致人们的争论不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这就不利于法制的实施。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法莫如一而固”。
（3）用术
韩非针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的情况，明确提出君主也应当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难能可贵的行为），不以显焉”。韩非的任法主张含有行政规范化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必须肯定；而它更主要的还在于使所有的臣民都变成法的奴仆，由独处于法上的君主通过法来主宰，对这一点更应客观辨证地认识。
（1）‘‘信赏必罚”：根据法令，下臣有功即予奖赏，有罪予以惩罚，以此约束群臣，使之不敢妄为。
（2）臣的守职之道：韩非从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臣的守职之道，主要是：
竭诚事君。韩非主张：“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可见，韩非理想中的人臣品格，就是尽心奉上，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根据韩非的君臣关系理论，君主得到这样的下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韩非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又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从而把对人臣的品德要求限定在比较现实的竭诚事君上。
告恶谏过：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对此评论说：‘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不告发罪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奠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主张，人臣有揭发罪恶之责，如果知恶不告，则与之同罪。另外，韩非认为，人臣还应当善谏君过，“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从，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
循法遵令：韩非认为，君主制定了法令，下臣就必须恪守，而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在韩非看来，法是下臣行动的唯一准则，至于道德仁义，皆不可为据。在这里，下臣完全变成了君主和法的工具。
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淸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剑锋将及身体），不敢弗搏”，“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夙兴夜寐，卑身贱体，辣心白意（敬心诚意）……”这就是说，人臣应当不畏劳苦，尽职尽责，为君主排忧解难。
看来，曾国藩作为一个大懦，其“峻法”是与韩非的法家主张大有渊源的。
曾国藩说：“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曾国藩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竣法”有效地推行下去。
感懵心得
最关键的时刻治住对手，方可事半功倍。
用智琀人
【原典】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
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第五部分治人治已】
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吾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致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它事，顺问近好。
兄国藩草十二月十四夜
【点击】
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藏锋匿迹，不过于显露，方不招人嫉恨；做事不要棱角分明，而是留有余地，方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综述】
曾国藩的治人个性是什么呢？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关系，讨论过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后，他曾探讨胜利的原因，以为由于拙減。他说：
“君子之道，荚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人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呑，变谇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忌，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龙梦孙序《曾文正公学案》，则以为曾国藩的德业文章，之所以能炳耀寰宇，其得力之处唯在强毅与谦谨。其言说：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幸，炳耀寰宇；虽妇孺方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遺集，按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铎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孩毅也，故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則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測，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則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幸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曰就月将，有本有原者矣。”
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固然由于秉性倔强，不舉以颓废自甘。也由于天资钝拙，不敢以夜郎自大，曾国藩谓事功之成，由于拙诚，其言固有为而发；然而从另一意义来看，也可见事功之成与其个性有莫大关系。
孟轲有言：“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自弃也。”（《离娄·上》）才拙者自安于拙，不求进取，为自暴自弃之流。如不以钝拙自甘，好学力行，以期达到往哲隆盛之域，则“我欲仁，斯仁至矣”。怎会知道有志不能竟成呢？
曾国藩谓立志为变化气质之金丹，而梁启超先生也说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诚可谓得根本。梁启超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比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负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人的个性固足以影响一己之学行事业，然而学行事业，也足以影响一人的个性。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已可见其梗概。
曾国藩个性影响于学行事业者固大，其学行事业影响于其个性者亦不少。细观其生平行事，当知其然，他曾经复其弟曾国荃函说：
“弟书自谓是驾实一路人，吾自信亦骂夹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則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还我固有。”
又如曾国藩在复郭筠仙书中说：
“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返顾。”
他由笃实趋向机巧，固始于“饱更事变他所以“戊午复出，誓不返顾”，亦由于不愿‘‘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曾国藩学行事业与其个性互有影响，于此可以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