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則极厚重，言语迟缓。公常以长子纪泽行路太轻，说话太快为忧。
可见曾国藩是如何“崇拙抑巧”了。
为了贯彻他的“拙诚”主义，他又创出“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说，照曾国藩自己说；
身到者，如做吏，則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則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
终条理，先要擘得斧，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遺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叮咛也。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企图着手实践。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的为人，不论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
一个主张当曾国藩既经决定，并且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困难，他是勇往直前，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从死路中求生路。这种精神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干精神”。
细看曾国藩自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到打下安庆为止，在这个时期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但他能从奋斗中求出路，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
从以上几句话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全是“硬干”，凡是不“埋着头苦干，吃着亏不说”的人，都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兄弟，也常常以实干精神相勉。他说：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在失意时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筌）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誓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敗，非大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他的弟弟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不灰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的，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唯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
当然一个人做事会有无数种方法，我们也不能以一概十而不计全，但是想干大事，曾国藩的“去伪存拙”以及“实干为先”是有价值而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前种种譽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譽如今日生。
拙城行事
【原典】
漫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
自四月二十七日得大考谕旨以后，二十九日发家信，五月十八又发一信，二十九又发一信，六月十八又发一信，不审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发信，俱悉一切，欣慰之至。
发卷所走各家，一半系余旧友，惟屡次扰人，心殊不安。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在京年余，亦得略见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彭十家姻事，兄意彭家发泄将尽，不能久于蕴蓄，此时以女对渠家，亦若从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华丽，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变。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订婚若此？岂少缓须臾，即恐无亲家耶？贤弟行事，多躁而少静，以后尚期三思。儿女姻缘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劝，但嘱贤弟少安毋躁而已。
成忍斋府学教授系正七品，封赠一代，敕命二轴。朱心泉县学教谕系正八品，仅封本身，父母则无封。心翁之父母乃她封也。家中现有《搢绅》，何不一翻阅？
牧云一等，汪三人学，皆为可喜，啸山教习，容当托曹西垣一查。
京寓中大小平安。纪泽读书已至“宗族称孝焉”，大女儿读书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买驴子一头，顷赵炳坤又送一头。二晶本应坐绿呢车，兄一切向来俭朴，故仍坐蓝呢车。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极多（每年俸银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
同乡诸人皆如旧。李竹屋在苏寄信来，立夫先生许以乾馆。
兄国藩草六月二十七日
【点击】
他人徜若有不是的地方，甚至刻意刁难的时候，也必须抱以“容忍”之心。不要与之争锋，以追求最大的利益。同时切不可忘修身要义：诚信，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应保持以对。
【综述】
曾国藩对于淸朝繁乱而艰难的时局也无不痛心疾首，但他也无力扭转乾坤，他做事的原则还是以坚忍和拙诚行事。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洋人的帮助。因此，他一贯以“和好洋人”的方针处理外交事宜。如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洋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但他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屈膝卑躬、忍辱祈降”。他对洋人的态度，正在利用与否的见解内。他说：“（洋人）若果来东流，与余相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情感，必力为关说；倘其暗助发逆（注：指太平军）之志甚坚，亦可于言外得之，则奏明鼍筹大计耳。”
其弟曾国荃欲以恭敬的拜帖求助于洋人，他便立时加以制止，自己会晤洋人，也不先施礼。由此，可见他对洋人的态度，还不失为一堂堂中国大员的气节。
曾国藩一直固执地认为洋夷来华的目的，只是“彼不过图小利耳”，因此他说：“我以数百千饵之，亦无不可。”
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他由两江总督奉命调补直隶总督，驻节天津。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唐代称天主教为“大秦景教”，元时多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排斥异端，一度见逐。至清雍正帝，始予严禁。道光时广东巡抚梁章巨曾于其所著《浪迹丛谈》中，诋毁教堂。后经吴德芝、魏源等渲染传播（见《中西纪事》及《海国图志》），有所谓毁神、灭祖、刳睛、剖心等事，促成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仇教心理，其实自是伪传，是理解有误所致。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允许教士于内地置产，就地传教，是于湘、黔、）、赣等省，迭有毁教之事，儒生和之，暴民从之，官吏任之，而朝臣亦时以无稽之言奏之，疆吏率领恶之。因此教案益多，尤以天津一案为最严重。
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曾蹂躏天津。及开为商埠，法国神父即在天津建立教堂，收养贫儿。由于迷信，时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药练眼点金之说。同治九年庚午春，天津拐匪骤起，屡失孩子，辄疑外人迷拐。官吏拘捕拐犯。中有武阑珍供称迷药是法国教堂仆役王三给予，淸廷即向法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约法领事丰大业（M，Foutnr）至通商大臣崇厚官署晤谈，双方发生争辩，丰氏盛怒，众怒而打死丰氏，并将教堂焚毁，惨杀教士修女等数十人，乘势往劫英法教士住宅，造成国际间严重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清廷诏直督曾国藩査办，曾国藩在病中立遗嘱，抱自我牺牲决心。六月初十日抵津，据年谱载称：
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以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起急端。其致函崇公，則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于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不能定案，公亦令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于是都门士大夫中讯议纷然矣。
查办教案，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事，曾国藩深知于此，但迫于责议，迟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査拿正凶，外人深不满意。清史列传曾述及他办本案的主张和理由说：
（国藩）奏诛为首滋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复谕以“洋人谝谲性咸，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国藩复奏：
“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囚陈“时势虽极艰难，谋划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基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庚”。
当时法领曾有府县议抵之说，亦即将天津府县长官惩办抵罪，此法崇厚亦力之，曾国藩卒不从。年谱中亦载有此事：
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严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歹叔亚复来，词气凶悴；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间人照会一件，
仍执前说。二十六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此可谓有胆有识刚柔并用的外交手段。双方坚持，形势严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欷獻地说：“假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
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国藩的苦衷，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人援武昌一事，均足证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己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见《湘军记》平捻篇）。曾氏最善守拙，亦出倔强个性的硬字功夫使然。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査办天津教案，因其“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落千丈，转眼间成了卖国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沉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教案”过程中为国的苦心，却自始至终而被人忽略。其情其理，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粉饰曾国藩对外政策的高明，但我们必须看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他不可能那样彻底地去抵抗外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他所以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终就不是由后人完成了吗？
心得
吾向来为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巳从之。
