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环境虽有诱人趋向机巧的可能，而曾国藩于陇居猛省之余，又能“一味向平实处用心”，以还其本质。
薛福成代李鸿章《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曾有简括说明。文中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曝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闻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則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艰难者亦在此。”
我们读到这里，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的关系，当能顿然明白了。
感懵心得
治人心者，不可乏其智也。
得势冷静
【原典】
沉弟左右：
接丁家洲舟次信，俱悉一切。
今日接官帅信，知余蒙恩赏加宫保，弟蒙恩赏穿黄马褂。一家沐非常之宠，感激惶悚。谕旨尚未接到，原信寄阅。多礼堂日内来信二次，原信及余复信均寄弟阅。
东征局解饷四万，二十八起行。赣州解饷三万，初六起行。大约日内可到。泥汊賊墙不破，陆兵断不可进；泥汊即破，进否尚宜详酌。极盛之后，当加倍小心也。下游水师请增兵，不知贼船强桿乎？抑我军怯乎？请弟细查。
季弟今日大呕吐，暂未写信，言明日必写信，诸弟放心。即问近好。
九月十五日夜
【点击】
大凡人在初创嵘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切记，越在势盛之时，头脑越要清醒。
【综述】
在曾国藩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棚司：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人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敗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人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筌），中军复以未见九帅，即令立即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阖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賦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活，人俗称荆練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场！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颇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曾国藩大智慧全集】
左宗棠也曾有用鹤顶格题神鼎山所做一联，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鱗便遗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淸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淸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阊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王阃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阖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懦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愤怨，怡然自乐。
王周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闾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人湘后，曾国藩奉淸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间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闽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阃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淸。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咸丰六年（1856年）初王做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賦，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阃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咸丰十年（860年）再人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闾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闾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闾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人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阖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闾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阖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闾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阃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闾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生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王闾运对曾国藩的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这说明曾国藩的头脑始终是淸醒的，为人之道的确是精深的。
心得
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
巧妙应对
【原典】
玩弟左右：
十七日接十四夜信，内有戈登一缄，十八早接十四日交送茶叶亲兵之信，俱悉一切。
请少荃来金陵会攻，弟亦有此意，且彼此皆是十四夜发信。“三木匠开口，十一木匠开口”，此正吾弟豁达恢弘、识量过人处。想吾十五日与少荃之一咨一函，弟已专人送苏矣。吾即日当加缄催之，并俟弟复信到曰，会弟后緘复奏。少荃到后，如能迅速克城，早破一日，弟早息一日之肩，固属万幸。若不能遽克，仍须吾弟坚嘱各营严断接济，一毫不肯放松。弟肝病已深，余所稔知。然凡事须退一步想，假如九袱洲，东坝及丹、句、金、溧至今未克，弟虽再围一年半，毫无指望，亦无如何。假如此时会剿者系平日积不相能之人，亦无如何。今少荃来，实与吾弟水乳交融，而大功实不甚远，此心岂不绰绰？望加意保养为要。顺问近好。
五月十八曰
【点击】
每个人因自身个性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治人之道，而敢说硬话在曾国藩治人哲学中颇为明显，或者说是曾国藩治人决断的一项突出表现。
湘军在曾国藩的勤加训练下，已成劲旅，于是奉命募为官勇，出境进剿。湘军也就此分编为陆师、水师，声势日渐强大，自此和太平军鏖战于湘江南北。
曾国藩本人在战事中，以岳州、靖港之败，两次投水，先为幕客章寿龄拯救；以湖口水师大溃又欲自戕，得罗泽南等劝止。曾国藩自此整军进战，毫不灰心。嗣奔父丧由瑞州返里，时为咸丰七年丁巳二月。次年戊午秋，奉命复出，由武昌经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准备图皖而后及江南金陵。
十年庚申四月，曾国藩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六月着予补授，又加以钦差大臣之名督办江南军务，曾至皖南，危而复安。十一年辛酉二月，他至休宁督攻徽剡不下，仍回驻祁门，督饬水陆围攻安庆。太平军攻击不已，情势危急，有人劝其解围他移，他自书遗嘱寄家，帐悬佩刀，誓以身殉。
据记载，李元度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参与曾幕有年，生死与共，屡著战绩>向为曾国藩所器重。徽州之败，实由其不听事前训诫，事后复擅自离职回乡，于情似虽有可原之处，于法实难宽恕，故坚诤上奏参革，殊不为过。曾国藩念于此，只请将其过去所有职衔，饬部注销，仍行革职，交左宗棠差遗。并谓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全行遗散，交部议处。结果并未判刑，雷霆中实寓有春意，曾国藩亦可谓公私兼顾，深合强恕之道。后在家书中尚迭表悔意，优予密保，可谓仁至义尽。
李鸿章在他的《水窗春呓》中也记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轶事：
辛酉祁门军中，賊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13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余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贸亦交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怒传令曰：“賊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曾国藩认为安庆之围，关系到淮南全局，也是克复金陵的根本，不可轻撤，他欲取上游之势以制下游。所以坚决不移动军队，并召集幕府的人说：“我离此一步，无死所也。”
后来，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果然在八月初一日克复安庆，也是受到他强硬的“硬语”而感召，才有此成功。
作为众人之首，特别是众军之首，曾国藩的“硬语”确是起到了独特的功效。言之而威，言之而信，其关键在“言”的“硬”与“软”。“软语”，则下怠，下怠则律弛，律弛则军难威，军难威则军必败。然而“语”要“硬”，也要有个方式，能为下属所认可，所接受。“賊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此语实乃“硬”中之典范。其要处在一“暂”字，其问含意颇远；又补以“不介意”一辞，士卒焉能不“感且愧”？
“硬”而有“情”，才能震撼下属，才能利属下为我所用，才是树立威信的领导得以引鉴之法。
曾国藩的“硬语”，还表现在他治军作战的韬略上，他亲手制定的开仗五条便是他的又一“硬语”表现：“打仗打个稳定。贼呐喊，我不呐喊；賊开枪，我不开枪；賊来冲扑时，扑一次，我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